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爱玲一生有三次恋爱两次婚姻。如果算上青春期的她对表哥的单恋的话，最多也就是四次对异性动情。她的情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与胡兰成的纠葛。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传奇，另一个还是传奇。
两个传奇相遇——比试、激荡、交融、合一、反叛——又分离，如何？不用说，更大的传奇。于是便有了一个世人瞩目的话题，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说不完道不尽。
胡兰成是火，张爱玲是水。不单是性格也包括作品。水与火在一起，怎样？只能是两个结局。一个是新生：水与火是生命之源，正是水分的滋润加上阳光的照射，生命孕育出来，蓬勃生长。所以有了他们共同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天地间多了一个胡兰成的张爱玲，多了一个张爱玲的胡兰成。另一个是毁灭：不是火烧干水，就是水浇灭火，水火不相容。所以他们的世界破裂了，消失了。然而对方却长在自己生命里，成为永远抹不掉的印记，即便各往前路，过去仍旧固执地活在当下。
那么他们因何走到一起，又因何各自东西？这就是本书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其中除了可讲清的原委外，还有更深的因由，人们常常归之于宿命，也就是胡兰成说的“人生聚散是天意”，“夫妻是姻缘”，为理性所达不到，为任何力量不能抵御。对此张爱玲这样写：“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爱》）
后记
2013年入夏，我正忙着编写一套丛书，突发重症，住进医院。经转院手术治疗，病情缓和。感谢上苍，让我度过了这道坎。术后身体虚弱，便以闲书打发时光。无意中得到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未看几行，大惊，世上竟有如此美文，再读，不只文字好，见识亦不同凡响，服矣。常听人说起张爱玲，知道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写过小说编过剧本。隔行如隔山，听一耳朵也就过去了。直至接触她的作品，方晓得厉害，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早一些读她，白白错过了享受美的大好时机。庆幸中居然有些感激这场病，否则还真读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我成了一个“张迷”，一个迟到的张爱玲粉丝。
从张爱玲那里知道了胡兰成。读罢张爱玲，接着读胡兰成。也是只看几行，也是大惊，世上竟有如此美文和洞见。不由得骂自己，怎么这般孤陋寡闻，这般浪费生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又成了一个“胡迷”，一个迟到的胡兰成粉丝。
差不多四个月，我一边养病一边把能够找到的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作品与资料过了一遍，越发的折服，不由萌生一个念头，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提笔写了几段，又放下了。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接到了新的写作任务，另一个是底气不足。我不是搞文学的，小说散文虽然也读一点，不过是出于消遣，从未深入进去过，对文坛的事以及这方面的写作不摸门道，心里一个劲儿的犯嘀咕，生怕说外行话惹人笑话。
2014年入夏，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写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念头死灰复燃。我是外行我怕谁？得，豁出去了，不行拉倒，便硬写了一节。之后发给出版界好友王钦仁先生，他看过后认为可以写。在他的鼓励下，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终稿那天恰逢中秋月圆，好日子。
这三个月可以说是最愉快的三个月。写作是苦差事，又赶上盛夏，但写这本书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辛苦感。是啊，终日泡在美文里与智者对话，快乐还来不及呢，哪来的烦苦。
本想按照传记体裁进行，不想写着写着便突破了框框——创作者没有自己的生活，当张爱玲企图以《小团圆》向世人展示自己人生镜头的时候，突然发现，根本无法原封不动地把生活直接呈现出来，“需要加工，活用事实”（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七十四封信）。夏志清的解释是“‘事实’不宜如实写来，而应加以‘活用’”。由于有加工，所以张爱玲特别强调《小团圆》“根据事实这一点”（同上）。有了这一条垫底，我也就释然了，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则：根据事实，加以活用。
因种种原因，书的出版受挫。彷徨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娟女士看了书稿，这才有了这本书的面世。
感谢王钦仁先生，没有他的鼓励，这本书写不成；感谢郭娟女士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她和她的同事们的支持，这本书出不了——是他们使我得以将一件恰当而珍贵的礼物献于爱人面前，以表达我深深的歉疚，从而成全了我的一个夙愿。
书名的前半部分得自现代出版社崔晓燕女士的创意，她嫌原书名过于突兀，便顺手从张爱玲那句名言中截取“低到尘埃里”几个字加在前面，特此致谢。
好人一生平安。
高路
2016年3月
高路，生于1948年，曾在大学里教授哲学，有著述多部出版。雅好文学，熟读张爱玲、胡兰成的著述、生平，是学术意义上的“张迷”，对张、胡情事，见解新颖，持论有故。
胡兰成被征服了。翻回来，眼睛锁定作者栏，三个字：张爱玲。张爱玲，张爱玲，脑子里搜索一番，没印象。立即写信问苏青，回答只说是一位女子。
女子，正是这个简单而确凿的信息一下子击中了胡兰成的兴奋点。如果说此前吸引他的还只是作者的思想和才华的话，那么现在要加上异性这个要素了。这丝毫不奇怪，上世纪60年代初，张爱玲风靡台湾，那里的文化人都想结识她，其中男性多一层暗恋。爱玲旅台，住在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的作家王祯和家，她模样年轻，举止轻盈，外人误以为两人是一对小情侣，这让王祯和窃喜不已，巴不得是真的，尽管爱玲比他大20岁。
胡兰成用“傻里傻气的高兴”来概括他此时此刻的状态。什么是傻里傻气？就是完全彻底毫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倒向偶像一边，只要跟张爱玲有关，不管是什么，都一定是好的。甭跟我谈什么理性，我就是不讲理，谁敢说爱玲半个不字，我跟谁急！现在管这种人叫“张迷”——张爱玲的粉丝。胡兰成可谓老前辈，堪称张迷一哥。
尽管嘴硬，一哥心里终归有点不踏实，生怕张爱玲只是碰巧写了一篇好东西，当不得超流才女之名。等到《天地》月刊第三期面世，里面又登了一篇张爱玲作品，仍是美文，这才让胡兰成放下心来，又傻里傻气地高兴一回。更令人神往的是里面还附了张爱玲照片，可惜印的模糊，远近左右，怎么瞧都是朦胧一团。
这越发勾起了胡兰成的意愿，一定去上海见张爱玲。
不见不行。现在胡兰成满脑子张爱玲，这个女作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新鲜内容，推着他往前走。
2．反常的张爱玲
张爱玲知道胡兰成是因为苏青。
苏青是笔名，本名冯和仪，上海知名女作家，出道比张爱玲早，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素材是她自己，写得非常真实到位。苏青成名后创办文学杂志《天地》月刊，拉张爱玲写稿。
苏青好事，为人仗义，热心社会活动，泼辣有能力，用张爱玲的话说，苏青是天生的豪爽女，像只红泥小火炉，大家都去围着取暖。苏青与胡兰成相识，胡出过散文集，但最拿手的是政论，常有时评见诸报端，纵横捭阖，刀光剑影。胡兰成被捕的消息传来，苏青很是着急，动了营救念头，又担心势单力孤，便拉上张爱玲壮胆。张爱玲正在上海滩蹿红，有她相伴无疑可以增加分量。也正是这时候，张爱玲才注意到胡兰成这个人。很难说此前她是否看过胡兰成文章，但这时肯定读了，觉得他的文笔刻意模仿鲁迅，而且学得非常像。有了张爱玲加入，她俩立即行动，直插高层，找到汪伪政权实力派人物周佛海说情。结果如何，张爱玲并不关心，时过境迁也就淡忘了。
就在这个时候，胡兰成找来了。
那是1944年的早春二月。胡兰成的家安在上海，位于大西路美丽园，门牌28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他太想见张爱玲了，下了火车没有回家，也没有办公务，径直去找苏青，要张爱玲住址。苏青不大乐意，又不好拒绝，迟疑了一下，还是写了给他，但声明道，张爱玲不见人的。张爱玲住在一所名为爱丁顿的公寓里，门号65室。这座公寓位于赫德路，现改为常德路。
拿到地址，胡兰成踏实了些，准备了一下，翌日去见张爱玲。果不其然，吃了闭门羹。
张爱玲的住处离胡家的花园洋房不远。胡兰成掀动门铃，里面应声，说张爱玲小姐不方便。胡兰成一阵失落，但很快镇静下来，从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几句话，意思是虽然未能赐见，但还是高兴，仍盼能一叙。后面留有住址和电话，然后从门洞塞进去。
当日没动静，第二天上午仍没动静。胡兰成以为没希望了，正琢磨着换个方式约见，午饭后电话铃响了，张爱玲打来的，说立即上门拜访。
张爱玲不见人的，怎么见了胡兰成？这是一个迷。
张爱玲的不见人，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天生的，谁也改变不了，什么情况也改变不了，从无名到成名，从境内到境外，直到去世，始终如一。
张爱玲生性腼腆，在外人跟前总是怯生生的。张爱玲经典化的第一推手、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初次见张爱玲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聚会上，那时她风头正盛，被众人围着，鹤立鸡群，很不好意思，给人的感觉是缺乏自信。
不光在精英面前，就是面对下层也硬气不起来，总是慌里慌张，手足无措。找裁缝做衣服，只要他扁嘴酸酸一笑，张爱玲马上心虚起来，觉得衣料少买了一尺。她雇三轮车拉印书的白纸，到了家门口付费，忽然害怕起来，一向在钱上算得很清的她，把运费往车夫手中一塞，也不要零头，转身便逃上楼，连对方的脸都不敢瞧。叫外卖，从不跟人照面，把钱从门缝递出，伙计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听脚步声远去，她才开门取进来。爱玲自己说：“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张爱玲：《天才梦》）
这就是张爱玲的秉性，拘谨矜持，纤弱羞怯。
张爱玲为人孤绝冷漠，与人相处如坐针毡，只有自己一人时才自在，用她的话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即使对那些在她最需要帮助时而全力以赴的人，她也不愿意多打交道。夏志清与张爱玲识交30余年，施加自己小说史权威的影响为她在中国现代文坛争得重镇之地，又帮她联系工作和出版事宜，鞍前马后奔波20多年，终于使她后半辈子生活无忧。这样恩重如山的人，两人见面不超过三次，而且都不是单独的，属于几位朋友小叙，来去匆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因生计从美国到香港编写电影剧本，为她打理的是老友宋淇。为了使剧本能顺利采用，宋淇安排张爱玲与女演员李丽华会晤。李在香港电影界地位很高，有“天皇巨星”之誉，是个“张迷”，早就吵着要见才女张爱玲。才女倒是来了，打了个照面，寒暄两句，多半句都没有，便告辞而去，把巨星晾在那里。
1969年，经夏志清奔走，张爱玲终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职，这是她生平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社会工作。她非常特殊，别人白天上班，她捡同事们下班后前往办公室，为的就是避免跟大家接触。
这就是张爱玲的为人，拒人千里，能躲就躲，能不见就不见，一定要见，速战速决。
张爱玲惜时如金，有限的时间都集中在写作和用在打理私事上。她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完全靠稿费生存。时间就是金钱，为了省时，她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除了与闺蜜上街购物和去剧院听戏看电影，几乎没有别的享受。当时的上海报纸说她是象牙塔里的闺秀，对社会采取孤立主义态度。
如此腼腆的张爱玲，如此孤绝的张爱玲，如此惜时的张爱玲，胡兰成要见她，想都不要想，更不要说主动上门了。
然而张爱玲偏偏来了。太反常了，完全不合逻辑。
她为什么来？
是因为胡兰成有利用价值吗？不错，胡兰成是高官，而且曾经主管宣传，是理想的借势对象。判断这一条能否成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张爱玲是否需要这个势。
这时的张爱玲，已经有一系列作品面世。她1943年从散文起步，发表《更衣记》、《借银灯》、《洋人看京戏及其它》、《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公寓生活记趣》；继而以小说跟进，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此外还有多篇影评。短短一年时间这么多作品问世，而且篇篇都是重头戏，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再联系年龄，更不得了，这年张爱玲只有23岁，放在今天刚刚大学毕业。张爱玲横空出世，几乎一夜间征服上海。朝鲜女舞蹈家崔承禧造访上海，中方安排的一项内容是张爱玲与她会见，这是对张爱玲地位的确认，她已经成为大上海的一张名片。以张爱玲的声望和创作势头，无论是出书还是卖书，都无需借势，况且当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行政力量微乎其微，所以张爱玲根本不需要胡兰成帮忙。
是因为担心胡兰成报复吗？不错，胡兰成在军政两界关系很硬，想对一个人下手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这是上海，世界大都市，当局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况且对方是名作家。再说惩治总要给个理由，人家不见你，你就抓人，没有这个道理。可以引为佐证的是京剧名旦梅兰芳，他蓄须明志，不给日伪官员演唱，当局亦无可奈何。再说张爱玲小姐除了写作别的一概不关心，笔下内容从不涉及政治，都是小民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所以报复用不到张爱玲身上。
那么她为什么要来拜访胡兰成？
只有一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好奇。凡是人都有好奇心，作家的好奇心更甚，那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张爱玲要看看这个她为之奔走的人到底什么样。
当然这里也有信任。要是对这个人没有底，即使再好奇，张爱玲也不会贸然前往。苏青曾告诉她，胡兰成是条硬汉，而且不要钱。为官不贪，只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人放心。
张爱玲来了。
这一见，不得了，山崩地裂，江河倒流。
3．惊艳
如果你的梦中情人赫然现身，就站在你面前，你什么感觉？
胡兰成的感觉：惊艳。
这个词张爱玲用过。她有一部小说《小团圆》，公认的自传体高写真作品，于她去世14年后出版发行。她给小说中的自己起名盛九莉，书中写道，九莉的父亲订正传言，说他家老太爷“不可能在签押房惊艳”，在这个衙门重地撞见主人的女儿。九莉在乡下看戏，其中一个情节是书生赶考，遇见一位小姐，“途中惊艳”，私定终身。这两处惊艳的意思都是男子惊扰女子，打破生活惯势，撩动芳心。而胡兰成则反过来，他的惊艳是女方的艳震惊男方。
然而这里的惊艳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特别味道在里面。
胡兰成这样描述：“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之一”）。
六种震动出自佛典《华严经》，指动、起、涌、震、吼、觉。动，左右震动；起，上下震动；涌，前后震动；震，声音震动；吼，大声震动；觉，思想震动。这是地震场景，大地摇动，地声轰鸣，魂飞魄散。佛家以此来比拟人在觉悟时思想意识上破旧立新的大起大落。佛祖如来现身，带来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万钧雷霆，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禅宗倡奉的狮子吼和棒喝就属此类。你苦思冥想，千修百炼，就是走不出俗见，摆脱不了无明，突然有人在耳畔猛喝一声，或当头一棒，惊得脑中一片空白，心思一下子进入澄净，突然明白了。
胡兰成明白了什么？
他原来的观念完全不对。他说，他本以为懂得什么是惊艳，然而事到临头，震撼他的艳却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艳，震撼他的惊也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惊。
对于艳，每个人都有一套标准，胡兰成也不例外。他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健康，用他的话说叫“生命力强”；一个是靓丽，叫“魅惑力”。
这两条张爱玲都不具备。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