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_卢德友著_9787561388877

《德里达》内容丰富，薄薄一册，道尽解构之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及其代表思想。在解构主义中，逻各斯中心已覆灭，语音中心无优势。关于翻译，其播散、踪迹、替补理论达到抵制翻译的结果；关于宽恕，他认为宽恕应该宽恕不可宽恕之事；关于宗教，他认为福音保持即将来临之势，上帝无专宠，各宗教地位、机会平等……

  两桩公案
  一般关于德里达生平的介绍，几乎都会提到事关他的两桩公案，因为在这著名的两桩公案中，德里达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宽容大度与勇敢正直，都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一件涉及“海德格尔丑闻”，另一件是关于“保罗·德·曼事件”的，实际上，两起事件都与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受迫害有关。
  1987年，维克多·法里亚斯一本名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书出版，该书揭露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与纳粹曾有合作，并在战后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更有甚者，有人将海德格尔的某些演说内容与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相对照，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为纳粹提供了理论依据。法里亚斯的书一出版，不失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顿时在法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主张“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伟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光辉形象瞬间受到灾难性的重创。法国的媒体纷纷对海德格尔进行全面讨伐，法国两位哲学大师利奥塔与德里达也加入了那场大讨论。然而，与普通民众带着战争伤痛的情绪化态度相比，身为犹太人的德里达，对于此事却自始至终显得异常冷静与理智。
  对于“海德格尔丑闻”，德里达表明了他的几点立场：（1）人们对于海德格尔的指责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无论如何，与纳粹保持任何暧昧、亲密乃至合作的关系，对于留下战争记忆的人们来说会激起内心的历史伤痛。（2）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和理解不一定是准确的，认为海德格尔的行为和《存在与时间》的观点具有某种必然联系，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牵强附会之嫌。（3）要冷静看待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不能以指责来代替阅读。无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如何，他都是现代最深刻的哲学家。（4）与某个人的作用和行为相比，我们更应该反思纳粹产生的社会根源。按理说，身为曾经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德里达在这场喧嚣的讨伐中应该最激烈才对，可他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了冷静和理智，甚至是显示出宽容，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博大的胸襟。
  另一桩公案涉及德里达的好友保罗·德·曼。保罗·德·曼是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康斯坦茨学派的领军人物，于1983年去世。在保罗·德·曼去世四年后，有人指控他于1940年12月至1942年12月之间，曾在比利时某报纸专栏上发表亲纳粹的文章。此事一出，欧美文艺理论界一片哗然，批评与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德里达对纳粹尽管深恶痛绝，但也不想草率行事而使好友蒙冤。所以，他详细地了解事情原委，并亲自深入寻访保罗·德·曼的亲朋好友，掌握了翔实有效的证据。1988年，德里达为保罗·德·曼撰文做了全面而有力的辩护：（1）保罗·德·曼受指控的文章与德军占领的日期不符合；（2）那家比利时报纸是否具有反犹倾向我们不得而知；（3）证明保罗·德·曼具有反犹倾向缺乏确凿的证据；（4）年轻的保罗·德·曼在当时是否能真正为自身行为负责？于是，很多人不理解，德里达作为受害人为何要为反犹主义辩护。德里达为老朋友保罗·德·曼的辩护，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误解，即解构就是意味着你从来不必对别人说对不起。换句话说，好像解构意味着从不请求原谅，从不为自身的错误行为而道歉。如1992年英国《卫报》一篇文章中，赫然出现一句可以说是很恶毒的话：“如果我们借用德里达的逻辑,就可以通过解构《我的奋斗》揭示出希特勒与反犹太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德里达的辩护，超越了报复与宽容的对立，而是站在正义的高度去还原事实的真相。
  通过这两桩公案，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德里达：维护正义而又尊重客观事实，眼光犀利而又富于宽容之心，追求事实真相而不畏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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