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很多事情是不请自来的，你没法提前想好怎么对付，只有当它发生了，你才明白，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人生将不再按照你的预期前行。
比如，我就完全没想到，我聪明要强的老妈，居然会得认知症，我退休后不得不将很多时间精力放到她身上，甚至要变成她的“妈妈”。
就像老妈不愿意接受自己病了一样，我也不愿意接受老妈患了认知症这个事实，不愿意接受我不得不放弃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承担起为妈妈当妈妈这个新的人生角色。
也许有人认为，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是天经地义，是做子女的本分，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对我来说，真的不太容易：
首先，家中有认知症患者的人都知道，照护这样一个亲人压力是多么大。据说，认知症家属中抑郁的比例高达60%。
其次，农耕时代的人为父母尽孝的时间，远远低于现在。1957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57岁，而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早已突破80岁，这意味着照顾父母的时间会大大延长。我的同龄朋友中，退休后就在父母家上岗的不在少数，死在父母之前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要是六七十岁的子女本身已经身患疾病，力有不逮；或者虽然健康，还想继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比如“发挥余热”，恐怕难免内心的冲突。要知道，农耕时代是大家庭，大家不是住在一起就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照顾父母往往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现在大都市中都是核心家庭，光是往返距离，就带来很高的时间成本。如果搬到父母家生活，或让父母和自己生活，用空间换时间，就要努力协调两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看到过老人家在子女家中茫然无措，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也看到过晚辈受不了长辈的“指手画脚”而心生郁闷。赡养、尽孝，这些大词一旦落到细节中，就有无数的冲突和挑战，但在讲究孝道的中国，它们却很少被看到、被承认。
除了上面这几个共同点，对我来说，给妈妈当妈妈还有一处特别不容易——我其实从小没有得到多少母爱。一来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一岁多就被送到外婆家，五岁左右开始一个人在北京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后“文革”爆发，十五岁的我就到陕北插队，等我下乡归来，父母再次出国工作。屈指算来，在父亲去世、母亲离休之前，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寥寥可数。另一方面，因为童年的心理创伤，我妈妈似乎丧失了很多爱的能力，虽然她从未打骂我们，但也很少让我们感受到亲切和温暖的爱意。
现在，我这样一个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人，就要给患了认知症的妈妈当妈妈了。从2007年带她去医院检查记忆力，到2019年11月她离开这个世界，在漫长的十多年里，聪明要强的妈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存在，最终身着丝绒旗袍，优雅地告别人世。回望这段特别的生命历程，我发现，支撑着我的是两个因素，一是来自弟弟妹妹的体贴与共同努力，二是通过写作记录给妈妈当妈妈的过程。写作，一方面将我内心的纠结、焦虑、烦躁和委屈纾解开来，一方面帮我把对命运的无奈转化为对生命的观察、觉察与省察，让我在辛苦的陪伴中看到了意义。
我并非从一发现妈妈生病就开始记录陪伴她的过程，事实上那时候我还在《中国青年报》上班，工作很忙碌。2008年我退休后，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杜爽开始公益创业，又度过了忙碌而充实的五年。2013年，在我60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自己创办的公益机构“歌路营”，原因之一就是我妈妈的认知症已经进入中期，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用写作记录陪伴她的过程。2015年1月，妈妈进入了养老院。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中，我写得也不太多，一方面因为她渐渐地失去了与我们、与这个世界互动的能力，一方面面对她，我也有太多的不忍，太多的无奈。
我也没有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所有的艰辛和琐碎，只是在某些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才写。因此，这不是一本“认知症陪伴照护全记录”，虽然我相信这些文字对认知症患者家属也会有一些帮助。
妈妈去世后重新看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忍不住又哭又笑。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百年孤独”，让我无比忧伤；看到陪伴她的过程中，我们居然还能苦中作乐，也让我再次感知生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颜色。
妈妈所在的养老院有一位知名的医学专家，也是认知症患者。有一天我和她聊天，我说：“我知道您是某某医院的大教授。”老人家似乎突然清醒了，一挥手道：“Gone with the wind!”
啊，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多么潇洒的老人家！
现在，妈妈已经离去，她的生命真的Gone with the wind了吗？
窗外，微风掠过椰林，我好像听到妈妈说“我在这里”……
2019年12月22日于海南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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