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分两部:上部《北平五讲》和下部《上海三嘘》。上部收入鲁迅于一九三二年冬在北平五所高校所做的五场讲演内容,以及相关参与人员所著的关于五讲的回忆、评论文章和相关报道。下部分别对梁实秋、杨邨人和张若谷用嘘的方式加以还击论争,鲁迅以笔为枪嬉笑怒骂、知人论世的机锋与格局可见一斑。
鲁迅的嘘声
赵瑜
鲁迅先生的书名,随意,淘气。比如那本《南腔北调集》,在题记里,鲁迅解释了,为何起这样的名字。因为有人嘲笑他爱演讲,演讲就演讲吧,偏偏老天不赏饭,口吃。口音呢,也杂得很,南腔北调。这话后来传到了鲁迅耳中,鲁迅听得是心服口服。他想了想,决定任性一下,干脆满足那评论家的愿望,出了一本杂文集,就叫作《南腔北调集》。
不止是书名可爱,鲁迅先生的笔名,也大多有趣。比如他有一个笔名,叫罗怃的,便是针对张若谷。
原因是上海的《大晚报》连载了张若谷的一部《儒林新史婆汉迷》。婆汉迷是一句法语的音译,就是今天的波西米亚的意思。在这部儒林新史中,张若谷影射了不少作家,其中主人公之一的罗无心所对应的便是鲁迅。影射也就影射了吧,《大晚报》还发出征稿启事,并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投稿者:如含攻讦个人和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这下惹恼了鲁迅。这叫什么事啊,整个一自相矛盾啊。鲁迅随即写了一篇《文学的折扣》来嘲讽《大晚报》的做派。在文章里,鲁迅举了一个王麻子菜刀的故事。因为北京王麻子的菜刀有名,所以,便有很多假冒者。甚至,有一家假冒的王麻子菜刀,在自己生产的刀上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怎么样,疯了吧?
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前后大约半个月,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五所大学进行了五场演讲。这便是传说中的北平五讲。关于鲁迅母亲的病情,鲁迅在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给许广平的信里这样写道:母亲是好的,看起来不要紧。自始至现在,止看了两回医生,我想于明天再请来看看。在后来的信里,他又将母亲的病情告知了许广平:昨请同仁医院之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察,与之谈,知实不过是慢性之胃加答,因不卫生而发病,久不消化,遂至衰弱耳,决无危险,亦无他疾云云。今日已好得多了。十一月二十日晚上,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说了他要演讲的事情: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我已应允他们于星期二(二十二)到北大、辅仁大学各讲演一回,又要到女子学院去讲一回,日子未定。至于所讲,那不消说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可勿远念。
这便是北平五讲的开始。原本是三场,后来又加了两场。一场是在北师大,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到了的。而最后一场是在中国大学,在信里没有提到。
关于北平五讲,当时听课的学生颇多,有不少回忆文章可以查到。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一文中,还专门提到《五讲三嘘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在这篇序言里,鲁迅是计划在一九三四年前后出版这册《五讲三嘘集》,却不知为何,这本书并没有如期出版。这本书虽然没有出版,却是在各种媒体上充斥着这本书的报道,这些报道既是猜测,也是期盼。
鲁迅这样一个好玩的人,他不喜欢被所谓的买方市场牵着走。越是有人说他要出版这样一本书,那么,他反而不那么上心了。或许,这就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的原因。
这册本来应该热销的鲁迅的作品集,在出版之前,已经享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首先是盗版。在鲁迅致杨邨人的那封公开信里,鲁迅这样写道: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这段文字里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但鲁迅并没有看到。真是可惜得很,在现有的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均没有找到关于这本盗版书的资料。不然,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的全部内容,便不必我如此三番地翻查别人的回忆文章了。
除了盗版,还有关于鲁迅先生要出版这本书的一些虚假新闻报道。比如这位杨邨人,便是听说了鲁迅要出这样一本《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于是率先发难。他在给鲁迅的公开信里这样写: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
看到报纸上说鲁迅要出一本嘘他的新书了,他便连忙在报纸上发起对鲁迅的进攻,这未免也太防卫过当了。
话说这杨邨人是个有趣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历吧。杨邨人中学毕业后,由经商的叔父资助,到武昌师范专科学校念书,在校期间加入共产党。汪精卫在武汉发动政变之后,杨邨人逃至上海,并和蒋光慈等一起成立太阳社。后又到左联工作。鲁迅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杨邨人作为左联的工作人员,参加了鲁迅的生日会,相谈甚欢。
照常理,杨邨人应该很快成为鲁迅门生一类。然而,好笑的是,杨邨人笑里藏刀,转身便以笔名文坛小卒在自己主编的《白话小报》上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声称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鲁迅的生日会,成了一锅汤,里面还泡着饼子。
杨邨人第二次攻击鲁迅,便是在《新儒林外史》中,我们不妨来看一段,他是如何攻击鲁迅的。
这篇文章载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版,文章的名字为《新儒林外史》,作者署名柳丝,内容如下:
第一回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
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现在看来,实在是好笑极了。然而,这文章并没有继续分解下去,因为杨邨人受到了左联的警告。
现在,杨邨人第三次以公开信的方式来挑衅鲁迅了。细读杨邨人的公开信,除了引用一下笔名为李儵的写下的一段关于鲁迅老了的感慨,全信并无什么尖锐刻薄的东西。让鲁迅反感的是此人的无聊,将之前攻击鲁迅的事情完全略过,仿佛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听说鲁迅要骂他,所以来写封信问问鲁迅,是不是要骂他。
这找骂的态度如此认真,鲁迅先生经常也很厚道的,比如此刻,他必然是要满足这无耻的家伙一回: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报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
虽然鲁迅在这封公开信里,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但是,他的确已经厌烦了这些没有底线的年轻人。他看不上这些人,做人缺少真诚,没有底线,且又欲望强烈,总想着快一些成功,不择手段。于是乎,鲁迅一边心灰意冷地嘲讽他们,一边又觉得把生命浪费在这些人的身上,实在是贬值的。
学者朱正在《〈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一文中考证,鲁迅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后,曾经多次和良友公司的赵家璧以及北新书局的李小峰通信,说起此书的编辑情况。是有准备出这本书的。但是,因为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在回信里,怕鲁迅的书出来以后惹事,导致书局遭遇查封,所以,希望鲁迅的书稿,能平平稳稳,不危险而又能挣钱,这让鲁迅很为难。他甚至在给李小峰的回信里说:这部书的战斗性和危险性不下于《二心集》。而《二心集》当年正是李小峰不愿意印的。
他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等人,让他们帮着找一下,他在北平讲演后,报纸或者学生们的记录。结果,发现有很多记录并不准确。这样,修改起来工作量很大。这也是这本书没有顺利出版的原因之一。
嘘过之后,这本在报纸上千呼万唤的《五讲三嘘集》,始终没有编辑成册。在当时,鲁迅不希望自己成为小报某版的主角。一个有道德的人,绝不会借着读者有偷窥欲望的时候脱衣服的,更何况,三嘘的对象,有两位,他相当看不上。鲁迅先生在当年不编辑出版这本书,大抵有骄傲的原因。
第一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①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我四五年未到这边,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②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③。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之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④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例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注释】
①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收入相关图书时曾经鲁迅修订。
②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③魏阙:古代宫门上巍然高耸的楼观,后来用作朝廷的代称。
④柏勒思(Plus):英语,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