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_卢晖临_9787562444268

　　本书厘清了质性研究的科学取向，强化了质性研究者的逻辑思考与实作能力，使得研究新手们更容易走进质性研究之门，顺利完成资料分析，进而提高研究者本人与读者对研究成果的信心。本书可以说为质性研究者构筑了一条为学的捷径，它能指引出资料分析的先后之道，从而帮助研究者掌握这个世界的先后之道。

　　第1节质性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质性资料的形式通常是文字，而不是数字。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就是以质性资料为基础，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政治科学。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基础学科与应用领域的研究者投入质性研究的范式中，这些应用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公共行政、组织研究、企业研究、医疗保健、城市规划、教育研究、家庭研究、方案评估与政策分析等。正如L.M.Smith（1992b）所观察到的，以下诸多的词汇实际上都已经变成同义词了，这些词汇包括：民族志（ethnography）、田野法（fieldmethods）、质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个案研究（case study）、自然取向研究（naturalistic methods）、响应式评估（responsive evaluation）。

　　质性资料是很有魅力的。研究者可以藉它们，对一个可辨识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过程，做出有实据的、丰富的描绘与解释。也可藉它们，保留住时间流程，精确地看出哪一事件导致哪一事件，并引出精彩的解释。再者，好的质性资料也更可能导出意外的发现与新的整合；帮助研究者超越第一印象，并产生或修改概念架构。最后，由质性资料导出的发现，会具有一种“不可否定性”。文字具有一种具体的、生动的、有意义的力量，尤其是将文字组成事件或故事之后，更能让读者信服，这名读者可能是一名研究者、决策者，或是实务工作者。这些效果并不是简化的一堆数字所能产生的。

　　我们于1984年出版本书的第1版（Miles&Huberman，1984），从那时起，质性研究已有着惊人的发展。我们为这第2版所搜集的书籍、文章与报告，超过第1版3倍有余。人们对认识论问题的争议继续延续（Guba，1990）；完整的研究手册（Denzin&Lincoln，1994；LeCompte，Millroy，&Preissle，1992）也出现了；Sage出版的质性研究法系列丛书已超过24册，新期刊有《教育质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保健质性研究》（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新闻通讯有《文化人类学方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年度论坛有教育民族志研究论坛（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Research Forum）、教育质性研究研讨会（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Conference），电子公共版有QUIL，软件会议有计算机与定性方法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而主要的专业团体

　　大多也都组成了质性研究的相关团体。

　　但是，在这些热闹的活动中，我们也应该记得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数据搜集费时费力、数据过多、研究者偏失可能很大、数据处理与编码耗费时间、只有少数案例可供处理时其抽样的适切性问题、研究发现的可概括性、研究结论的信度与质量、结论应用于政策与行动的可能性。

　　若以信度与效度等传统词汇来看，质性研究的发现会受到严重的质疑（Dawson，1979，1982；Ginsber9，1990；Kirk&Miller，1986；Kvale，1989a；LeCompte&Goetz，1982）。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判断质性研究发现的好坏，其标准应该和传统研究有明显的差异，Lincoln与Guba（1985，1990），Wolcott（1992）等人都曾强调过，但一般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将于第10章详谈此问题。现在，许多与学位论文奋战的研究生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仍是单兵作战，也常常只研究一个个案，纵然如此，质性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看到“多场地、多方法”的研究（A.G.Smith&Louis，1982）已经越来越多；这种研究可能结合了量与质的研究（Rossman&Wilson，1984），它们可能是由一个团队来执行，搜集与分析得到的资料，还要拿来做比较（Herriott&Firestone，1983；Yin，1984）。

　　除此之外，质性研究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并未解决，正如我们其中一人曾提及的：采用质性资料最严重与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用的分析法并未有系统地阐释出来。研究者面对量化资料时，已有一些成规可供使用。但是，面对堆积如山的质性资料时，研究者却没什么指引，可帮助他去避免自我欺骗，让他不致于把不可

　　靠或无效的研究结论提交给科学组织或做决策的读者们。我们怎样才能确认：一个“自然的”、“难以辩驳的”、“偶然发现的”研究结论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说：1979年以后质性分析在方法方面已有进步，例如，以图表来呈现资料的做法已经不算稀奇了。虽然有人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无技术的方法”，不过采用现象学的人士也已经开始阐释使用现象学方法的程序了（Kvale，1988；Melnick&Beaudry，1990；Pearsol，1985）。学者（Strauss&Corbin，1990）也已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methods）说得更清楚了；另外，《文化人类学方法通讯》（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Newsletter）的格言是：“方法是属于我们全体的。”1976年时Sieber发现：7本备受推崇的田野研究法教科书之中，谈资料分析的篇幅不到5％～10％。现在的情况已大大改观了。近年来的教科书已经更为慎重地讨论资料分析的问题了（Bernard，1988；Bogdan&Biklen l992；Goetz&LeCompte，1984；Merriam，1988；Patton，1990；Smith&Mannin9，1982；Spradley，1979；Werner＆Schoepfle，1987a，1987b）。

　　不过人们对于研究发现的信心仍然不足。显而易见地，质性研究界仍缺乏一套清晰的分析法。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把分析质性资料的原则找出来，此处所说的原则，是指引出与验证结论时，大家可以共享的基本原则。

　　有些质性研究者仍认为资料分析是一种艺术，坚持用直觉法。他们只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就是将杂乱的田野资料予以分层与分类，而且还说：所用的方法无法简化，甚至无法沟通。我们并朱真正看见他们如何将3 600页的田野笔记化为最终的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可能点缀了一些生动的示例。

　　另有一些研究者不想细究资料分析这一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想要清晰判定研究发现的效度，是根本不可能的（Becker，1958；Bruyn，1966；Lofland，1971；Wolcott，1992）。还有些人的理由是更深一层的，例如有些现象学导向的（phenomenologically oriented）、诠释取向的（interpretivist）与建构主义的（eonstruetivist）研究者认为：在认知主体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不模糊的、可以供我们报告的实在界存在；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发展系统的原则，以便让研究者能好好说明此实在界的规律性（参见Dreitzel，

　　1970）。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社会过程乃是短暂的，现象是流动的，在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对此现象的建构与描述方式之外，并无独立自存的实在界。

　　学者在不同思想学派的争辩上所花的力气似乎太多了。究竟质性研究者要怎样做才适当呢？学者们对此问题花的力气，反而并不够多。我们承认George Homans（1949）说的是对的：“撰写方法论的人士通常忘了：方法论是一种策略问题，而不是思辨问题。”（P.330）

　　我们撰写本书的基本信念是：身为质性研究者，我们需要不断与人分享我们的方法，分享一套明确说明的、有系统的方法，我们谨慎地用它来引出与检验结论。若用质性研究的词汇来说，我们需要一套确实的、可靠的、可重复的分析法，而本书正是在响应此一需要。

　　第2节　本书的性质

　　本书是一本实用的工具书，为所有采用质性资料的研究者而写。目标是分享现有相关的分析技术，有些技术来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些则来自学界——他们设计、检验并且运用质性资料分析法。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资料展示（data display）上，包括矩阵表与网状图，而不只是一般的文字叙述。我们对每一种资料展示的方法，都详加说明并举例，再对采用者提出实作方面的建议。

　　读者

　　本书是为正在做研究的人士所写，包括所有学科领域，无论是基础或应用学科，只要你正在为质性资料分析这一问题而努力的人士，都可以是我们的读者。

　　我们第一类的读者是研究新手们，可能是研究生或是学术研究的新手。另外，我们曾遇到许多初做质性研究的学生，他们觉得毫无头绪，也觉得自己训练不足。我们将这类人士谨记在心，撰写时尽量使用易懂、支持性的语言，而且也为在质性研究法课程中使用本书的人士提出建议。

　　本书的第三类读者是咨询人员与经理人员，他们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依靠质性资料，他们需要实用的方法，才能将质性资料做最佳的运用。

　　本书的许多实例来自于教育研究，有我们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我们也用了一些其他领域的实例，包括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企业研究、政治科学、公共行政、方案评估、图书馆科学、组织研究、犯罪学、沟通、计算机科学、家庭研究、政策研究。这背后的涵义是：方法是通用的，并不受领域限制。

　　本书为多个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些分析法，这类研究是由一组研究团队来进行的。但如果你是独自一人做研究，或者你只研究单一个案，或者你只将研究重点放在个人或小团体上，这些类型的读者也不要对本书觉得失望，因为本书也为你们提供了许多相关实例，也针对你们提出了建议。

　　方向

　　这是一本工具书，我们并不想把它变成一本包罗万象的手册。我们试着把一些可用的资源组汇集在一起，鼓励读者运用这套资源组。总之，我们希望这套资源组，能够进一步发展、检验，并且精益求精。

　　本书所用的资源来自两方面。第一，从过去十年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撷取与综合而来。第二，我们对质性研究者做了一项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e），寄给他们一份非正式的调查，询问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质性资料分析法，并希望他们能将实例、资料展示与建议等寄给我们。总计有126位学界人士，为我们提供了资料，我们将其中许多想法都纳入本书了。

　　本书的主题是做分析，对于研究设计与资料搜集，我们只谈和做分析有关的部分。另外像进入现场、与报告人建立信任关系这类问题，我们只稍稍提及。许多学者对这类问题已有不错的且持续的讨论，我们会在适切处做一引介。

　　我们尽可能采取具体且直接的方式来说明，希望能够尽量贴近读者，并且能跨越各个领域，做一宽广的引导。我们希望本书的每一章都有一完整的架构，全书都强调要用真实的资料做实时的练习。本书所介绍的每一种方法，都包括具体的实例，并尽量地详尽说明，好让读者看出来分析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且希望读者能尝试这种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读者能在未来的研究里去修改这种方法。

　　我们希望这是一本实用的书。虽然我们在本章第4节陈述了我们的认识论观点，我们可能并不像读者刚接触我们时所知觉到的那样朴素天真，我们相信：任何方法，只要能从一组质性资料中，产生出清晰、可验证且确实的意义，这种方法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论这种方法的哲学观点如何。

　　本书介绍的方法也都简单易学，不需要很长的学习时间，也不需要先弄懂专门术语。在此顺便一提，我们发展出这些分析法，并且采用或修改他人的方法，这些经验都让我们十分愉快且收获丰富。

　　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求读者们一丝不苟地去运用这些分析法，而是希望读者们能够不断创造、检验、精炼出简单、实用与有效的分析法，这才是质性研究者的首要任务。

　　一位欧洲的社会学者（W.Hutmaeher，个人沟通，1983）对我们的第1版做了一个完善的评论，很能表现我们希望的精神：

　　我想你们为大家必须解决的许多方法问题，找到了一个综合性的答案，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处理得很差，当我们向同侪作报告时，结果往往是铩羽而归。不过，你们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定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会仔细

　　思考你们的答案。

　　我们的期望还不只是如此。在我们对质性研究者所做的调查中，我们询问大家一些我们还不太清楚或疑惑的问题。有位研究者的回答如下：“每件事情都不清晰，都让人疑惑……然而，方法经过改良后，可以让人对这个更为有效的平台更有信心，为行动提供了更为坚固的基石，虽然这块基石并不是不容质疑的。”

　　好的质性分析需要仔细思考、试验、对话与学习。撰写本书就是想要与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始终坚信：具体的、可分享的方法的的确确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过去十年问，我们发现：根据新研究精炼与发展出分析法，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对研究结论的信心增加了，也加强了研究的、实作的确实性，读者也跟着增加。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能有益于同侪们，就像同侪们的经验曾经惠及我们一样。

　　第3节　我们的取向

　　我们认为请研究者将自己的倾向说清楚是不错的处方。我们想要了解一个研究者如何建构这个社会世界的外观，并了解他怎样努力为读者呈现一个确实可信的报告，之所以做这些努力，其实就像我们想要了解与我们说话的对方一样。如果有3个人想努力争取我们的注意，一个人是批判实在论者（critical realist），一个是批判理论论者（critical theorist），另一个是社会现象论者（social phenomenologist），我们就需要知

　　道他们每个人思想的源头。他们三人会有很不一样的观点——对于何为真实？什么可以被知道？以及要如何如实表达这些社会事实？

　　我们在本书第1版表示自己是实在论者（Huberman&Miles，1985），现在我们还是。而“实在论”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们自认属于“超越实在论（transcendentalrealism）”（Bhaskar，1978，1989；Harre&Secord，1973；Monicas&Secord，1982）。“超越实在论”意味着，社会现象不只是存在于心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里；而各社会现象之间具有某些规律性与合理的稳定关系，可以让人们去发现。规律性来自于把现象连结在一起的规则与顺序。从这些模式中，我们可以引出一些结构，这些结构乃是潜藏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的结构都不是人眼可见，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使得看不见的结构就变成非真实的东西，更何况我们实际上都被诸多规律的物理机制（physical mechanisms）所包围着，而我们对此顶多也只有些微的觉察而已。

　　人际关系与社会是我们想探究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其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使我们想采用实在论去做探究时，会变得较为复杂，但这种探究并非不可能进行。我们和物理研究者不一样，我们要处理的是机构、结构、实作与惯例，人们会复制且改变这些东西。在这些社会结构的架构里，人所认定的意义（meaning）和持有的意向（intention）会发生作用，我们虽然看不见这些结构，但它们却是真实的。简言之，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例如语言、决定、冲突与阶层等，都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对于人类行为有强烈的影响，因为人们会以共同的方式，去理解社会现象。被相信的事物，就会变成真的事物，而且是人们可以探究的事物。

　　我们同意诠释取向者指出的：知识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产物，而“事实”来到我们面前时，都是负载着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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