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变。这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会引领全球吗？人类是走向一个冲突频繁的世界，还是一个西方主导地位终结、人类更加和平的世界？
世界多极化走到今天，新势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辉煌成就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广泛和系统影响，中国方案也让世界更多倾听到东方的声音，中国已成为*一个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后西方时代真正到来。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抛开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民主法治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临时畸变，将东方崛起视为回归常态，规避简单化的*，面对现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补充了今天的国际机构，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自主性。中国之治*为耀眼，它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引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变。这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人类是走向一个冲突频繁的世界，还是一个西方主导地位终结、人类更加和平的世界？
一些专家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复杂性保持高度敏感的认知，作为其必要补充，奥利弗的《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将成为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以及每一位对全球政治的未来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目。
引 言
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处于一种异常的历史背景下。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在理解过去，分析现在，或预测未来时也都有深刻的西方中心论烙印。价值中立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事务阐释并非主流，大多数英语文化圈的国际事务分析师所做的分析都为偏颇之论，宣扬和维护西方文明，将其标榜为全球政治的主题和理想的规范标准。
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在谈及过去的时候，非西方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几乎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全球对话大体都局限于身处美国的评论员、学者和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圈内普遍认为标准规范以西方为中心，向周边逐步辐射。非西方的行为体或接受了这些新思想，或加以抵制，但是他们极少能成为发展的媒介。根据这种普遍认可的西方传播论模型，历史被看作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非西方对全球秩序观念的贡献则很少引起关注。早已被全球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学者采纳了数十年的精微视角，至今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仍然没有体现。因此，对于国际事务历史的主流分析大多都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发端，西方崛起前或非西方历史的关注度很低，甚至被彻底忽略。
这样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秩序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从帝国统治到民族国家多边秩序的转变等并非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是西方与非西方行为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通常认为即使是殖民统治者往往也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推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例就是民族自决的兴起。民族自决是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其产生并非源自西方思想家而是反殖民运动。早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前很久，民族自决就一直在对抗西方利益尤其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里西方统治地位达到高峰时成功地建立了全球规范，而传统历史记录中对二战后这段时期的描述里，非西方的势力是完全缺席的。横贯历史，其思想的传播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动态、多层次、复杂混乱和分散化。
美国在二战后秩序的建立中起到核心作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话有些是对的，他称，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应对如此多样化的挑战，也没有能力在如此多的方面取得成功。美国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对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解释二战后秩序兴起时，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臆断世界自愿将权柄交于美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经常忽视合法性和威压之间的区别，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后者是巩固自由秩序的重要因素在之前任何体系中都如出一辙。这种秩序的建立涉及美军在战败轴心国驻军；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加以威胁和暴力打击；推翻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反抗政府；还有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化地推行美国政治和经济偏好。
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历史解读造成对西方势力、所有权和文化吸引力的过分强调，弱化了军事力量在当今全球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更广的范围来讲，诸如冷战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终结等有利的历史大事件有些人认为自由的亲西方力量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被解读成西方主张的有力支撑；而近年来埃及、泰国和俄罗斯的民主终结等不利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败坏自由主张和准则，而仅仅被解读为历史发展的低层次结果或暂时性的轨道偏离。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作欧洲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千年。这种论断严重低估了非西方思想家和文化所做的贡献，也忽视了西方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对外来比如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科技、思想和规范的依赖。他们还对另外一件事实全然漠视，其实上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非西方势力控制着世界经济。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欧洲之外，比如奥斯曼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持续壮大等事件。国际准则和规范的演变受很多西方外事件的深远影响，比如十六世纪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在印度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再比如十九世纪初期激励了全美洲奴隶的海地反抗殖民主义运动。然而这些事件往往难以融入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西方中心论使我们被动地将诸如民主、人权和外交等很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和规范归为西方的，将当今西方的优势地位追溯至以往，由此创造出简单的目的论历史，枉顾此类思想往往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时萌芽，或互为基础发展，因此并没有单一源头的事实。
当今时代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西方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北约（NATO）等西方领导的组织，往往被看作是温和友善的；而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组织要么被看作是低效的（七十七国集团[G77]），要么就是古怪荒谬的（金砖国家[BRICS]），要么就是有威胁且心怀恶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 或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很少有分析家关心此类组织对全球公共关系的贡献，他们普遍对这些组织持怀疑态度。尽管很少有人明言，但这种状况也指向潜在的西方天然享有权力思想，非西方领导的工作缺乏正统性。同样地，全球计划的制定在经济或安全领域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发起、合法化和成功宣传也往往被看作是西方行为体所专享。在构建现代世界正统知识体系时，非西方思想很少被纳入源头的考虑范畴。
最关键的是（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对当今秩序形成和现有形态的理解及对未来的预测都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他们对后西方世界的猜想是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角度展开的。这种视角由主流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建立，惯常于将西方普世主义和非西方特殊主义、现代西方和传统非西方割裂来看。主流西方叙述下仍然认为有一种先行的现代化、一种理想型的西方现代化将主导世界。非西方行为体被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相对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或是抵制现存秩序或是融入其中但是很少被看作是正统的或有助益的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设者。很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预测西方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将与全球秩序中大国兴衰周期性的结束相吻合，这并非巧合。
总体而言，只有无法适应西方标准或对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胁时比如百年之前针对中国爆发的黄祸，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带来的核武器威胁，非西方行为体才会得到重视。另外，有时对非西方思想的重视是为了将西方与一些当今认为不合宜或危险的理念撇清关系，比如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攻击等等 。然而，共产主义根本不是反西方的，反而是正宗的西方思想；其诞生源自乌托邦实验，追本溯源要归因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讲也是西方中心化的，也是具有区域性的。
作者简介
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
巴西人，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共政策硕士，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学士。现为圣保罗热图力奥·瓦加斯基金会（FGV）的国际关系副教授，在圣保罗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学院（CPDOC）协调工作，负责国际关系的执行项目。
奥利弗的研究集中在新兴国家（特别是巴西、中国、印度），如他们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出版有《IBSA：南半球的崛起？》（2014），《金砖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未来》（2015）等著作。评论文章多见于《纽约时报》《环球时报》《今天的扎曼》《印度时报》《亚洲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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