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遗产》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随笔体文化专著。张炜的作品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本书是他对传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成果。在他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精神符号，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现代病”的巨大能量。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海内外获奖七十余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已出版古典文化随笔《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在逃离中完成
自古至今，只要人类未能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丛林法则”就会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只不过在魏晋等乱世表现得更强烈更外露而已。社会生活里存在这样的“法则”，究其原因，即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人性是掺进了许多杂质的。有人说人性中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性，在某个时段某个空间，人性里所包含的动物性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一些。
在战争中，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关于人的兽性记录多到了不忍复述的地步，每逢这样的时刻就令我们绝望，彻底悲观起来，甚至相信人类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人类在许多时候已经没有理由向上苍索要幸福，只得认命：等待我们的只有一片黑颜色。
从历史上看，魏晋这样的混乱时期，对人性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实每个人自诞生之日起，即开始面临怎样运用“文明法则”，去抵抗无所不在的“丛林法则”的残酷现实，领受了极其艰巨的任务。可悲的是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抵抗既是对外又是对内，就是说还要与自身的动物性对抗一生。抵抗的决心与方法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表现，选择不同，效果和结局也就不同。
陶渊明尽可能地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就带着良知和良能，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衔接和强化，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容小觑。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可能和希望。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丛林法则”，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陶渊明洞若观火，他熟悉人性的秘密。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原始社会等等，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丛林法则”演绎的悲喜剧、苦难史和流血史，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甚至并不遥远。切近的“法则”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那种痛苦是不难设想的，陶渊明旁观近看，体会一定是极深的。
我们当然明白，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都是“丛林”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丛林”。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这并不是一次自我抉择。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说的“体制内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其实要说透彻是很难的。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选择也是有限的。
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倔强地存在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之于魏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特异色彩，陶渊明式的日常生存，就表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超越性和坚毅性。这其中实在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蕴。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他既没有像孔融、嵇康那样死于尖牙利爪之下，也没有像某些加入统治集团的尾随者那样可悲与可卑。他个人生活着，耕作着，思考着，不停地自吟和记录，从事一种健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他侍奉的那片土地，他的整个艺术，就是实际生存的注解和证明。一个人在当时能够这样，已经是足够卓越了。
陶渊明虽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只是李白杜甫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力量却同样巨大。这些文字极耐咀嚼，意味深长，力量持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谜底又在哪里？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存在于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做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显得朴素天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可操作的”。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
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精神洁癖
我们通常会在更多道德化、社会化地认识所谓“反抗”的时候，把解决那些切近的现实目标，作为最大和最艰巨的任务来对待。其实一个人争取自由的反抗，最艰难最沉重的任务也许要分散得多、遥远得多和广大得多。一些危害个人自由的因素有时是来自特殊的、不为所察的一些方向和角落，它们更隐蔽也更无迹，所以就更容易失去警惕，更难以捕捉和瞄准。
我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时候，总觉得他丰腴饱满的个人生活里面，蕴含着对那些未知的、渺远而分散的外力的警醒和反抗。这种反抗更多地出于本能，是无时不在的。所以陶渊明在用一种模糊的、全部的生活，对抗压抑自己生命的那些未知的或不可命名的元素。我们越是从这个角度和层面理解陶渊明的所谓“反抗”，越是有可能接近于一个生命的原态和真实。
当我们越来越感到陶渊明对后世知识人，包括普通人产生的巨大感召力时，常常不由得设问：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来自哪里？经过不断地追索，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人生来都要面对的尊严（自由），是对这个至大问题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面对客观世界受到委屈、压抑和巨大不适的时候，都要寻找一个反抗的榜样，或寻找一个逃匿和隐遁的方向。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陶渊明，找到了这位晋代的兄长。
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法或榜样的背后，当事人到底付出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一般人或许是难以细究的。大多数人或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没有这样的专注心。大家普遍愿意服从一些成说，比如后代知识人对陶渊明一次又一次的诠析和论证，服从那些对诗人最表层最浅显的概括和鉴定，而不愿自己迈步往前，一直走到真实当中。对往昔的人与事，总是苦恼于没有更多的现场记录，所以服从一种社会化的、简单化的诠释常常是便捷和容易的，也会渐渐成为习惯。
陶渊明能够深深撩拨我们的，是全部文字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洁癖。人一旦有了这种素质和特性，就有了强大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原则与恪守方面，对“尊严”的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这种“尊严”感时刻存在，不过并非时时具体表现出来，而是藏在了生命皱褶的深处。我们没有能力抻开这些皱褶，只是被吸引，很难准确地说出。
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很挑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有韧劲和忍耐力的人。这样的人内心世界里波澜很多，却不会经常形成外在的激烈。他已经习惯了自语和自叮，习惯了独自处理内心里的问题。从诗文中看，诗人总的来说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感知这样一个敏感自尊的人是比较困难的，这不光因为他的内向少言，还因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这样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在过去了许久许久以后，也只有任人评说了。我们对他这样的人感到好奇，却又觉得抓不到要害。尤其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
我们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里，极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个出口，只想让他一直待在里面，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假设，一种幻想和向往。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片灿烂，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居所。我们现代人羡慕陶渊明，是羡慕那种富足、自由和清闲的生活，却从不愿正视和面对他的万般焦虑和饥肠辘辘。
实际上，是过一种富足生活还是过没有羁绊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对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面对他在贫困中的挣扎，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那样得不自由，那样得没尊严。于是我们也会忘记陶渊明在官场里的那些狼狈，四进四出的艰涩和犹豫。这些犹豫正表现出挣脱之难，因为诗人还抱有现实的希望：试图缓解经济上的拮据，能够活得“体面”。然而，以前官场上的“体面生活”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比较后来的乞讨哪个更大？究竟是陶渊明自愿走到了一种苦境中难以回返，还是他实在觉得后者的痛苦比较起来更能够忍受？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回答。
诗人到了特别困难的时候，还有好几次应召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这一切显然是关乎自由和尊严，关系到生命深层的痛苦记忆。没有这些记忆作为参照，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生活中，陶渊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坚持下去的。那种痛苦到底有多深，一个永远在功名利禄中混迹，或从未混迹过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尊严感越强，精神的洁癖越重，越是意味着他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将发现更多的瑕疵和污迹。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很高。古人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箕山洗耳”的故事了，它讲的是上古尧帝派使者来箕山见许由，想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颖水里洗耳朵。巢父正巧牵牛过来饮水，得知缘由后，就怪许由招摇惹事，把水弄脏了，脏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标准提到类似的高度，陶渊明会是很苦的，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
陶渊明并不是回来种地就割断了以往，没有那么简单。当他深夜无眠的时候，肯定会想起许多令自己愧疚的关节，很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他会后悔没有更早地离开那里，这从《归去来兮辞》和其他诗篇中都能看到。
陶渊明的那些田园诗把个人生活审美化了，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样的一个人，把歉收与劳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够审美化。一般农民是不会用那种口气谈论“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为陶渊明是非同一般的农耕者，他才拥有了这样的审美力与特别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田间劳作的辛苦在诗中尽是一种恬美、自傲和满足。
把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审美化，主要还不是一种高超的写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也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尊严。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无法超越苦难，就会丧失全部审美的趣味。这样的人终究是物质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不停地诉说和渲染自己的苦难，甚至当成莫大的资本去夸耀，断然不会有新鲜的创造力滋生出来。
陶渊明这样一个灵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大多数时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败来判断事物，也就不会把官场的成功与否，把物质收获的多寡作为自己的唯一衡量指标。他的内心深处，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当他觉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种懊悔和委屈一旦满涨起来，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比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渊明的尊严感极强也极真实。他无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开危险，心怀藐视。我们会在这种参照下发现，那种物质和世俗层面上的所谓“成功”者，一生要折损多少个人尊严、埋没多少精神觉醒。无数的委屈接受下来，渐渐就让一个人精神麻木起来，让他的尊严长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只是浅睡，所以总有一天还会醒来。醒来的频率和时间也就决定了生命的品质。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尊严常常是醒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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