《日本<史记>研究论稿》主要按照年代顺序梳理日本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成果，在对资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及特点，对日本《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
《日本<史记>研究论稿》的研究是以往靠前《史记》研究者尚未涉足的领域。通过关注和全面了解《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我们可以理清日本《史记》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比较中日《史记》研究的异同，并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史记》传人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史记》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日本的《史记》研究也逐步细化和深入，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历代日本学者前后相承，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研究队伍，在版本、校勘、注释、评论及专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于文化的相通及差异，中日两国学者对《史记》的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一直关注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状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张新科、俞樟华所著《史记研究史略》，覃启勋所著《（史记）与日本文化》均涉及到了《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以日本所藏《史记》版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在日本，池田芦洲的《史记在我邦的价值》、水泽利忠的《史记之文献学研究》、池田英雄的《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的动向》、藤田胜久的《（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等专著和论文都为我们了解日本《史记》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日本学者留下的《史记》研究成果，特别是明治时期之前的研究著述，除极少数在日本有影印出版外，多数以稿本和抄本的形式存藏于日本各公私藏书机构中，即便是日本学者也不易见到，中国学者对此更是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这些研究资料数量庞大，全面搜集不易，日中两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总结和研究。
有鉴于此，本书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整理日本《史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而关注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方法，探究日本《史记》学发展的脉络，比较中日《史记》研究的差异及相互影响，对日本《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国内《史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对日本学者《史记》研究特点的关注也可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学者通过汉籍接受汉文化的窗口，在审视其接受汉籍的观念和方法的同时，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在海外的流播提供新的思路。
由于学识及水平所限，本书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日本《史记》研究论稿》：
《仲尼弟子列传》：“颜渊问仁，孔子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集解》：马融日：“克己，约身也。”孔安国日：“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
中井积德日：“归如字，服也。天下归仁，极言其效也。《孟子》：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前代学者对此段《史记》注释已很详尽，但未注“归”字。中井积德对“归”先注音后释义，同时引他书说法为证，对全句的注释更加全面。二、疏通文义，阐释思想
《史记雕题》采用随文批注的形式，在《史记》相关句下，对词义、句义以及《史记》各篇思想内容等多有阐发。如：
《伯夷列传》：“是遵何德哉？”
《索隐》：“言盗蹠无道，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中井积德日：“遵何德，言以何等之善受此福也。谓其无有也。”
《伯夷列传》：“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索隐》：“按：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饿死，盗蹠暴戾而寿终，是贤不遇而恶道长，尤大著明之证也。”
中井积德日：“贤人不遇，而凶人多福。而夷颜与盗跖其尤彰著者。”
以上两条都是在《索隐》的基础上进一步疏通文义。
《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日申子。”
中井积德日：“黄老之无为，与申韩之刑名，若相反者。然使黄老家为政，则不能不出于刑名。其理自有在也。精于读书者，必能知之。”
这里中井积德指出了黄老之学与刑名之学的内在联系，从而也揭示了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合传的深意。
《史记雕题》中有很多地方很像是中井积德的读书笔记，如《仲尼弟子列传》中曾参的传记很简略，也没有象他人传记那样大量引用《论语》的原文。对此，中井积德日：“曾子传独不引《论语》，且略，何哉。”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中井积德虽没有明确发表意见，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后代研究者也有启发。
此外，对司马迁通过《史记》所表达的思想，中井积德也多有精彩论述。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未能参加封禅大典深感遗憾：“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对此，中井积德批注：“按《封禅书》，武帝初，与诸儒议封事，命草其仪，及且封，尽罢诸儒不用。谈之滞周南，以罢不用之故也，非疾。”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非常热心于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畴坛。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对此司马谈倍感欣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武帝突然尽罢诸儒不用，在这种强烈反差下，司马谈倍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发愤且卒，是合乎情理的。中井积德对司马谈心理的分析合情合理。中井积德又说：“封禅出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他认为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家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本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中井积德认为即便是司马迁，对于封禅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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