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门类，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它们理所当然地属于整个民族。可是，当我们蓦然回首，审视我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却清楚地看到在古代它们更多地属于文人士大夫。这些古人居室楹联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琴棋书画的广泛介入，已经造成古代艺术的普及化和文人生活的艺术化。
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门类，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它们理所当然地属于整个民族。可是，当我们蓦然回首，审视我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却清楚地看到在古代它们更多地属于文人士大夫。
尽管将“琴棋书画”连称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该书卷三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日，“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但是实际上在秦汉之后，产生于民族的幼年时期并一度是物质劳动生产的直接产品的琴棋书画，就成了一种精神产品，带着艺术所具有的无穷魅力逐渐进入了古代广大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进入了他们的心灵世界，成为其摹拟自然、抒发情感、解脱忧愁、表现自我、创造美境的最佳手段。
人类在创造文化、发展文化的同时又被文化所包围所改造，正是在这种辩证法的支配下，古代文人士大夫与琴棋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才情智慧铸就了琴棋书画超凡脱俗的风雅灵魂；另一方面，琴棋书画又赋予他们与众不同的风雅特征。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琴棋书画一直成为衡量风流儒雅的文化艺术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以风雅自铸人格的文人士大夫便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与琴棋书画结伴而行：
笔健好临新获帖，手生重理旧传琴。
画悬古木栖鸦影，琴谱平沙落雅声。
有时棋酒著酌，无事琴诗弹谈。
围棋饮酒，一着一酌；
这些古人居室楹联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琴棋书画的广泛介入．已经造成古代艺术的普及化和文人生活的艺术化。文人士大夫与琴棋书画的紧密联系，已成为人们认识文人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窗口和研究古代艺术发展规律的重要领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希望通过对琴棋书画艺术世界的探究，或多或少地揭示出士大夫风雅文化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
刘玉平，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伦理王国中的夏娃—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研究》等。
周晓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中国文学的理论精神》。
引言
第一章 琴中韵味
一 八音之首 源远流长——琴史小论
二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文士风雅的象征
三 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文士之琴与文士之情
四 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情感愉悦与心灵解脱
五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高山流水遇知音
第二章 棋中天地
一 黑与白的广阔空间——棋史小论
二 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围棋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三 骚人墨客，多能手谈——围棋与文士的不解之缘
四 坐隐、忘忧——方寸之地与自由之境
五 共藏多少意，不语两相知——围棋与文士品性
六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围棋胜负与文人真趣
第三章 书中精神
一 点画谱写的奇妙乐章——书史小论
二 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文人书法的抒情本质
三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书法风格与书家品格
四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文人书法的哲学意蕴
五 好书“亦不甚饥也”——书法魅力与人生的超越
第四章 画中意境
一 流动的七彩世界——画史小论
二 自娱、补偿、超脱——绘画与文人胸襟
三 传神、得意、尚雅——绘画与文人的审美理想
四 简约、淡雅、空远——文人画的审美特征
五 多少画家三昧语，留题断纸故麻中——文人题画诗浅说
琴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是我国古代八类常见乐器（即“八音”）中的一类。它与瑟、筑、筝、琵琶、箜篌等同属“丝”类，为弹弦乐器。琴以木为身，以丝为弦，由于古代多用桐木作琴，如《诗经·鄢风·定之方中》所说“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所以古人有以“丝桐”之名称琴的。琴弦的数量，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最初为五，周朝初期增加到七，故琴又有“五弦”“七弦”之称。从新中国成立后出土文物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十弦琴。西汉以后，七弦琴渐多，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形制。关于琴的产生，古人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上古朱襄氏统治天下时，由于天气多风，阴气太重，植物不结果实，于是士达制作了五弦琴，用它来招聚阳气，使万物生长。《太平御览》引《通礼纂》记载：尧统治天下时，让手下的无勾制作了五弦琴。东汉的马融在《笛赋》中将琴的发明制造权归属于宓羲，宋人朱长文在他所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琴史专著《琴史》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东汉文字学者许慎则认为琴是神农所造，东汉另一文人桓谭也持这种观点，并在《新论·琴道篇》中作了具体描述：从前神农继宓羲之后称王天下，他效法天地来进行统治，于是就砍削梧桐树作为琴架，缫丝作为琴弦，用琴声来与神明相通，与天地相合。
其实，琴的发明不应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上古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逐步发明制作的。不过，上述记载告诉人们，最初的琴是作为一种抗旱工具而产生的，成为乐器以后，统治者则将其作为教化天下的政治工具。西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琴的教化作用更是被统治者及其代言人所充分强调并利用。一方面，他们要求人们通过弹琴来调节心绪、控制行为，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仪要求，《左传·昭公元年》就曾明确指出：君子弹琴瑟，是用来节制礼仪的，而不是让它搞乱心意的。另一方面，又通过琴声去了解民俗民情，观察政教得失，这正如后来桓谭所言“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琴道篇》）。正因如此，历代统治者均在宫中配有琴师，不少贵族大夫自己也能以琴和乐，怡养性情，琴一度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后来，随着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政治局面的出现，琴不再为贵族所垄断，它逐渐从宫廷、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走进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生活之中。
汉魏六朝，琴逐渐在士阶层中普及，自此以后，中国古代能弹善鼓的文人士大夫难以数计。他们在自己学琴、弹琴的艺术实践中，领会到了琴的多种妙用，“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唐代琴家薛易简《琴诀》中的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对琴之功能的总结。尽管历代琴家往往将观风教、正天下置于琴道之首，但实际上魏晋以来，随着文人们艺术精神的培养和生命意识的日益觉醒，他们更重视的是琴愉悦情思、表现心志的功能。本来，我们的祖先曾把“丝”作为乐器的代表，因为在甲骨文中“乐”字为“螟”，这是以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然而在后世文人的眼中，琴又优于其他乐器而成为弦乐甚至全部乐器的代表。唐代文人陆龟蒙《零陵总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空于顿曾在家中让一位来客弹琴，其嫂善于听音，便站在门帘后听客人弹琴，客人弹毕，她的评价是：“二分中有一分是筝之音，二分是琵琶的声音，一点没有琴的韵味。”这位“知音”的女性认为琴声所具有的特殊韵味是筝声和琵琶声所不能及的，十分明显，她是抑筝和琵琶而扬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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