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盟体系与地区经济发展_杨毅_9787802329300

二战之后，美国从广布全球的联盟体系中获取了巨大收益。无论是前沿军事存在、军事基地的发展，还是核战略的实施、军事技术的合作都是以联盟体系为基础。通过联盟的手段，美国不仅避免了单独应对外部威胁的风险，而且节省了成本，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有甚者，通过与美国结盟，美国的诸多盟友不但获得了美国提供的防务上的支援，而且获得了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因此，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不但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价值，而且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书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联盟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对联盟中安全事务与经济事务二者关系的分析，进一步阐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安全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研究议题上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第二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国家联盟经济；第三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王正毅：《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编写〈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有感》，载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可以说，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安全研究的结合更是成为冷战之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Jonathan Kirshner，“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 5，No 1，1998，p 64 因此，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国家层面。围绕着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方面，学术界对此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上，在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正毅教授以中国为分析案例，对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进行的探讨。参见Wang Zhengyi，“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ence：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Pacific Review，Vol 17，No 4，2004，pp 523-545。而国家安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样也是经济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本书探讨国家出于军事安全需要而结成联盟后，这种联盟关系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同时分析了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合作与联盟关系的巩固之间的关系。
　　导论美国联盟体系与地区经济发展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联盟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是维持和确保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联盟现象自古就已有之，国家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国家之间结盟的结果又关系到了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发展以及地区的稳定，乃至国际秩序的构建。正是因为联盟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联盟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视角各有不同，试图解答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联盟加以研究。
　　第一，关于联盟的定义与功能。学者们探讨究竟什么是联盟，联盟与同盟、结盟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从分析北约入手，因为这一联盟，无论从组织形态、还是涉及的国家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核时代下，这一组织的作用也就更加突出。所以学者们认为以北约为代表的联盟形式是区别于以往的国家间联盟的，他们更多地强调联盟是国家之间针对特定问题领域在军事上所做的相互承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Hans J Mongenthau，“Alli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Arnold Wolfers，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 188-191；Robert L Rothe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Edwin H Fedder，“The Concept of Alliance”，Intern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12，No 1，1968，pp 65-86 其实关于联盟的界定与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大量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面世，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一流的国际关系期刊中，对联盟问题的探讨也基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联盟的功能上，多数学者认为国家之间结成联盟更多是因为外部世界的威胁，特别是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为了形成一种均势的格局，国家间选择结成联盟的形式来应对威胁。Robert E Osgood，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8；Stephen M 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f the Balance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9，No 4，1985，pp 3-43；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Lear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选择结盟与否，取决于它对国家利益的权衡，而这种权衡又是从国家和国际体系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后做出的。Randall L Schweller，“Bandwan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No 1，Summer，1994，pp 72-107
　　第二，关于联盟的经济理论。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奥尔森在1965年提出的联盟的公共产品理论。他运用理性选择的方法，通过研究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发现，大国在其中承担的义务越多，付出的也就越多。而小国则承担更少的义务。也就是说，大国在联盟合作上负担的越多，小国所需要付出的则相应减少，这最终也就引出了联盟成员国中的“搭便车”问题。Mancur Olson&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 48，No 3，1966，pp 266-279 类似的研究还有：Harvey Starr，“A Collective Goods Analysis of the Warsaw Pact after Czechoslovak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28，No 4，1974，pp 521-533；James C Murdoch and Todd Sandler，“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O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26，No 2，1982，pp 237-263。另外一些学者，以格伦·帕尔默（Glenn Palmer）为代表提出了联盟合作负担分担的讨价还价模式，他得出的结论与奥尔森的结论相反，认为小国的负担比例与大国的负担是成正比的，因为国家之间在合作上往往是要进行博弈的。Glenn Palmer，“Corralling the Free Rider：Deterrence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International Studier Quarterly，Vol 34，No 1，1990，pp 147-164；Glenn Palmer，“Deterrence，Defense Spending，and Elasticity：Alliance Contributions to the Public Goo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 17，No 2，1991，pp 157-169 因此，大批学者运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借鉴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模型，对上述两种理论模式进行检验。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Todd Sandler，“The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A Survey”，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37，No 3，1993，pp 446-483；Todd Sandler&Keith Hartley，“Economics of Alliance：The Less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39，No 3，2001，pp 869-896；John R Oneal，“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Burden Sharing of NA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4，No 3，1990，pp 379-402。由于采取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都是在进一步解释这两种理论模式，基本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第三，关于联盟承诺的维持问题，这涉及到联盟与国内制度的关系以及联盟成员的信息分享。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随着民主和平论的出现，大量学者在探讨联盟在什么样的制度类型下容易形成并维持。他们运用关于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有的学者认为确实是民主国家间易于形成联盟，而且联盟协议能够得到遵守，联盟成员间没有出现背叛问题。Michael W Simon and Erik Gartzke，“Political Systen Similarity and the Choice of Allies：Do Democracies Flock Together，or Do Opposites Attract?”，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40，No 4，1996，pp 617-635 而有的学者也运用相同的数据库，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二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也有的学者通过检验发现在1945年之后形成的联盟在承诺遵守上与国内制度无关，而在此之前形成的联盟在承诺遵守上却与国内制度有相关的联系。Brian Lai and Dan Reiter，“Democracy，Political Similarity，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s，1816-1992”，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44，No 2，2000，pp 203-227 而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则从信息的角度对联盟承诺的遵守进行考察，他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认为联盟成员间信息分享程度，也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决定着联盟协议及承诺的遵守和执行。James D Morrow，“Alliances，Credibility，and Peacetime Cost”，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38，No 2，1994，pp 270-297；James D Morrow，“Alliance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35，No 4，1991，pp 904-933
　　以上几个方面对联盟的研究，内容、视角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涉及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内容，实际上，这也是联盟研究的主流。而关于联盟中的经济事务及经济合作的研究，相比较研究联盟中的安全合作，则显得比较少。这方面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是探讨联盟与贸易的关系。联盟主要的目标是军事安全，但是通过军事安全的维护，国家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的纽带。因此学者开始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联盟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戈华（Gowa）和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戈华认为，结盟的国家是愿意通过寻求经济上的合作来发展自由贸易关系的，因为这种联盟内的经济交往可以降低联盟外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与盟国进行贸易可以使盟国获得额外的安全保证，因为其得自贸易的收入将会用于进一步的军事开支。相反，出于负面的安全外部性考虑，国家是不愿同其对手进行贸易往来的，因为其得自贸易的收入将会用于进行对抗对方的军事开支上，从而使自己的危险增大。虽然也有学者如詹姆斯·莫罗认为国家得自贸易的财富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军事开支，它并不能影响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贸易政策，所以联盟并不会对贸易产生实际的影响，也就不会有什么突出的经济后果。James Morrow，“When Do‘Relative Gain’Impede Trade?”，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41：1，1997 但是更多的研究表明，联盟国家之间比非联盟国家间更易产生紧密的经济往来，特别是贸易上的交往。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anne Gowa and Edward Mansfield，“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7：2，1993，pp 408-420；Joanne Gowa and Edward Mansfield，“Alliance，Imperfect Markets，and MajorPower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58：4，2004，pp 775-805；Edward Mansfield and Rachel Bronson，“Alliances，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1：1，1997，pp 94-107；Edward Mansfield，Helen V Milner and Peter Rosendorff，“Free to Trade：Democracies，Autocracies，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4：2，2000，pp 305-321
　　而莫罗等人在解释联盟与贸易关系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对这种关系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联盟关系会促进贸易活动的案例中，这些结盟国家的政治制度通常都是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结盟后更有助于促进贸易活动的进行。因为民主制度国家间更易于在军事冲突期间结成联盟。James D Morrow，Randolph M Siverson and Tressa E Tabares，“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ajor Powers，1907-90”，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2，No 4，1998，pp 649-661 由于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依照法制的原则，政府的行为要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政府不能为所欲为地行事，会遵守联盟条约而使联盟得以维持并巩固。同时，在这种国家间进行贸易活动，外国政府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也由于在民主制度中政府行为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而降低。William Dixon&Bruce E Moon，“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Pattern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 46，No 1，1993，pp 5-25
　　而国内对联盟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非常丰富，相比较西方学者取得的成果，显得还有很大差距。尽管这样，仍然有部分研究成果，在中国学者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中，有比较突出的影响。于铁军博士的论文《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对西方联盟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回顾。王帆教授对美国的亚太联盟进行了研究。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汪伟民博士运用西方的联盟理论，对冷战之后的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进行了比较分析。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孙德刚博士则在分析西方联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准联盟”理论，并结合相关案例对其进行了分析。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还有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从事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他们对历史上的一些联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充分体现出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他们在充分掌握了大量史料的情况下，对相关的联盟进行研究，比较有特色的是李广民和许海云分别对英日同盟和美国的“大西洋联盟”进行的研究。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虽然如此，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针对的还是联盟及联盟中的安全关系，有的研究涉及到了文化、制度因素对联盟下的安全关系产生的影响，但对联盟中的安全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也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所以在梳理国内外关于联盟问题的研究后我们发现，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安全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而对联盟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却较少进行分析。在对联盟体系下的安全与经济问题进行的研究中，通常都是针对结果进行分析，缺乏对联盟中的经济与安全的动态观察，也没有关注相关政策形成过程中安全与经济二者间的互动。因此，本书选取联盟中的安全与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联盟产生的经济后果，并从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在联盟体系下，安全与经济是如何具体互动的。这样的选题和研究视角在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新意，也希望这样做，能够进一步拓宽对联盟问题的研究领域，开创新的视角，为丰富对联盟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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