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贝勒_王艳春著_9787549703128

八旗制度创建之初，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血缘色彩。执掌最大权力者非太祖努尔哈赤莫属，其胞弟舒尔哈齐，其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也握有相当的实力。而八旗制度建立后，太祖即将掌管各旗的权力分封给自己的子侄和子孙。据朝鲜史料记载，八旗之中，太祖自领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正红旗、镶红旗），第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领正白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长孙杜度（褚英之长子）领镶白旗，侄子阿敏（舒尔哈齐之次子）领镶蓝旗。其中阿敏、杜度分别上承舒尔哈齐、褚英之遗绪，是为清入关前最初的“八和硕贝勒”。

在此背景下，身为大贝勒的莽古尔泰却并不甘示弱。天聪三年（1629）十月，当太宗率大军伐明至蒙古喀喇沁部之青城时，莽古尔泰与代善一道来到太宗的御帐之内，在不让其他贝勒入帐的情况下与太宗“密议班师”之事。称太宗率军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能攻入明边则粮匮马乏；即使攻入明边，也是敌众我寡，故建议班师。太宗虽不满，但面对两大贝勒的共议，其又不得不做出让步。后，多亏岳托、济尔哈朗、豪格等人坚决支持太宗的伐明之策，使得莽古尔泰等陷于孤立，太宗才得以率大军继续前行，不仅取得了占领遵化、永平等四城之成果，亦有了太宗巧施反间计，使得崇祯帝误杀了忠臣袁崇焕事件的发生。所有这一切，都更坚定了太宗强化汗权的决心。
天聪四年（1630），阿敏获罪被囚。不久，莽古尔泰即以清史上有名的“御前露刃”大不敬之罪失去了大贝勒的地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聪五年（1631）八月，后金进攻明朝大凌河城受挫。心绪烦乱的太宗登上大凌河城西的山冈坐观两军阵势，谋求攻城之法。此时，莽古尔泰赶来启奏，说昨日之战，我属下的将领大多受伤，我旗护军“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附额驸达尔哈营者”，能否把他们取还与我？这种只顾正蓝旗利益的做法引起了太宗的反感，就反问莽古尔泰道，听说你的正蓝旗之兵，凡有差遣，每每误事呀。莽古尔泰不服，当即反驳说，凡有差遣，抽调我的部众从来都是别的旗的几倍，什么时候误过事？对于莽古尔泰的辩白，太宗试图以退为进，说果真如此，我自当依法追究。若是有人诬告，就治诬告人的罪；若所告属实，那不听差遣的人就要受罚。说罢，太宗即欲骑马离去。没想到莽古尔泰不依不饶，拦住太宗说，汗做事应该出于公心，为什么单单与我为难？我一直都是推崇汗的，所以才诸事顺承汗意。可是你却总不满足，难道你想杀我吗？一边说着，莽古尔泰一边“举佩刀之柄前向”，还频频地“摩视”刀柄，颇有拔刀相向威胁之意。
莽古尔泰的举动吓坏了随之同去的胞弟德格类，他一边举拳捶打着莽古尔泰，一边说“尔举动大悖，谁能容汝？”可莽古尔泰却不知好歹，反而怒骂德格类，并边骂边拔出佩刀约“五寸许”，吓得德格类急忙将莽古尔泰推搡着拉走了。其时，代善也在场，气得大叫，称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了呢！
太宗此时气极，回营后多次数落身边的侍卫不能挺身护主，恨恨不已。薄暮时分，莽古尔泰也觉出自己白天的行为有些过分，就率色勒（正蓝旗固山额真）、昂阿拉（莽古尔泰的同母异父兄）等四人来到御营之外，遣人启奏说，我白天空腹饮酒喝醉了，所以才会口出狂言，可说了什么“竞不自知”，现特来叩首请罪。太宗拒而不见，派额驸杨古利、达尔汉传谕申斥莽古尔泰--你白天拔刀想杀朕，现在来又想干什么？同时，责备色勒、昂阿拉等人与莽古尔泰同来是想让兄弟之间生事徒增仇恨。太宗此举，显然是拒绝接受莽古尔泰的道歉。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驻扎大凌河的御营里，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等以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大不敬之罪，议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名号，降其于诸贝勒之列，夺其五牛录属员，罚驮甲胄雕鞍马十匹与太宗，驮甲胄雕鞍马一匹与代善，素鞍马各一与诸贝勒，又罚银万两入官。太宗此时仍余恨未消，称莽古尔泰是因“朕之故治罪”，未参预议政，即没有出面表示宽宥。
从本质上讲，莽古尔泰获罪实出于太宗强化汗权的需要。因为天聪六年（1632）九月，蒙古兀鲁特部贝勒明安之子、额驸多尔济醉后曾在御前露刃两次，当时部议只是革去了多尔济的备御之职，而太宗则以“念彼当本国无事时来归，宥之”，仅罚了多尔济百两白银了事，足见御前露刃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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