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_马丽蓉_9787802327627

“丝绸之路”是一个“公共产品”，还是一个“文化线路”，更因“丝路辐射空间”的形成与中国“丝路战略”的提出而衍化为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且因其共建、共享、共赢的治理观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古老文明，还在于不同时代的“大一统国家”以朝贡为主的结伴制度的“传导作用”与对外交友政策的“和平效应”上，并由结伴机制与交友政策结合而成了丝路外交；丝路外交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人民外交、人文外交即为成功的影响产物，且三者形成同构关系；“丝路战略”提升了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地位并赋予其战略使命，旨在进一步发展丝路合作框架下的中外“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凸显了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还存在着国家战略意图尚不明晰、国家形象受损、提供公共产品能力有限等棘手难题，故在如何优化“丝路战略”软环境方面，中国人文外交任重而道远。

　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随着全球经济与政治重心相继移至亚欧大陆，尤其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的“丝路战略”等，都为丝路学拓展了学术空间，且赋予宏观性的战略品格。其中，中国丝路外交影响研究已成为丝路学领域的新议题、中国所倡导的丝路合作正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中国丝路学实为合作治理学甚至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的理论及其实践当中。本书实为中国丝路外交影响研究，首次从人文外交视角来研究丝路学，采用全新的研究范式且形成自成体系的阐释框架，梳理了“丝路辐射空间内的中国人文外交”、聚焦“中国人文外交的特色项目与交流机制”，并就“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机遇及其挑战”提出独到建议，强调在优化“丝路战略”软环境方面，中国人文外交任重而道远。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导论导论〖1〗一、丝路学已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学科之一丝绸之路时空跨度大，其时间上可追溯至8000年前，东西全长8000多千米，空间上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且形成自中国出发辐射全球的一个有机整体，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之为“丝绸之路”。事实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流的一个经贸通道，也被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是世界公认的、人类历史遗留的珍贵的文化财富。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典型的“丝绸之路”，在时间上，具有历史悠久性；在空间上，具有跨越洲界、国界性；在资源上，涵盖了自然、文化与综合资源三大类别，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在功能上，具有宗教、商业、管理方面的价值和经济性，以及线路的休闲、教育、生态等功能，故应开发利用丝路的各项资源，有力促进“丝绸之路”的复兴大业，达到多赢目的。李林：“‘文化线路’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探析”，《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自“丝绸之路”被德国学者命名以来，这条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大通道就吸引了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丝路学”，至今方兴未艾。“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光明网2009年12月30日。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对中国做了综合考察后发现了横贯亚欧的交通大动脉的历史踪迹，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完成《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的撰写，德国人胡特森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引发了西方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劫掠，使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但也引起西方学界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开始考察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相关遗迹，“并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而且，“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同上。在“欧洲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形成了欧洲学派，开始了丝路学的起步阶段，且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中期约为50年。自20世纪前、中期开始，中国学派的崛起又将丝路学研究带入新的发展阶段，甚至“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丝路学研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出现了‘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现象。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光明网2009年12月30日。除派生出敦煌学外，郑和研究已成为中国丝路学中又一支生力军，且因郑和文化构建了丝路精神的核心内容、郑和外交奠定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坚实基础而彰显了极具活力的学术前景与中国丝路学的转型。我国丝路研究已有多年历史，且能够“把中国丝路发展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中国丝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丝路目的不是为了对别国的侵略和掠夺，而是为了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经贸是双方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所以中国的丝路，既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又促进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国的丝路发展史，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故丝路学的主题思想可概括为“丝路文化”。张海峰：“建立‘丝路学’的新构想——把丝路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4期。美国的丝路研究，也主要是在西方探险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丝路沿线考察挖掘所带回的相关实物与资料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俄等国考古学家经过大量考古发掘后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撰写的学术成果被美国丝绸之路基金会所创办《丝绸之路》杂志译为英语介绍给西方学界，“使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与最新考古发展接轨”。因为，《丝绸之路》“旨在努力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障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有关丝绸之路及中亚研究发展的各种准确信息”，并强调“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时间与地域概念，还“包含了复杂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近年来，随着东西方联系与交流活动的频繁，作为多种文化交流融汇象征的古老的丝绸之路及其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丝绸之路》定位于‘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以普及欧亚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知识为己任，特别关注大约两千多年前贯通欧亚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开始形成的时期以及后来延续的数个世纪”。蒋小莉：“‘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美国丝路基金会英文刊物《丝绸之路》评介”2010年5月24日，www.serindia.org.cn/p。199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旨在“提升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区域的丰富、可靠的政策咨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458页。2005年，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设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中心”，所长F.斯塔尔(S.Frederik Starr)既是该所创建人，又是此中心的创办者，还因担任“新疆工程”项目总负责人、主编和出版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新疆问题》等而“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涉疆问题的带头人”。Frederik Starr，“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5.正因为如此，美国丝路研究逐渐向政策建言的智库功能拓展，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在涉疆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还甚至成为美国“丝绸之路新战略”的重要理论来源。斯塔尔提出了“大中亚”这一概念，主编出版了《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与卡钦斯教授联合发表《阿富汗成功的钥匙：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等报告。但是，斯塔尔也强调存在着两个“新丝绸之路”概念：一个是一直在进行的欧亚大陆的交通和能源等的连接过程；另一个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它们有许多联系，在一些方面难以分开，但它们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Central Asia，Afghanistan and the New Silk Road：Political，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rs，The Jamestown Foundation，November 14，2011，p.9.亦即，美国丝路学的政治化主要包括新疆工程、中东战略、中亚战略等。此外，日本的丝路学研究，始于东洋史的塞外史研究，并着力于东西交流史的研究，1980年、1983年NHK的大型节目“丝绸之路”第1—2部的播放，引起了日本大众的“丝路热”甚至“丝路游”，也带动了日本丝路学的发展，“致力于丝绸之路历史的体系化”研究。亦即，“东西交流史本来就不是仅仅研究中亚、西亚的学问，而是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展望宏大的人类史整体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将丝绸之路史论加以体系化”。胡小鹏编译：“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动向与展望”，《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近年来，日本也提出了“丝绸之路战略”。同样，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认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韩］郑广薰：“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丝绸之路》2012年第22期。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所长郑守一就将东西文化交流命名为“丝绸之路学”，出版了《丝绸之路学》等成果，强调“丝绸之路的存在，既是文明交流的前提，也是必然的产物”，以及“世界各地文化的距离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远，它们都通过陆路和海路接受新的文化，所以，我们不必也不可被约束在一个文化圈之内。文明在不同的地方发源，都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交流，也就没有发展”同上。等，对韩国的丝路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丝路学已成为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并形成欧洲学派、中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历经“丝路遗迹→丝路文献→丝路历史→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丝路交流”等研究阶段。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随着全球经济与政治重心相继移至亚欧大陆，尤其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的“丝路战略”等，都将为丝路学拓展新的学术空间，赋予丝路学更多宏观性的战略品格。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在以海上、陆上两条丝路为主的沿线地区，由全球能源贮备与需求的中心带、全球分离主义集中带、伊斯兰恐怖主义集结带等所致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极为严峻，使得丝路研究不得不作出应有的学理性回应，“丝路外交”已成为丝路学研究新的研究议题，以“丝路合作”为宗旨的丝路治理模式正在中国等的倡导与推进下逐步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响应，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科当中，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丝路学发展的新趋势。二、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交往中成长就某种意义而言，丝绸之路才是我们解开中华文明为何成为世界唯一未断层的、最古老文明奥秘的关键所在。按照汤因比“在诸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他因素的决定性因素”［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2—83页。的文明起源说，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等。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并印证了某些文明生长规律：1.挑战与应战互动频次与文明生长期成正比。“如果文明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变成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作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至无穷。”［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87页。2文明生长具有内外显现性。“文明似乎就是这样，通过‘生命冲动’不断生长，生命冲动推动挑战通过应战到达另一个挑战。这种生长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宏观上，生长本身呈现出一个逐步控制外部环境的进步过程，微观上则是一个逐步自决和自我表达的进步过程。”同上书，第188页。3.文明生长受制于其自决能力。“就成长和持续生长而论，它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战场的强制性应战，不得不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内部的自身挑战。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同上书，第207页。4.文明生长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把外部环境细分为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组成的人为环境和非人类物质构成的自然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对人为环境的逐渐征服表现为社会在地理上的不断扩张，对自然环境的征服表现为技术上的进步。”同上书，第189页。换言之，“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同上书，第861页。中华文明的生长是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自决的强化相随相伴于初期的生长阶段，并在中外文明的丝周之路交往中成长。文明碰撞主要包括同时代空间上的横向接触与不同时代时间上的纵向接触。就同一种文明而言，一般很难兼顾两者，要么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实现横向交往，要么与不同时代的流产文明实现纵向传承。但“丝绸之路”却使中华文明实现了时空双维上的文明接触：1.就时间而言，在两千多年的中外文明丝路交往史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不同时代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不同层面的交往，并将伊斯兰教、佛教等华化，使得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使得中华文明显现出成长文明所特有的“多样性和分化趋势”；［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72页。2.就空间而言，中外文明的丝路交往始于汉、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衰于清、复兴于当代，呈现出中外丝路交往的兴衰与中华文明的兴衰同步的特性，两条丝路在中华文明成长中所提供的空间支撑作用至关重要，彰显丝路交往所具有的和平性、互惠性与包容性的特质。丝路不仅促成了中外文明时空双维上的接触，还因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而将中华文明成功纳入世界文明交往体系内，在征服高山、大海中实现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的梦想，中华文明也在丝路文明交往中取长补短、不断成长。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军事使命，但却带回较为详尽的西域信息，并成为《汉书·西域传》的资料来源。公元前119年，张骞为完成“联络乌孙等国打匈奴”的军事使命再次出使西域，并“在乌孙又派副使分赴西域诸国及安息、身毒、康居、大宛等加以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不久卒，他所派出的副使在张骞去世不久，也都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使节一同回到长安”。白庆红：“张骞出使西域及‘凿空’的内涵与意义”，《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3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被司马迁誉为“凿空”之举，其意义：“首先，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张骞以亲身经历和实践，发现和考察了被匈奴中断和阻塞的丝绸之路，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行经地点，以及详细报告了中亚各国山川、地形、风土人情、物产等自然和社会情况，这无疑是给当时的中国人开辟了一片知识的新天地；其次，它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及印度等国的直接联系，结束了中国靠传闻猜想外部世界的历史，从此才真正了解和掌握了沿丝绸之路各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进一步激发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热情；再次，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使得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以及中国与亚、欧人民的友好交往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张骞之后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者，为了取得西域人民的信任，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皆称‘博望侯’(张骞的封爵)。”白庆红：“张骞出使西域及‘凿空’的内涵与意义”，《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3期。张骞在20余年里两次出使西域，行程万余里，历尽千辛万苦，成就了“凿空”伟业，并将中华文明带向世界，这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意义所在。铸就海上“丝绸之路”辉煌的当数“郑和七下西洋”壮举。研究发现，郑和在第四、第五、第七次下西洋中三访忽鲁漠斯（今霍尔姆斯海峡），且从那里派遣分队赴红海和东非。关于忽鲁漠斯，可参考最新的研究成果：［德］廉亚明、葡萄鬼著，姚继德译：《元明文献中的忽鲁漠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明初年对外联系极其频繁，中西交通大开，与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是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海陆并举，堪称中西交通史上的盛事。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傅安还没有回来，因此，当时的陆路丝绸之路是不通的，所以下西洋的目的也就是从海路通西域。至永乐十一年(1143年)，郑和第四次统领舟师下西洋，前往忽鲁漠斯等国。在郑和遗留的两通重要碑刻《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和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中，也都是将忽鲁漠斯置于西域的。”万明：“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会议2010年11月13日。但是，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忽鲁漠斯却被置于“西洋”之内了。忽鲁漠斯既是东、西方贸易集散地，还是陆、海交汇之地。明朝人对“忽鲁漠斯”历经“西域”至“西洋”的认知演变，折射出“郑和从海路前往忽鲁漠斯，正是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丝绸之路从陆到海，至此得以全面贯通”这一事实，表明“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是流动的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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