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的文学课 _龚鹏程著_9787101105230

　　作者打破了一般讲文学要么赏析作品、要么探究作者的范式，摒弃了以时间脉络、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解析文学的方法。独辟蹊径，将文学作者、作品，乃至文学活动，置入文化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从文学与儒家、与道家、与佛家、与经学、与史学、与子学、与书法、与绘画、与音乐、与武侠、与社会、与国家、与时代、与地域、与读者横向角度看文学。

　　这是一本讲录，主要谈的是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讲录成书，本是旧例，《论语》、《孟子》就出于讲说；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传，也是演讲录；佛经更属“如是我闻”。但我不敢妄希圣贤，本册也不敢奢望成为经典，所讲只是一些文化小常识，提供给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做参考，聊以入门而已。
　　一般讲文学，要不就赏析作品，对结构、布局、笔法、人物情节之安排，修辞之巧妙，分析入微；要不就探究作者，论其心境、遭际、时世、交游、写作年时等，期为知音。这些办法当然都很好，也都是必要的。但我现在所准备讲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把文学作者、作品，乃至文学活动，放在一个较大的领域中去看。本书十五篇，也就是十五讲，分论文学与儒家、道家、佛家；经学、史学、子学；书法、绘画、音乐、武侠；社会、国家、时代、地域、读者等等的种种关系。
　　为何要如此讲文学呢？文学是人文活动之一端，它有具体的人文脉络，成于特定之社会文化中，不了解这些社会文化状况，自然便难以理解作者与作品，此孟子之所以云“读书须知人论世”也。例如读李白诗而不懂道教，读王维诗而不懂佛教，能成吗？中国文学，与儒道佛、经史子学以及书法绘画诸艺、时空邦国社会等等共生，彼此相联，互为骨血。不能明白这些，仅抽提、孤立地讲作品与作者，你以为做得到、讲得好吗？不懂这些而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析中国文学，你又以为能行吗？
　　近世论文学，不幸偏欲行此魔道。一方面是文、史、哲、政治、社会分科别系，各领风骚。中文系专究文学，罕窥经史诸子之奥，于佛老哲学、书画艺术亦颇睽隔，号称专业，其实只是固陋，以至于谈文学，便仅能就作者生平、篇籍流传考来证去，或就作品之章句修辞析来赏去。另一方面又有西洋新批评推波助澜，认为文学批评就该只针对作品本身，不必问作者乃至时世社会等事，说那些均属历史主义，都是外缘研究，作者已死，审美唯须当下即是。于是论文学者崖岸自高，益不屑于了解那些外缘。
　　实则康有为诗尝云：“别有遁逃聊学佛，伤于哀乐遂能文。”文人创作，不过是心迹之外显，创作主体并不在作品本身。其所以创作，并作成这样那样的作品，原因都不在作品上。新批评以作品为唯一依据，实是胶执筌蹄，未究心源。而作者之所以能成文，又或因感时伤事、或因逃禅修道、或因征圣宗经，原因亦皆不能仅在作者身上求。陆游教子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的东西，才真正是诗里面的东西。诗中所有，均自诗外得来。所谓外缘研究，恰恰是内在之本。作诗如此，读诗亦然。近人横剖内外、割裂文学与其他人文知识及活动，真是未之思也！
　　时世如此，则我这一系列演讲亦可视为伤世之作。只不过，受限于学期与课时的限制，每一讲虽都是大题，我却只能略讲，挂一漏万、言简意赅，乃是必然的。讲时趁兴，细大不捐，亦只能请求读者矜谅。好在只是入门、只是介绍、只是提醒，读者观其大意即可。我若真要繁密严谨地讲，恐怕反而不便初学。
　　这一系列，我讲过几次，每次颇不相同。因我讲课并无一定的内容，因时因地因机而发，殊不一致，如水注物，赋形各异。这本书所录，基本上采用二〇一〇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讲，由学生据录音整理成稿。他们整理得很辛苦，但毕竟非子游子夏万章公孙丑，是以所录文字还须由我花很大的气力来修订。修来改去，日就月将，终于文不文、语不语，支离桀格、漫不成章。我心已倦、我力已疲，只好如此啦，其中疵谬，读者恕之。

　　1.切莫轻信现代人对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任何论述，那往往是在特殊时代情境和视野中形成的偏曲之见。要明白文学与儒家的关系，还得重新来看历史。
　　2.近代人批评儒家，老爱说儒家是封建礼教，以礼杀人或以理杀人，因而歌颂讲“诗者，缘情而绮靡”的魏晋和“大倡情教”的晚明，认为儒家就是要压抑情（欲）的。这真是冤哉枉也！
　　儒家最重情了，怎么会压抑情呢？礼是什么？就是“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也”！礼的本质或内涵正是情，例如丧礼所以尽哀、婚礼所以致乐，哀乐之情若消失了，礼还有什么意义？徒为节文而已。故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易，是指丧礼办得井井有条，看起来仿佛很合理，但心中无临丧者那种凝重感，一点儿都不沉重，如此倒还不如仪节俭略而自心哀戚呢！此说最能显示儒家之精神。礼以情为质，其节文只是用来表现哀乐之情的。
　　3.宋徽宗本人更是个狂热的道教徒。他诗、书、画俱擅，又学神霄派道法，这一派号称能引雷电来镇伏妖魔鬼怪。由于道教是国教，所以道观即是政府衙门，很多文人，如苏东坡、朱熹、陆游（号放翁）都当过道观住持。东坡的启蒙老师就是道士，最后一个官职则是玉局观住持。欧阳修的父母亦葬在道观里。许多学者说中国历代只以儒家为国教，真是无知呀！
　　4.无论作者是具有道教思想，还是文体系由于道教思想才有，或是读者从道教角度去解读作品，文学与道教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里面都充满了太多过去所无法想象之处，值得格外留意。
　　5. 佛教宗派问题乃至禅法等，一般人不注意，也搞不清楚，但其实非常重要，弄不明白是要闹笑话的。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王维。王维是文人中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代表人物。他自号摩诘居士，后世则称他为“诗佛”。研究他的人多得不得了，但因不懂佛教宗派关系，所以常是乱扯一通，说他是南宗禅。
　　王维其实与南北宗禅师均有交往。《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写的是神秀与其弟子普寂，《谒璿上人（并序）》，写的道璇，亦出于普寂门下。道璇弟子元崇，则于安史之乱后，在王维辋川别业游处。《过福禅师兰若》写的也是普寂同门的义福或惠福。这些都是北宗禅师。王维所写的南宗禅师，如给慧能撰写碑文、给马祖道一的诗或《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并序）》说：“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等，数量上绝不比写给北宗禅师的多，关系也不特别显得亲密。因此，说王维是南宗禅，纯是论者主观的想象。
　　6. 刘向当时把文学和经学分开。这一分，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从鲁迅那时起，近代讲文学史的朋友都说文学独立于魏晋。有些人还讲得更晚，说应该到刘宋设艺术、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宋书》卷九十三），把文人与艺者、修玄之士、史学家分开来，文学才独立了。其实不然，汉朝人在做图书分类时，早已有明确的文学概念。在分书时，哪些属于文学，哪些不属于，已十分清楚，不是到魏晋南北朝才独立的。文学独立，还不仅表现在刘向编书这件事上。班固《汉书》所记载的人物，就有一种叫文章之士。如《公孙弘传》说武帝时的人才：“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前面讲的是目录分类，即书的分类，现在所讲的是人的分类。后来刘邵《人物志》，将人分为十二类，其中有一类就叫文章家；范晔的《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又另列了《文苑传》，亦都是继承班固的分法。也就是说，在西汉、东汉之交，书已经独立出文学一类；人的分类，东汉以后，也独立出了一类，叫做文士。所以文学和经学之分，在书与人两方面都越来越明确，王充《论衡》里面也做了这样的区分。他说，有一种人是经生，是研究经学的人。这类人比较笨，死读书，不会写文章，只是把书抄来抄去。要能够写出自己的一番见解，表达自己的看法，只能期待文人。这也是把文人和经生分开的。
　　7.孔子之后，历史的书写讲究直笔，不虚饰，不增美。到了汉代，这种发展越来越明确，首先体现在史部独立于经部的过程中。史部本来附于《春秋》类中，慢慢附庸蔚成为大国，独立成为史部。南北朝期间，史部越来越庞大。
　　8．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在中国，什么才叫做艺术？是唯有文学与文学有关的东西才能叫艺术！雕塑、烧陶、建筑等等都只是工技，工技不是艺术。艺术这个词，是比较晚才有的。古代只说艺，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艺指技能，它最早是指植栽，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这种艺字的古义，如园艺。“小园艺菊”，美人在小花园里种菊花，就是很雅的画面。这儿的“艺”字就是艺的本义———植栽。后来扩大来说，把所有跟动手有关的技术活动都叫作艺。古代把射箭、骑马、驾车等等皆称为艺，就是这个道理。术的含义则跟我们现在不同。我们现在把艺看得比较高，其实艺在古代是比较低的，指动手的技术。古代的术，则不是技术，是通于“道”的。跟“道”字一样，指人可以走的路。道术也常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如庄子说“古之道术”。这“术”就不是技术，而是指古代的大学问。古之道术，后来儒道名法各家都仅能得到其中之一端。把艺跟术合成一个新词，是很晚的事。在这个词形成时，中国的文人
　　阶层以及文人意识已经高度膨胀了，所以艺术竟专指文学及其相关技艺而言。我们看清朝末年刘熙载的《艺概》，它是介绍中国艺术的专著，《艺概》即艺术概论之意，但是它只介绍了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八股文）等等，可见一斑。
　　古人看待文学与现在是不一样的。唐朝皇甫湜曾说：文章有多了不起、多伟大、多重要呢？ “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即文学比什么都大，雕塑、调漆、刻石、捏陶、烧瓷、斫木、莳花等等，都只是工匠技能，哪能跟文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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