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_韦黎明著_9787506387675

　　1979年，复刊后的《诗刊》首次发表一组爱情诗，一首《我们何必惋惜》的爱情诗倍受读者喜爱，韦黎明由此登上诗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
　　韦黎明才华出众，兴趣广泛，创作体裁除诗歌外，旁及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身为记者，更是写下大量极具分量、广受好评的人物专访和新闻报道。
　　本书收入韦黎明一生创作的精华部分，既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情怀和锦思绣笔，也反映了共和国三十多年来科教文卫等各领域的发展成果。
　　本书是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一曲跌宕感人的交响曲，犹如拂去历史烟尘依然闪烁着思想露珠的时光玫瑰，让我们看见过去，思考未来。

　　序
　　陈洪生
　　2014年3月12日，爱妻韦黎明（原名艾梅梅）因患急性大面积脑梗永远离开了人世，令我悲痛欲绝。两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她，至今也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远去了。我用一年多时间整理了她的诗文和照片，结成这本《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作为对她的纪念。
　　梅梅的一生本身就像一本书，有很多诗样的故事。
　　梅梅出生的那天时值腊月，梅花绽放，她的父亲诗人艾青高兴地为她取名梅梅。
　　梅梅从小聪明伶俐，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宽宽的额头，嘴角上总是荡着两个小酒窝，一双顾盼飞扬的大眼睛更是被母亲嗔为“吊眼”。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她就要收她为徒，说她“扮相好”。梅梅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非常美丽。梅梅家住在里面一栋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的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在梅梅的记忆中，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三十多年后，当梅梅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丁玲的时候，丁玲紧握着梅梅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那是捷克女汉学家丹娜访问艾青家时拍的一张照片，但梅梅从来没有看到过。回家后她感慨地告诉我：“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
　　1955年，梅梅的父母离婚后，当作家的母亲韦嫈选择去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下厂体验生活。梅梅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她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
　　梅梅六岁时又随母亲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城堡；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人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梅梅和两个哥哥都迷上了画画。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都一一临摹过。这个爱好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哥哥艾轩终于成了名扬中外的画家。多年以后我们聊起此事，梅梅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学过画，当场作山水画一幅，信手拈来，笔法之熟练颇有名家风范，令我叹服。我们还曾相约退休后一起学习绘画，然而这些都成为了美好的追忆。
　　1962年，梅梅的母亲韦嫈同老红军邢亦民组成了新的家庭，一边各有四个孩子，多年来相亲相爱，过得其乐融融。继父邢亦民对梅梅十分疼爱，视若己出。梅梅在脑梗发病前两天曾同哥哥艾轩长谈往事，其中说到她人生中要感谢两个男人：一个是邢亦民，不仅给予她无尽的父爱，也在当时“出身论”盛行时成为她的政治依靠，使她少受了许多磨难；另一个男人是我，她同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1963年梅梅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北京最好的中学。老师付出的辛勤劳动，为学生打下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岁月使她们受益匪浅。梅梅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作文更突出。她十五岁时写的《“胜利者”的演讲》等讽刺短文，揭露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其犀利的文字曾被当作大报的短评传抄到其他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梅梅刚满十六岁，像许多青年学生一样，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参加了破“四旧”和“大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她还步行上了井冈山，锻炼了体魄。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她逐渐对运动感到十分困惑。1967年至1968年初，她不愿参加运动在家当起了“逍遥派”，一边复习功课，一边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但为她人生观的树立打下了基础。
　　1968年6月，十八岁的梅梅从北师大女附中毕业，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四年多。在荒凉的土地上，梅梅和知青们一起盖起了房子，种上了小杨树、麦子和大豆。一年后梅梅已经完全掌握了所有农活，后来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农场劳动强壮了她的身体，磨砺了她的意志，后来她常常说，经过那样的锻炼后，再遇到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
　　这个阶段梅梅开始学写古体诗。《冬日牧马》：“莽莽暮云压完达，戎装素裹赛胡娃”。《壮别》：“男儿壮别气飘飘，大风走地七星高。无饰淡装万里白，红晕一抹三分娇”。《牧天》：“马蹄轻碎，悠荡鞭儿不觉累”，“东风作戏灌我醉，千草万花扯裤腿，日落收马把家归，晚霞齐飞”。表现了年轻人的豪气和对北大荒的赞美。
　　她也写了比较励志的现代诗《我们还要起航》：“我的小船，还没有驶到岸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它搁浅了？这是在深夜啊！”“在太阳升起以前，我们还要起航。”以及歌颂革命精神的《保尔之歌》《向聂忠信学习》等。
　　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使她饱经磨难。这反映在她写的一些现代诗中，比如《你——写在困难的时刻》：“倔强的意志，可以迎击这些摧残。年轻的自尊，却受不了这样的非难！”“我恨不得有一天，用胸膛迎击敌人的刀剑，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
　　1972年，由于梅梅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北大荒转到了父母所在的湖北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一个生产半导体材料的工厂。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她随母姓把姓名改为韦黎明。在那里她一边当工人上班，虚心向师傅学习，一边开始紧张地复习功课，希望找机会上大学。
　　1973年，梅梅终于被工厂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她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以其生父是右派艾青为由拒不接收。后来，因为她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她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那样：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加倍努力学习。她的专业课和英文都学得很好，还挤时间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和诗歌。上学期间，她参与了抵制“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并且是第一个把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转告给江西省领导的人。
　　1976年底，梅梅从江西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任实习研究员，研究课题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之一核磁共振。梅梅算得上是她那个文化家庭中唯一摘取过数理化桂冠的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发现她人才难得，曾建议她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梅梅无意在科学的殿堂逗留。
　　1979年10月，经《北京周报》社长段连城亲自考试，梅梅转行调到了这个以英、法、俄、日、西等多种文字发行的外宣刊物，并很快凭借自己的聪颖和勤奋，成为出类拔萃的记者。她认真钻研改革开放后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力争用外国人能读懂、理解、接受的语言撰写文章。她曾参加过新华社和汤姆森基金会举办的新闻培训，提高了传媒业务和英语水平。她的报道真实感人，吸引了不少外国读者来信和她交流。有些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好评、推介并荣获了各类奖项。她获奖作品中的《长征中的妇女》《新院长说：坚持双百方针》《科技副县长作用显著》《第25届奥运会新闻报道》《数学研究获重大成果》《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等至今都被媒体同仁称道。
　　凡是接触过梅梅的人，都觉得她除了有新闻记者的泼辣和聪慧外，还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1986年9月，汉城第九届亚运会，中国首次向未建交国韩国（时称南朝鲜）派出体育代表团和记者。当时中韩两国交流很少，由于梅梅是八十九名中国记者中唯一的女记者，又年轻漂亮，反倒成了韩国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韩国的《中央日报》《东亚时报》等都刊登了采访她的照片和报道，称她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电视台还播放了录像。那时的韩国人对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无论是记者、店员还是出租司机、家庭妇女，一听到是大陆来的中国人就会提一堆问题：“你对韩国印象如何？”“你们去过北朝鲜吗？”他们以为中国人都去过北朝鲜。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士问了梅梅许多妇女关心的问题，甚至问：“你们中国是不是共产党员可以比一般人多生孩子？”梅梅笑着一一向她做了解释。本来出国前国家体委的宣传官员们曾为记者团中这位唯一的女性伤了一番脑筋，他们甚至以情况复杂为由，建议撤换掉她。但是《北京周报》的领导独具慧眼，他们认为自己派出的这位女记者能独当一面，无须另换他人。结果她不负众望，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釆访任务。面对韩国电台、电视台和各家报纸的采访，她对答如流、侃侃而谈，以至于代表团中的一位男记者说：“如果中国的女记者都像她这样给中国人长脸该多好啊。”
　　梅梅似乎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对于各类素材都有着惊人的直觉和敏锐。当年我们住的西便门社区为解决中小学生中午吃饭的问题办了“小饭桌”，梅梅很喜欢那里的刀削面，有时中午也在那里吃饭。有一天她回来说，京城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一不留神就可能遇上将帅豪门的公子王孙。她中午在“小饭桌”吃饭的时候发现有个老头似乎与众不同，留着山羊胡子，一只脚微跛，天真纯朴而又不失幽默聪明，虽然衣着不起眼，可神态中总是带着一份傲然，而且时不时冒出几句英文，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却有着锦衣玉食的派头，还强调说自己是属大龙的。此人原来是袁世凯的嫡孙袁家融，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工作，专业上也颇有建树。梅梅说，若是历史一不留神让袁世凯得了逞，眼前这位岂不也是“皇上”了吗？后来她又专门采访袁家融，写出了上万字的初稿，可惜由于身体不好未能完稿。

　　自书小传
　　童年时就像雾里看花，我们只注意自己喜欢的一张小纸片，一朵小花，一串小珠子。而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不明真相，那么多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竟浑然不觉。并不是没有不顺心的事，然而那毕竟是些愉快的日子。据说，我出生的那天就非常热闹。母亲刚刚生下我，街上就鞭炮震天、锣鼓齐鸣。她十分诧异，问了人家才知道，这一天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日子——1950年2月14日。
　　前些年的一天，我哥哥艾轩（小名圭圭）打电话给我，他用夸张的语气说：“想想吧，梅梅，多么可怕，所有小时候认识我的人，都记得我穿着一双小雨鞋！”我不禁大笑起来。的确，在所有那些业已发黄的、残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的这位哥哥都是微皱着眉头，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苦恼和忧郁。前胸总是别着一个别针，上面挂着一条擦鼻涕的手帕。相比之下我的面容倒还开朗，有时甚至算得上笑容可掬。我那祖传的大额头被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嘴角有两个小酒窝，眼角微微上斜，母亲说这个是“吊眼”。怪不得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我就要让我去学唱戏，说我“扮相好”。母亲断然拒绝了，不过她还是赞扬我，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这就是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给我定的调子，使我在家里多少有点优越感。而二哥艾轩出生时正值解放战争年代，那时在华北联大的父母不知为了什么，正在闹别扭，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送给了河北平山县的老百姓。那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好，还染上了蛔虫。解放后找回来时是一个细细脖子、大大肚子的惨相。进入六一幼儿园后，老师为消灭艾圭圭肚子里的蛔虫颇费周折。
　　我曾经对一位作家开玩笑地说，我出生在中国作家协会，长在天津作家协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很美丽。我们住在里面一个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我家住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而我小时候对这些一无所知。在我眼里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她的手很柔软，握起来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她的时候，她用依然柔软的手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这真使我惊讶。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深深感动。当祖慧姐姐把照片给我找出来，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这是一张我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看到过的照片。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
　　五岁之前的事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印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像我这么弱智。现在想来，那时家里的凉台似乎装了彩色玻璃。夏日的阳光透过枝叶茂密的树叶投射下来，满地斑斓，恰似一幅印象派的作品。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金发碧眼，带来很多甜美的葡萄。她拿着照相机为我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把它们纷纷放大。在那些放大的黑白照片中，我的头显得格外大，张着一双惶惑的大眼睛看着镜头。那时候我就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印象。于是那棕色的木器、外国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和丰满的紫色葡萄，构成了我童年印象中的一幅定格的彩色油画。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捷克的汉学家丹娜。也同样是三十年后，我才读到父亲艾青为这位亡友写的悼诗：“动乱不安的年代，友谊像阴天的芦苇，在风中哆嗦着，发出听不见的哀叹……”
　　小时候，我们完全是玩疯了。我没有看见过一本书描写的小孩像我们玩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1955年，母亲与父亲离婚后，我们搬到北京东郊国棉三厂的宿舍。母亲遵循党的文艺路线，认为需要下厂体验生活，她选择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当我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时，我却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的一切。那里完全是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我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大自然的雨露清风陶冶了我的男孩子气。
　　六岁时我们又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旧居。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我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孩子们读的书上都是王子、公主，最坏的不过是大灰狼。当淡紫色的藤萝花开放时，我常常坐在粗粗的藤萝枝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有关王子和公主、勇士和小红帽的小人书。当我年事稍长，回想起那个六岁的小姑娘在藤萝花下的种种幸福的幻想时，心里想到，要是一个人幼年时就会知道以后的事，要是她知道人生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还会那么悠闲自得地生活下去吗？
　　后来哥哥们来了，他们起先十分着迷于《三国》《水浒》中的英雄和飞檐走壁的侠客，于是决心练就一身好武艺。我也毫不示弱地在院子里、在假山上和他们用竹竿、木棍对打起来，待到力不能支时便叫一句：“虎口震裂也！”拖着棍子逃跑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又都爱上了画画。母亲从东安市场买回来了一张桌子，这桌子明摆着设计有问题，四条腿都集中到一个圆墩子上，人一趴在上面整个桌子都轻轻摇晃。我和哥哥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开始的早期“绘画生涯”。和新桌子一起买来的还有一个玲珑剔透的小书架，下面几层可以放书，上面呢，布满了小格子和小抽屉，整个书架像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现在再也找不到做得那么精巧的家具了。小书架透着一种优裕的伤感，使人联想到它的鼎盛时期，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心爱之物。这讨人怜爱的小书架常常使我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辱没它的身份，总是放些高雅的东西进去。中国画的颜料用小酒盅装着，密密地排放在格子里，“大白云”“小红毛”的国画笔也纤纤巧巧地放在抽屉里面。
　　妈妈给我们买来桌子和宣纸、笔、颜料，我成了勤奋的小画家。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我都一一临摹过。当时画画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从小我就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年年成绩都很好，年年都是优秀生。
　　我和哥哥花了大量的时间画画，这件事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那些日渐发黄的照片中，有我俯身看哥哥画画的镜头，满脸钦慕之情。想必那时我俩已分出高下，他为主，我为辅。我的哥哥从那时起就酷爱上了画画，终于成了著名的画家。
　　1962年当我们随着再婚后的母亲从天津回到北京时，我心里可高兴了。还记得在我们的课本里是这样描写北京的：“……一群鸽子在北海的上空翱翔，故宫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从工厂冒出的黑烟好像一朵朵水彩的大牡丹……”继父是个老红军，待我们像亲生子女一样。两家共有八个子女，过得其乐融融。
　　一年之后我便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高、要求严格的学校。我一生都感激我中学的老师们，感激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给我们打下的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年月使我们受益匪浅。而也正是在以后的年月我才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整整一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年的！），我才刚满十六岁。我在十五岁入了团，但是对亲爱的少先队组织依然怀着孩子般的眷恋，舍不得摘下红领巾。也就是说，1966年时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共青团员。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参加了“破四旧”和红卫兵运动。曾经亲切教导我们的老师、主任、校长一下子都成了“黑帮”，这真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复杂难解。不久，我和同学们去“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当时我们还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孩子。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我对这些十分困惑，但是在那样的一种形势下，谁又能置身事外呢？反过来讲，即使是饱经沧桑、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人，不是也在这场风暴面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吗？
　　1967年至1968年初在家“逍遥”的时候，我仔细地复习了功课，又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
　　1968年6月，我从师大女附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我待了四年多（十八至二十二岁）。我们在荒凉的土地上种上了小杨树，盖房子、种麦子、收大豆，一年后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农活。后来我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在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最主要还是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当你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你，当怀疑、造谣、诽谤、歧视充斥，而所有这些都像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一样，我们这些在阳光下长大的孩子就像突然置身于黑黝黝的旷野，耳边是呼啸的寒风，谁也无法解救你……
　　1972年，由于我在黑龙江兵团的处境和身体都很糟糕，妈妈不远千里跑到兵团，帮我把关系转到了他们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在那里我一边当工人上班，一边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功课复习。在兵团的四年中我已经觉得破灭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如果能给我一个机会上学那真是一种重生。
　　1973年，我终于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三岁。我并未气馁，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少得可怜的一次机会了。我复习得很刻苦，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120分。我满怀着希望，希望哪一个学校能够高抬贵手。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不接收我。后来，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所以我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想根据特长和兴趣选专业在当时根本不可想象，在很多人的帮助下能上一所大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学什么专业我都要尽力。罗莎·卢森堡说过：一个人活着要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要加倍努力。感谢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培养了我们爱学习的好品质，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我总是尽可能地学习。
　　1976年底，当我从江西大学毕业时已经二十六岁了。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