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之后的儒学》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鹏先生的一部力作。此书第一部分为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也是最见功力的部分，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这部分一共八篇文章，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方法、内容、哲学观、文化观及对儒学的创造性贡献都作了精深的探讨，作者认为，冯友兰新理学可以说是一种“分析的”现代儒学，即以一种分析的精神和方法来阐明和转化程朱理学。本书的其他部分则包括对实在论在中国的历史的总结和分析，对现代新儒学的内容如何回应现代化和西方思想的挑战的思考，以及对现代伦理道德建设方面的一些研究。可以说，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新儒学的一部心血之作，是探讨新儒学的一部上乘之作。
如果给哲学以一个意象，那么“水”或许是最自然的选择。无论在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那里，还是在很早的中国哲学著作《管子》那里，“水”都被认为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它是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的“五行”（水、火、木、金、土）和希腊的“四元素”（水、火、土、气）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都是从水中成长起来的。水是文明的源泉，人类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一些大河流域内诞生的。甚且，水是人类借以自我意识的中介，在人类没有发明镜子前，水正是人类从中发现自我形象的自然的镜子。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征，是人类思想和不断再思想的学科。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水被人们和哲学家们所关注，乃至“水”成为最古老的哲学范畴或最古老的哲学范畴之一。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一章中，神（上帝）创造一切，但却没有创造水。水跟神（上帝）一样原始。当代科学证明了：地球最宝贵的资源是蔚蓝色的水。假如水资源耗竭殆尽，人类的末日也就真正来临了。换句话说，只要在任何一颗星球上发现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前景，也有了智慧和爱的希望……
我们已经步人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我在地球任一位置上，均可即时寻找到对方的位置。现在我告诉你：中国·北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水资源的匮乏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深切忧患。但是，在两个湖泊——昆明湖和玉渊潭间，流淌着一条这样的河流，她的名字叫作“昆玉河”。我们在昆玉河畔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喧嚣和骚动的闹市中，有一群人沉思着，迷恋着，像昆玉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流淌……
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但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理论却全都没有实际地“终结哲学”。哲学附着并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中。人类具有理性，经常并习惯于思考生活，这就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在哲学所发源的希腊古典时代，人们认定人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认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德性的和理性的生活，认定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性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所谓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万勿过度”，正是这个意思。哲学正是这样获得了自由、高贵和光荣。如今，哲学应当回到古典精神中去，首先并且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既不仅仅是一种学业，谋取学历和学位；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谋取职务和职称。哲学不是“饭碗”，不是为了“吃饭”所谋求的种种指标体系。而今，献身于哲学事业的人们，尤其应当“在无名中生存”，从权力、金钱和名声的浮躁中解放出来，生活着并且理性地思考着自己的和人类共同的生活。
但是，哲学并不限制于唯一现实的世界，而是开辟了种种可能的世界。哲学是一张比任何地图都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位置不仅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是的，我们正在致力于自我定位的尝试。编选“昆玉河畔·首都师9币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宗旨是：弘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成就，系统推出具有一定学术知名度和公共影响力的老中青学者学术代表作，推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研究。丛书采用“昆玉河畔”名称，以便提炼特色，打造品牌。入选书目既包括个人学术自选集，也包括集体学术自选集；既包括学者文库，也包括学生文库，以及学科手册等。我们计划分3批出版，每批共出版10种。这套丛书正像这条河流一样，映照着我们自己的存在。
陈鹏：1966年生，安徽当涂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当代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现代新儒学研究，出版专著《现代新儒学》、《执有与空无》、《实在论在中国》（合著）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冯友兰新理学
冯友兰论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兼论新理学的方法自觉
理：形式本体与道德本体——新理学与程朱理学的一种比较
超越理性的理性——也论冯友兰新理学“负的方法
接着新理学讲
新理学与西方哲学——新理学形上学之形成的一种解释
“民族性”的分析与重建——冯友兰文化观的意义
将分析进行到底——新理学之后的一种路向
一个“分析的”现代儒学
现代伦理道德建设
现代伦理建设研究（1995-1996年）
略论当代伦理转型——当代伦理建设研究之
实在论在中国
“清华哲学学派”与“学”的自觉
金岳霖新玄学：实在的分析与构造
张申府的“大客观论”
是是非非——评陈大齐的是非论
现代新儒学
回应西方：现代新儒学的境界之思
立学与立教：重建儒家信仰的社会化途径
“现代之后”的儒学——李泽厚的“四期儒学”
从主体世界到整体世界——成中英儒学简论
个体化时代的儒学
后记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现代之后的儒学：冯友兰新理学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根据这种“形式化”的哲学方法，冯认为，哲学对“实际”的唯一肯定只能是“实际存在”“某物存在”，整个形上学体系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经验前提中被推延出来。具体地说，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都是从“有某事物”这句话中演绎出来；或者说，新理学的全部概念都涵蕴在“有某事物”这一命题之中。①新理学形上学的推延过程可以大致描述如下：从“殊相”（有某物）到“共相”（有某种事物），而有“事”与“理”，进而有“实际”与“真际”“存在”与“存有”的区分。从“形式”与“质料”来分析“实际存在”之要素，又有“理”与“气”的对应。由“存在”之整体“流行”（动），而有“道体”；由一切“存有”之全（静），而有“大全”。由此，新理学形上学成为一系统的存有（宇宙、自然）论，是对“存有（有）”与“存在（存）”的形式的或一般的释义。
至于新理学形上学的推论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纯粹演绎的过程，还可以再作讨论。在此，我们主要是指出两点，一、新理学形上学的分析推演必须依据一个综合性的“假定”（有物存在），否则，新理学形上学命题就成了空而不灵的纯形式命题，哲学也就混同于逻辑。二、新理学形上学面临由“个体”推到“类”的困难。这就决定了新理学的共相仍是一个“假定”，而不是一个分析的结论。
冯这种“形式化”的哲学观及其在新理学的运用，主要是受西方认知理性的传统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冯的哲学观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哲学与科学的某种“质”的区别。一般说来，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可有两种不同的线索：一是人生问题与科学问题的不同；一是一般对象与特殊对象的不同。沿着第一种线索，会逐渐区分出善与真、价值取向与客观知识、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直觉与分析、文化与自然、人文与科学等，而哲学当然属于前者。沿着后一种线索，哲学最终会成为“一般的”“形式的”分析。冯在建立其形上学时，是把“存与有”（宇宙、自然）当作客观的认知对象，只是关注“自然”之“真”，而非“人生”之“善”，这样，冯就只能以“形式之真”与“实际之真”，而不是“真”与“善”来区分哲学（形上学）与科学。冯这种由形而上学的“形式性”来说明其“真理性”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对维也纳学派试图取消形上学的回应。维也纳学派基于科学（知识）命题的综合特征与实证方法，认为形上学是貌似综合命题的“伪科学”，形上学命题对世界的种种肯定都是不可证实的，它不可能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至多只是“概念的诗歌”。冯友兰同意形上学不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却反对形上学仅一种简单的直觉或情感。冯认为，形上学仍是一种“真”的“学”，仍是一个严谨的理性过程。由此，冯确定了以最少的综合肯定“有物存在”为起点的“形式底释义”的形上学方法，形上学与科学的区别就成了“一般分析”与“具体综合”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理学形上学的基本方法，又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形上学只研究“有”本身而不是“有”的一部分的界定。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是，冯认为，此形上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知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分析活动”，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冯的哲学观又是不断发展的，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探讨时常返回到对哲学方法的再反省。通过《新原人》（1943年），在由宇宙论到人生论、由理性觉解到精神境界的过渡中，冯逐渐认识到“负的方法”的重要。冯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此有所总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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