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生命的守望者：李星学传_何琦著_9787313138910

　　《远古生命的守望者：李星学传》按照李星学学术成长经历的时间顺序，以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古生物学科的发展历史为参照，共分为7个章节和结语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李星学的家庭背景和他在长沙雅礼中学的求学经历，并对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陈仁烈、晏阳初，关键事件“民训”进行了重点描述。第二章讲述了李星学如何在二舅朱森的影响下走上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1938-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重要阶段，对青年李星学影响至深，因此这一段历史背景是本章的关键。第三章是关于李星学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经历。导师斯行健、妻子刘艺珍等是对他一生的科研生涯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第四章讲述了李星学新中国成立后到“**”前，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经历。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巅峰时期，以他的几部代表性论著为主体，对他的学术成长进行了阶段性梳理。第五章对李星学在“**”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小结。第六章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李星学的研究工作介绍。李星学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全面展开，除了本职的科研任务，他还放眼国际合作，培养人才，提高实验技术手段、加强薄弱领域的投入等，他的科研道路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第七章对李星学退休以后的工作进行了陈述，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他的科研人生历程。最后在结语部分，以“学贵有恒，业精于勤”、“爱国赤子心和民族责任感”、“个人志趣和国家需求”等几个小标题为支撑，分析、提炼、总结了李星学学术成长的重要特点和关键影响因素。

　　自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创建60多年来，经过几代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国际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先后有李四光、斯行健等13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为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毕生的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不少人已陆续离开了我们，而相关学术成长资料大量散失正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抢救老科学家们的学术成长资料，完整地保存和他们的学术成就相关的各种音视频、实物资料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这项工作关乎我国地质古生物学领域的历史、发展和演进方向。
　　欣闻李星学院士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已经启动。李星学院士是国际知名地层古生物学家，他长期从事古植物学和非海相地层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华夏植物群组合序列的创立和东亚晚古生代煤田地层的划分，填补了晚古生代植物研究的新内容，突破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传统思路，极大地拓展了古植物学的研究空间，为我国的煤田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和更宽的研究视野。我们相信，通过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不仅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史料，它也将成为推动我国古植物学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军研究员的课题小组负责“李星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全部工作。王军研究员是古生物所古植物学与孢粉学研究室室主任，同时他也是李星学院士指导的一位博士后。他在百忙中抽出了大量的时间，拟定采访计划，多次和李星学的家属、学生、国内外同行进行沟通交流，实施外围访谈的音频、视频资料的采集，并亲自远赴重庆大学，对李星学院士早年的相关学术资料进行搜集、核实，力求使采集的各项工作全面落实。这是他对恩师的回报，更是身为研究室主任所肩负的重要责任。

　　《远古生命的守望者：李星学传》：
　　斯行健也曾配合石油地质调查而去陕北考察和采集标本。后来写成《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在结论中，他率先指出中国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规律，并提出了从植物进化的观点划分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方案。这些都是他急生产之急，把多年来从事中国古植物、陆相地层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发展、补充的总结，也是他研究工作的结晶。李星学在仔细研读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于1957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陕北延长层植物群》，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
　　斯行健一贯主张研究就是为了创新，这就需要不断探索。他既重视文献的作用，又反对受其束缚。早在1929年，他就敢于向权威挑战，写出论文《校正欣克所著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接着又提出东亚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时期早于西欧的观点。这一认识后来虽有发展，但是开始比西欧早，这是事实。解放年前，在中国地质资料还很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点已是十分可贵了。在他以后的研究生涯中，富于探索的事例比比皆是。从阐明各地区、各时代的植物群面貌到总结其演替规律及提出有关地层的对比、划分方案，无处不凝聚着他的心血，他的探索一贯是以充分的科学依据作为前提。
　　20世纪40年代末，斯行健赴美进行学术交流时，专门挤出时间，与被子植物化石方面专家切磋，他自认为在被子植物研究上存在欠缺，这为他日后开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做好了准备。50年代，中国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而国际上经过20年的研究已显示出了其生命力。斯行健预见到它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潜在价值，尽管具体研究已无暇兼顾，他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探索，撰文进行介绍、倡导。当时有关孢粉化石研究的专业书籍很少，他查阅了相关的外文文献并进行翻译，帮助其他人从事这项研究。晚年他在工作中，每有心得即主动进行讲解，鼓励年轻人进行探索。他常说，做学问就得日夜去想，连做梦都要想到化石才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和不断地探索，引导着他，也影响着他的学生寻求科学的结论。李星学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正是遵循了科学探索的精神，受益终生。李星学晚年在总结自己的研究成就时，就多次强调了积极探索的重要性，还指出了探索需从“由表及里综合分析”和“内外结合博采众长”两个方面着手，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对于研究的结果和意义，斯行健主张实事求是地谈到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可，反对做不适当的宣扬。他在晚年多次告诫学生，科学要有进展就得创新，后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正常的，这是历史的进步，否则科学就会停滞不前。他对学生们的不同意见总是虚怀若谷地倾听、实事求是地讨论。他也十分反对盲目崇洋，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成就和创见非常重视，以满怀民族自豪感的激情加以讴歌。在其代表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的序言里，斯行健满怀激情地提到早在11世纪，中国宋代学者沈括就已记载了延安产有新芦木（Neocalamites）化石的事实，还认识到它们是“旷古”以前的植物形成的，及其反映出当时气候湿润的现象。他热情讴歌中国对化石的认识不仅比欧洲早了400多年，而且早在宋代“就知道用植物化石来推断植物生存的气候是不能不令人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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