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上海《 文汇月刊 》发表了张葆莘长文《 张爱玲传奇 》，张爱玲遂以“传奇”的姿态重返上海。上海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成名的地方，也是她遭遇乱世之恋并因之备受指斥的地方。１９５２年，张爱玲离开了带给她荣耀与痛苦的上海去了香港，从此之后她的名字和作品便在大陆销声匿迹。因此，当三十年后张爱玲再次“现身”大陆媒体，她身在上海的姑姑惊喜不已，即刻把登载《 张爱玲传奇 》的那一期《 文汇月刊 》寄往美国，告知她重回大陆的喜讯。
张爱玲的回归也勾起许多文坛故旧的回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收获 》杂志发表了柯灵的《 遥寄张爱玲 》，并重新刊发《 倾城之恋 》，《 读书 》杂志也遥相呼应，迅速转载了柯灵的这篇回忆文章。其后，张爱玲逐渐走进公众视线，其作品大量印行，阅读张爱玲也随之成为不断升温的文化时尚。
又是三十年过去，一代代“张迷”仍然如痴如醉地读着她写的书和写她的书；张爱玲研究也渐成显学，有关她身世的消息、文章、传记、电影等纷纷而出。这种持续不衰的“张爱玲热”，庶几算得上传播史上的一个传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写一本张爱玲传记，究竟是明智之举还是多此一举呢？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以一种“惊艳”的目光来看取张爱玲，试图从她身上找到自奇化”。所谓“贵族”的身世，“艳异”的爱情与生活，“传奇”般的成功和“乖张”的个性与行止，都成了人们聚焦的看点，或者干脆成了获取替代性满足的媒介物。而张爱玲真实的人生和内心的荒凉与落寞、焦虑与纠结，以及欢欣与哀痛，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忘，甚至不同程度地改写。基于此，我们愿意以平实的态度，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张爱玲——一个以文字维生、历经苍凉乱世和坎坷心路的张爱玲。
台湾作家季季曾对张爱玲的一生作过一个简括的勾勒：“四岁母亲离家出国。十岁父母离婚。十四岁父亲再娶。十七岁被父亲监禁半年。十八岁逃出父亲的家。从童年到青春，一次次都是情感上的高压与生活上的高温之煎熬。二十三岁，扬名上海滩。二十四岁，情系胡兰成。二十五岁，情伤胡兰成。二十七岁，情碎胡兰成。三十二岁，离家去国。四十七岁，痛失赖雅。五十二岁，自我封锁。七十五岁，骨灰漂流太平洋。”（ 见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 》新版后记 ）透过她一生的遭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表面的所谓繁华与浪漫、光鲜与诗意背后，其实是走不完的坎坎坷坷，受不尽的内心煎熬。
面对张爱玲，我们感受到的是她对梦想的执著。她以文字成名，用文字来养活自己，文字成全了她，也给她带来苦恼甚或磨难，但她始终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在大洋彼岸，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她仍在用文字垒砌着自己的文学梦想。文字成了她的宗教，也成了她的宿命。到了晚年，她把自己囚禁在寂清与孤独里，依旧痴迷地沉潜于文字，直到命回幽冥。人说女人是水做的，而张爱玲是文字做的，她为文字而生，亦为文字而死。
面对张爱玲，我们感受到的是她的独立与自尊。她一生都在逃离。逃离家族，逃离父母，逃离政治，逃离大陆和香港，逃离人群，也逃离跳蚤的啮噬；她用逃离来寻找独立，她用自立来搭建自尊，到了晚年更是以逃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在张爱玲的词典里，逃离不仅仅是独立、自尊，更是一种选择。她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不断地逃离，最终成为了她自己。
面对张爱玲，我们亦悲亦喜。悲的是她命途多舛，孤独而终；喜的是她留下了璀璨至美的文字，留下了身后不朽的文名。
面对张爱玲，我们不悲不喜。她在乱世里灿烂，尘埃里开花，异国的土地上自由行走，走出了她自己的神采风韵，走出了她特异的独立不羁的生命姿态。
张爱玲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模仿的。面对张爱玲，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平庸与怯懦；面对张爱玲，我们只能怀着一份钦敬之情远瞻遥观，无需悲喜。
我们以这样的认知与情感，试着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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