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九三四年，安·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理想》：第一个版本是小说（比《一个人》的篇幅要长百分之五十），因为对其不够满意，她只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随后，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完美的舞台剧。无论哪一个版本，在被安·兰德视为文学（除诗歌外）要素的四个方面，都是相同的：两个版本里面，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讲述着相同的故事，传达着相同的主题；尽管剧本在后期的编辑加工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两个版本都体现了安·兰德独一无二的文风。而虽然决定不出版《理想》的小说版，但安·兰德还是将其打字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她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把《理想》改写成剧本？安·兰德从未对我讲过这一点。但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文学形式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小说运用且只运用概念来呈现它的事件、人物，以及经验体系。而戏剧（或电影）则同时运用概念及感知；后者指的是观众对实体演员的行动、对话等所进行的观察。例如，有一部小说被忠实地改编为了电影。读小说的时候，所有的体验都是完全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偶尔你也会想亲眼看看某个人物或某起事件，但那愿望并不迫切，往往转瞬即逝。而在电影里，某种形式的对话作为概念性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电影这一媒介的本质就决定了观众必须看，而且是持续地看。读小说时，你可能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奇书中的场景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可看银幕上的场景时，你绝不会好奇它读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小说家的确会致力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为形式所限。无论天赋几何，他们始终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我们这里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故事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这样的体验，那该怎么办？如果只有通过运用感知的手段（当然要与概念的手段相结合），它的基本要素才能被准确地呈现与理解，那又该怎么办？
提到这样的要素，《理想》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凯伊·贡达那高贵的美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美丽。这出戏的基础就是这种特定的美。这种美不仅属于女主人公，还属于一位迷人的银幕女神从而令她得以成为数百万人的理想的化身。如果凯伊·贡达的这一特质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这个故事就失败了。而关于这一问题，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知的手段似乎可以轻松地战胜概念的处理方式。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当他用笔来描述女星葛丽泰·嘉宝或是年轻的凯瑟琳·赫本时，永远无法充分地传达她们那光彩照人的脸庞有多么完美（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可是，如果是在银幕上看到她们（也许没有舞台上那么清晰），观众只需一眼就能领会。（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她们是安·兰德最喜欢的女电影演员，而且嘉宝正是凯伊·贡达的创作灵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理想》也需要感知的元素。无论在哪一个版本中，这个故事都相当迅速地向我们展示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都很典型，都代表着人类背叛自己理想这一主题的一个变体，每一个都出现在一个单一而简短的场景当中。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能言善辩，但正是因为细节的匮乏，才需要如此的风格化。由于这种相对的简洁，在安·兰德改变作品的形式后，人物的特色并没有缺失太多，反而获得了一种重要的价值。由于人物出现的时间过短，我认为，单纯的描述无法传递令人信服的真实体验例如，无法令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相反，在舞台上，就算一个小角色都能立刻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注视着舞台，就可以看见并听到他或她的面孔、身体、姿势、步法、服饰、眼神、语调，凡此种种。
还有第三个因素。无论哪一个版本，《理想》都像安·兰德所定义的那样，只有故事，没有情节。（是她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开头和结尾在逻辑上相互呼应，可是凯伊·贡达从一个背叛者到下一个背叛者的追寻过程，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渐入高潮的合理进展。所以，或许安·兰德认为，作为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缓慢，可能读起来更像一系列静态的人物速写。相比之下，由于持续的身体动作，戏剧可以更加容易地展示一个故事的进展，哪怕它没有情节。当然，身体动作自身，在舞蹈以外的任何艺术形式中都没有美学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可以对一部作品过于静态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当然，以上几点并不意味着小说这一形式可以被轻视。在创造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小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一纯粹的概念本质，使它得以在多个方面创造并实现一种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的伟大与有力是戏剧所难以匹敌的。如果说舞台上的凯伊·贡达更为真实，那么达格妮·塔格特[1]则并非如此；我们在书里看到的她远比一个讲台词的女演员更为真实。原因在于，要想充分理解她的本质与力量，绝不能单单依赖于她的对话以及可观察到的动作，还要依赖于我们从小说中那些不可感知的元素里得到的信息。举三个明显的例子，小说告诉了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过去，以及按照自然法则，无法搬上舞台甚至搬进电影的诸多事件。
即使在那些理论上可以观察到的场景中，小说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相反，小说可以通过掌控并指引我们的感知能力，来传递其独一无二的信息，并获得独一无二的效果。在一个给定的场景中，作家指引我们细细品味他所选择的细节。他既可以创造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也可以只聚焦于一个小小的侧面，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样的一种选择是感知者本人所无法做到的。（例如，《源泉》[2]里有一个建筑师，其特点就是他的头屑。）
如此一来，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与情感，便完全来自于作家在叙述中所给出的评价与暗示。谁又知道还有多少隐藏其中呢？就小说这样一种篇幅较长且相对不受限制的艺术形式而言，要辨别它身上可能存在的全部特征，对我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书。但我仍然要在这里说，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很多特性都可以在戏剧或电影中呈现不过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一定程度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拥有它与众不同的可能性，相应地也会缺少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或电影通常都不如原著，原因在于小说的复杂性难以企及。同样，一部相对简单的小说到了舞台上则有可能会大放异彩，因为舞台激发了它那些感知性元素的力量。因此，抛开形式的外衣，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例如，它们都满足了安·兰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家通过其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对现实进行的再创作。选择作品的类型，是作家拥有的特权。正如我们所知，安·兰德选择将《理想》搬上了舞台。
尽管就上述的意义来说，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但一出戏剧的剧本自身，与这两者都不相等。剧本既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文学类型。小说和戏剧很像，它们是完整的，让你可以进入并体验它们所创造的世界。可剧本自身并非如此，它删去了文学艺术语境中的精华，单纯为感知而写（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去感知），但它自身和这种感知是脱离的。阅读对白当然也有价值，但这并非艺术作品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一个特性。我相信，这一区别正是小说远比剧本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与所有剧作家一样，安·兰德把《理想》搬上舞台的前提，是这出戏能被制作出来。然而放到今天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制作并不存在。我们大多数人此前和此后都没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理想》，更不用说一部恰到好处的《理想》也没有机会看到一部恰到好处的电影《理想》。若想完全进入《理想》的世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读小说。我们面对两个选项，其一是一部有瑕疵的艺术作品；其二比其一要好，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不过，这部小说拥有的不单单是瑕疵，它还拥有一部概念化的作品可能拥有的许多独特优点。尽管安·兰德对其并不满意，但我觉得现在来出版它，与安·兰德的心愿并不相违。因为文化的本质如今已然不同，而安·兰德也已经过世了这么久。在剧本发表八十年后的今天，没人会在乎这部小说中的些许瑕疵，也没人会在乎它是否符合安·兰德自己的出版标准。为了表示对其决定的支持，我们不会宣传这是一部安·兰德的新小说。事实上，我之所以写这篇序言，主要是为了强调并说明，为什么安·兰德要放弃这样一部有诸多优点的作品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你们能关注这些优点。
我称赞这部小说，并不意味着轻视安·兰德在改编时所做出的改动。因为在很多方面而言，改编后的戏剧显然要更有说服力，也更加扣人心弦。我没有一页页地对照过这两部作品，所以不能对书中的全部改动做出评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您所拿到的这一单行本中，我们特意将小说和剧本全都收录了进来，这样您便可以自行发现和判断两者的品质与不同。
将小说转化成戏剧涉及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一是舞台演出的需要，要用更简洁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唯一的传达渠道是舞台场景中的对话。另一项任务是作者自身的需要，她要对文本进行彻底的编辑。无论是哪一项任务，所做出的改动从数量上说都是巨大的。实际上，有很多页，安·兰德所做的并非改编或编辑，而是重写甚至是对于草稿的再创作。
不过，除了上述种种，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动。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主要人物是耶利米·斯里尼，一个讲方言的愚昧农夫。但是在动手改编剧本之前，安·兰德就已经无情地用粗线把这一章从打字稿上画掉了（她在我的手稿上也这么干过）。在剧本里，她用小说中斯里尼的女婿取代了斯里尼，将原本的配角变成了这一幕的主要人物。
我不知道安·兰德为何要进行这样的改动，不过我的猜测或许是正确的。斯里尼的愚昧与方言放在这出戏的语境中，会让这个人物缺乏可信度，比如不那么像一个内心冲突的理想主义者。就这个角色而言，一位善于表达的城市知识分子更能令人信服。此外，芬克还给这个故事所要谴责的罪恶提供了一个新版本：他之所以背叛自己的理想，并非因为对上帝的虔诚，而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这要比斯里尼对金钱的渴求更具哲学意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可能的，安·兰德或许认为，斯里尼对凯伊·贡达的背叛恰好支持了她一贯鄙视的一句口号：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过，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一改动给了我们额外的好处：芬克令安·兰德有机会极尽讽刺之能事，也令沉浸在压抑剧情中的我们得以露出笑容，甚至有时还会放声大笑。
尽管安·兰德删掉了斯里尼那一章，但我还是按照初稿的内容在小说中保留了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那一章有什么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小小的窗，得以窥见工作中的安·兰德，窥见她在一部作品尚未令人满意的早期阶段拥有什么样的创造力量，窥见她在不够满意之时，是如何像里尔登[3]一样将之全部抹去。当然，对于创造者而言，这部小说或许不尽如人意，但是我想，对于我们而言，它的不完美并不能贬低它的价值无论是艺术层面还是阅读乐趣。
我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是在安·兰德去世的那年1982年。在那之前，尽管对那出戏无比熟悉，我却一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当时我坐在仓库的地板上，身边铺满了安·兰德的文件。看到这部小说的打字稿时，我决定随便看一看。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被深深地吸引了，甚至在读到其中几个片段时还流下了眼泪。读完的那一刻，我感到不舍，因为我想在凯伊·贡达的世界里再多留一会儿。我觉得这份手稿太棒了，如果不能公之于众，实在令人遗憾。在这里，我要感谢理查德·罗尔斯顿，多亏他的工作，它的时代才终于来临。
作家在世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出版自己成熟的作品。但在他离世之后，出版其未发表过的作品就成了一种常规做法。比如，他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又如早期一些稚嫩的作品。如果这位作家在其领域内已然成为不朽人物，如果他的言辞被大量读者和日渐增加的学者奉为圭臬，那么这种做法就更常见了。此刻您将看到的就是安·兰德青年时期的一部作品。那时的她刚刚二十几岁，还不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里，自己将学到什么。这就是这部小说，仅此而已。
然而，又有多少成熟的作家能敌得过安·兰德的天赋？又有多少成熟的作家能创造出她那个逻辑与热情的宇宙？就算只是个萌芽，安·兰德仍然在那里所以，她也在这里。
伦纳德·皮卡夫[4]
加利福尼亚州，亚里索维耶荷市
关于《理想》手稿的一点说明
二〇〇四年，我们对《安·兰德早期作品集》进行了一次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进去。在为其撰写推荐语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回顾了安·兰德档案馆中的藏品，其中就包括《理想》这部小说的手稿。当时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因为《理想》的剧本成稿在小说之后，既然安·兰德最终选择了剧本这一媒介，那么小说就没有必要收录进来。
到了二〇一二年，我终于决定仔细读一下这部小说。多年以来，安·兰德的读者们不断充满希冀地询问，难道在她留下的那些文稿当中，真的就没有其他小说了吗？而事实上，的确还有一部小说。因此，我决定要细细地重新回顾一遍。
这部打字稿有三万二千字，是在一九三四年由位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1501号的里亚尔托服务中心准备的。刚一开头，它就立刻攫住了我的注意力，毫无疑问，这正是一部安·兰德的作品。而且，小说的形式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这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两点在我的印象中非常突出。其一，在小说中，凯伊·贡达的影迷来信要更长一些，因此也更明晰，更动人；而在剧本中，这些信则相对简短，因为在舞台上，它只能表现为静态的独白，或者呆板地投射在屏幕上，由观众自己阅读。比如，强尼·道斯的那封信，小说中较长的版本，让我们对他的性格和行为有了更好的理解。其二，小说的第一章让读者见识了好莱坞的那些电影工作室和那些名人，而剧本中却没有相应的描述。仅这两点就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凯伊·贡达的世界，而诸如此类的不同还有很多。
就小说本身而言，有意思的是，它展示了在安·兰德眼中，为读者写作和为观众写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小说可以拥有更多细节，可以更为清楚明白。但是当然，只有在舞台上，某些类型的独白才能造成更为戏剧性的冲击，才能传达更为有效的道德力量。
鉴于皮卡夫博士可能已经有三十年没见过这部小说了，我觉得现在是让它引起他注意的最好时机。他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还让我在这篇说明中加上他对我说的话：理查德，要是没有你，真不知道客观主义会成什么样。
理查德·E·罗尔斯顿
安·兰德学会出版经理
[1] Dagny
Taggart，安·兰德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的女主人公。译注
[2] The Fountainhead，安·兰德代表作之一。译注
[3]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男主人公。译注
[4] Leonard
Peikoff，出生于1933年，加拿大裔美国人，作家，哲学家。他被安·兰德指定为其遗产的继承人，后成立了安·兰德学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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