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哑谜诗歌新揭_陈苍麟_9787545815429

　　唐代诗人李贺有“鬼才”之称，其诗素乏解人。对李贺诗歌的注释，在宋代即已开始，到清代为止，共有注本十余种之多。清人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对以往各家之说，颇能博取慎择，折衷是非，是比较详明的一种，然穿凿乃至曲解处。亦复不少。沪上陈苍麟先生，殚平生之力，著《李贺哑谜诗歌新揭》一书，烛隐洞微，扫尽千古疑云。苏渊雷先生谓此书“持论平允，能窥作者深意，发前人所未发。精审博辩，兼而有之”，诚非虚誉。

　　唐李贺是位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的青年诗人。他横遭朝廷无理压制，永远不得举进士；他目睹朝廷破落腐败，百姓灾难深重；他在死前的那些年月里，患有慢性肺病，自知不得永年；他更没有妻室儿女生存保育的后顾之忧。于是他异于一切诗人，具有条件创作许多非议、讽刺、甚或诅咒现实帝王，从而发泄心中愤慨，暴露昏庸丑恶，激励百姓情感的诗歌。由于在封建社会里，这种诗歌是根本不容公开露面的，李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自取灭亡。所以他在表现方法上，都是采用哑谜形式出现的。或表面说桑，实际指槐；或表面引古，实际讽今；或表面面目模糊，实际触目惊心；或表面怪诞不经，实际恩怨分明；或表面错误百出，实际利剑穿心；更或用祸祝福，用死祝寿，双关含混，化整为零，金蝉脱壳，移花接木，褒贬反常，不一而足。在全集二百一十九首诗歌中，已经发现这类诗歌约占1／4以上。揭开表面掩盖，即可看到简单易懂、形象鲜明、现实生动、感情愤激的内在谜底真相，称之日哑谜诗歌，原属名副其实。这几十篇哑谜诗歌，都有谜面掩盖和谜底真相两重意思。尤其有个毋庸置疑的惊人特点：一色是以非议、讽诅唐代现实昏庸帝王为其写作意图的。这就问题非常清楚，不容有所回避了。它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未遭禁绝，流传下来，是因掩盖未揭、真相未露所致。这与唐杜牧、李商隐的维护用心，宋刘辰翁、清陈式的维护表态，也是分不开的。
　　清王琦出注李贺歌诗，是从宣扬封建教育的需要出发的。他一律不揭谜底真相，遇有抵触帝王尊严之处，概行设法回避干净。或推托未详，或借口错字，或评为杂乱不堪、不可理解，或故装马虎、视而不见，更或曲作解说、颠倒真相。以致伍子胥引兵人郢掘楚平王墓的故事也被认为未详。《苛政猛于虎》的事例，也说是猛虎食人与苛政绝不相干。甚至引用《尚书·武成》的“倒戈”一词，也说成是效忠战死前线而让戈去自倒于地……这些都是李贺故意流露的马脚，作为后代有心的读者窥探真相时的门径。经过王琦这样一注，使得篇篇哑谜诗歌都成了不能通释全文的芜杂之作，形象模糊，意图不明，永成悬案，不了了之。这种封锁谜底真相的做法，既是害苦后代读者走人死胡同不得出来的根源，更是大大颠倒了哑谜诗歌本身的是非感情。其注把憎恨说成了热爱，非议说成了拥护，讽刺说成了赞扬，诅咒说成了歌颂。从王琦在封建社会的处境来说，他这是不得不然的。否则秉笔直言，非但注释不得通行，连李贺原书也要遭到禁绝。岂非徒劳笔墨，还要自冒风险！因此，王琦所走的道路，我们是能理解的。他也同样未使李贺哑谜诗歌遭到禁绝的恶果，只是他封闭了哑谜诗篇流露的马脚，加固了谜底真相的沉埋，是一种极端取消主义的表现，显然是与李贺的创作愿望正相违背的。
　　王琦具有封建习惯传统一定的权威性，他对后人影响极大。关于李贺哑谜诗歌的研究，即使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也未完全摆脱他的影响，以致以讹传讹，触目惊心。李贺哑谜诗歌的谜底真相，在封建社会内始终只能埋藏地下，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还未及时大白于世，这就不能不算千古奇案了。封建习惯传统有其糟粕或欺骗的一面，原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古代人民和昏庸帝王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可以用非封建的观点，公平合理地来观察论列它的是非曲直的。所有过去那些：君要臣死，不敢不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皇帝的意旨是金口玉言，人民的苦难是命中注定；天尊地卑，贵贱悬殊，子不言父过，臣不道君恶……吃人的说教，已经完全失去它的骗人作用了。鲁迅先生的反封建精神，正是大家素所崇敬的。所以说，今天如果还用封建习惯传统的说教观点来对待李贺哑谜诗歌，那要算是千古奇案的（具体的有关问题很多，另详见第一辑《涉论》《散论》等）。
收起全部↑

　　《李贺哑谜诗歌新揭》：
　　五光十色的艺术手法
　　李贺诗集中的大量哑谜诗歌，是李贺感于唐王朝长期破落腐朽，唐民众日益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结合自身竞考进士，横遭排挤，最终怀才不遇，潦倒一生的悲愤心情，而对当时现实帝王唐宪宗李纯所作的各种非议、讽刺、甚或诅咒。李贺由于身世上异于其他一切诗人，同时交织着三个特点，即：一、短命早死，血气方刚；二、自知肺病深沉不能久于人世，但还头脑清醒可以驱遣笔墨；三、没有妻室子女遗留生存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才有可能勇翻浪花，不惜呕心沥血地倾吐肺肝，隐约其辞地发泄愤懑。
　　当然，这种抵触帝王尊严的诗歌，在封建社会内，如果直言无隐，是要立即遭到焚禁的。为此，李贺不得不在内容真相的上面，运用千奇百怪的艺术手法，施加掩盖，尽量不让御用文人轻易看出。但如始终掩盖得周密无间，没有显露真相的可能，势必不能达到泄愤目的，就失去了写诗原意。因此，他又必须在表面掩盖的方面制造某些漏洞，设置语言障碍，极力不让有合情合理地、形象鲜明地释通全诗的可能。更就某些尖锐特甚的内容真相来说，尽管风险已大，但还要设些机关，露些马脚，为后代有心探索的读者开辟方便之门。凡此情况，交互制约，就形成了李贺哑谜诗歌的特种风格。
　　我们如果仅从掩盖一面去理解这种诗文，必然是讲不圆满，说不确切，看不鲜明的。因为这是李贺的有意安排。其所以被古今读者认为难懂，也就在此。王琦要算专从掩盖一面解说李贺哑谜诗歌的典型代表，其结果使得到处出现所谓“错字”“未详”“不可理解”“必有讹误”等情况，以致篇篇无法通释到底，成了不可梳理的芜杂文字。面目既是模糊一团的，感情更是违离常识的。我们如果运用“一面扬弃掩盖，一面显露真相”的方法去作观察，不难发现王琦大量的所谓“错字”“未详”……全非事实；即王琦认为讹误杂乱，不可强作理解的老大难篇，如《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送秦光禄北征》……也是简单易懂、形象鲜明、现实生动、感情愤激之作，并不存在何种不可理解之处。
　　总之，凡属李贺哑谜诗歌，都是具有双重含意的。如果读者没有揭开其表面掩盖的现象，那就说明根本还未接触到真相。因此，理解李贺这种哑谜诗歌，既要看透它的掩盖面，更要看清它的真相面。只有两面都看到了，才可迎刃解决一切困难，并且顺风满帆地通释全篇诗文。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