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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创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水平。《国富论》对英国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几百年来,“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市场的代名词。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译者前言 经济学著作现在作为必读书跻身于普通读书人书架的或许真的不多,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疑应该是其中之一。发表于1776年的这部巨著,现在仍被许多经济学大师推崇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由于其语言通俗,论述明晰,实例生动,它也一直是后人进入经济学世界的最佳启蒙读本。不仅如此,在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学识渊博、世事洞明的斯密还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知识和见解,包含了作者对人性、对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可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包罗万象的写作。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在经济学领域,《国富论》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国富论》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国富论》书分五篇,用我们今天划分经济学学科门类的术语,斯密的论述结构如下: 第一篇包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即著名的分工学说。二、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分工,这与今天的货币理论很不相同。三、价值理论,即交易理论。因为分工必然需要交换,要理解分工,就必须理解交换的价值和价格。四、分配理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划分。斯密讨论分配问题的目的是弄清资本积累过程,因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决定因素无疑是收入之大小。 第二篇包括:一、资本理论。引人注目的是,斯密明确将人的才智和知识列为资本,现代经济学之人力资本理论红极一时,斯密是该理论之先声。二、货币、银行及信用理论。三、资本积累(包括储蓄的动机分析)。四、利率理论。五、资本的有效利用(已经阐释了资本不同运用途径之边际取舍原则)。 第三篇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的渐次演进,欧洲及世界各国经济制度之演变。斯密著名的分成租佃无效率论断即在这一篇有详细分析。对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斯密对各国经济制度演进的分析仍具有重大价值。 第四篇详尽讨论了斯密之前和他同时代的各种经济学说,包括:一、重商主义学说之谬误。二、对各种政府管制措施之详尽分析(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如关税、奖金、贸易同盟等等)。三、殖民地理论,包括对各种特权和垄断的精彩分析。四、重农学派之精髓及其与重商主义之比较。五、自由经济学说和自由经济体系理论。斯密在这一篇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并以此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 第五篇的主题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包括:一、财政理论。二、政府职能范围及其如何履行(包括行政、司法、立法、军队等多层次的详尽讨论)。 可见,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已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斯密写作的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而且当时的学术又极大地依赖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所以他不得不尽力分析和交待他所论述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此《国富论》也具备了历史著作的丰富内容。在经济学各主题下,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斯密的论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涵盖了劳动史、货币史、银行史、制度史、贸易史、教会史、教育史、哲学史、军队史、殖民地史等诸多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如今或许要被分门别类的领域在斯密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对这些复杂的论述对象,斯密往往有着清晰明了的透彻分析。只是通过常识性的眼光和判断,有时再加上详尽的统计数据,他就使自己的论点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斯密之经济分析有直探事物本质的千钧之力。……他的分析工具或许显得原始粗糙,但他运用分析工具的本领绝对超一流。”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分析,作为道德哲学和经济哲学教授,同时在文学、修辞学、法学、语言学和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的斯密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智慧和理解力。因此,《国富论》作为经典文化名著,具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厚魅力。在斯密之后,要另起炉灶再写一部如此完备、如此广博的经济学著作或许已经是不可能。 通常说,写《国富论》的只是“半个”亚当·斯密,因为他还写下了另一部传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与国富论的立论方向背道而驰。要了解一个完整的斯密,确实得关注他的两部著作之间的张力。斯密写作的时代,是英国市民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都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斯密的研究热情,正是在于解答以下问题,即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究竟落实在何处。简单地说,在后一方面,斯密信赖人的同情心和利他心(《道德情操论》),但在前一方面,与其说斯密认可人的自私心和利己心,不如说他信赖“自然(nature)”(《国富论》)。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既是他对经济秩序的深刻观察,也是他自己的信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窥测到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也是他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思想: 在政治实体(politicalbody)之中,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修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它在人体之中修正人类的懒惰和放纵的不良后果那样。 甚至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相信自然能调和私利和共同利益的矛盾: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把人类组织和人类群体看成自然有机体,信赖它的自我实现和更新的能力,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性思想,尽管斯密此时还没有使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这一思想在百余年后获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并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使社会学得以发展成一门科学。可以说,面对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是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建造了理解生活世界的两根支柱,而在事实上《国富论》无疑更大程度地成为了后人解释世界和应付世界的依靠。 我国国内目前已有数个《国富论》的中译本。此书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也多少减轻了我们对重译的忐忑。同济大学的孙善春负责本书第一、二、三篇的翻译,其中,同济大学英语系的顾思兼老师也贡献了一臂之力;浙江大学的李春长负责翻译第四、五篇,并对全书作了修改和统一。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基本没有作删节,而不影响理解原文要旨的注释则从简。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译,在语句和段落衔接上则力求通顺晓畅,不留疑义,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不过,亚当·斯密作为文体大师(他的著作在一些英语国家的英文系也是必读书),我们的译文实难与原文的老练相匹敌。错讹浅陋之处,首先应向这位伟大的作者致歉。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李春长
总序 张炯
译者前言 绪论 与本书计划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第二章 论造成分工的缘由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 起因于用途本身的性质的不平等 第二节 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 论地租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引言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一个特殊部门的货币,或论维持国民资本的支出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的阻碍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及其进步 第四章 论城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言 第一章 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 论对来自贸易差额被认为于我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的进口实施特殊限制 第一节 论即便根据重商主义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第二节 论即便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 论退税 第五章 论奖金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 论发现美洲和发现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航道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作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 第一节 论国防开支 第二节 论司法开支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 第四节 论维护君主尊严的开支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金或收入来源 第二节 论赋税 第三章 论公债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 第一章论劳0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最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做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比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制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连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道。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用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磅,每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万枚,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20枚针,或许连1枚也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最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最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更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谷物同样低廉。法国也许比不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多。而波兰除了少数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儿。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事的唯一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做不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二十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二十种活计,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几乎总是懒懒散散,就算最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最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最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最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最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最初使用蒸汽机时,工厂常常雇用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 然而,机器改良绝不是全由那些有机会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候,许多改进都来自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也有些改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才智,他们的职业不是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观察每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远和极不相同之物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每一种其他职业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和职业。像每一种其他的行业或职业一样,哲学也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的分支,兴趣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同的职业。而哲学行业的细分也像每一种其他行业一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对他自己那个特殊部分的工作更加在行,就整体而言也就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用科学手法做统计的工作量也由此大大增加。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卖;另外一种产品的制作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看一下最普通的工匠使用的生活用品,你会知道,为了使他们能享用它,必须贡献自己工作的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例如,尽管看起来很粗糙,工人穿的毛织品上衣也是大量工人一起劳动的结果。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蒸洗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必须结合他们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种很常见的产品。此外,把材料运输到最遥远的地方需要有多少运输从业者啊!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需要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制绳人,以便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带到一起——这些染料常常来自世界各个最遥远的角落!可见为生产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经过多少种类繁多的劳动!且不谈如航海人的船舶、磨坊工的磨坊或织布匠的织机那些复杂的机器,我们只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一非常简单的机械,它的产生就需要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炉制造工、伐木工、烧炭工、造砖人、泥水匠、炉工、铁铺的设计与建筑者、锻工、铁匠……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剪羊毛工人的衣着和家用器具,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睡的床以及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膳食的厨房和炉灶,烧饭用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或者陆路运来的),他厨房中所有的器皿,餐桌上所有的用具比如刀叉,用来盛饭菜的陶瓷和锡盘,他吃的面包喝的啤酒,抵御风雨、保持屋内温暖、使室内明亮的玻璃窗户、发明玻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在世界北方地区生活的人们就不可能拥有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生产这些便利品中所使用的所有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物品,看看每一种物品要使用多少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互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最卑贱的工人也不可能得到他最简易的生活用品,即使根据我们的虚假想象他们是可以得到的。同富贵人家的极度奢侈相比,他的生活用品无疑极其简单而平常;然而以下说法也许是真的,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赤裸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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