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哲学专题研究_董尚文著_9787568035248

　　《华中人文学术研究文库：托马斯哲学专题研究》对托马斯哲学作了七个方面专题研究：一是对托马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作了一个专题研究，论述了托马斯的信仰与理性和谐论；二是对托马斯的形而上学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揭示托马斯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本质意涵，共相论和问题类型论；三是对托马斯知识论作了一个专题研究，阐述了托马斯的感觉印象学说、可理解的属相学说，探讨了他对亚里士多德心智哲学难题的化解；五是对托马斯语言哲学作了一个专题研究，论述了托马斯的话语理论及其哲学价值和神学价值；四是对托马斯伦理学作了一个专题研究，阐释了托马斯的良知学说和良心学说，分析了托马斯伦理学的理智主义特质；六是对托马斯的自然哲学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探讨了托马斯同巴黎阿维洛伊主义者、奥古斯丁主义者进行的世界永恒性之争，揭示了托马斯的不可知论；七是对托马斯哲学的当代发展作了一个专题研究，分析了先验托马斯主义在知识论上对托马斯哲学的当代发展。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针缓缓跳动，中国的现代化正以迅猛发展之势向前推进，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与当代抱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既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治国理想，又是一个关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经世愿景。当然，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实践进程，而且是一个理论进程。实践进程需要理论的反思和指导，脱离理论的实践进程必定是盲目无益的；反之，理论进程也需要实践的支撑和证实，脱离实践的理论进程必定是空洞乏力的。中国现代化不断深化的实践进程已经把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推到了一个转型嬗变的关键时期。对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们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战略，尤其是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开始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发展战略，这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谋划在学校制定的实施“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总体部署下把立德树人摆在办学治院的核心位置，围绕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这一根本任务，以科学研究促进教育教学，努力提升培养一流人文学子、建设一流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水平。为此，我们恰逢其时地筹划出版这套“华中人文学术研究文库”。

　　自古以来，无论东西，人文科学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塑造和发展乃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具有根本意义。《易经》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似乎都不为过，因为它是使人成为人的学问，虽然其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很重要，但是它们最终只能使人成为某种人，而不能使人成为人。唯有人文科学，才能堪称斯文在兹的“成人之学”抑或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人之为人本乎人性，基于人性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理所当然应以人文教育为天职和本分。人文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使入学以成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形塑皆与人文教育须臾不可离。若强以离之，则谓舍本逐末，蔽于道也，盖因“道之显者谓之文”。《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基于这种认识，历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们都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和厚德载物。然而，当今时代的人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这种状况不是人们在理论上对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所造成的，而是人们在实践上不能把它贯彻落实到位所造成的。在对待人文教育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致使人文教育的处境出现了“皇后式”的尴尬——在名义上地位最高，而在实际上最受冷落。如果我们任由人文教育的处境继续恶化下去，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很难真正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前，强调中国高校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任务来抓，这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人文教育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当然，要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我们还必须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其中，精进入文学术研究不仅是彰显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敦化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们推出这套“华中人文学术研究文库”，既是一项旨在改善我校人文教育和人文科学处境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促进我国高校人文学科建设和人文教育发展而贡献自身的一分力量。本文库所收录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部分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其选题内容广泛涉及文史哲三大领域，研究主体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他们不仅是在第一线尽心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而且是致力于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既有造诣精深的人文学养，又不乏弘毅致远的人文志向和大爱仁慈的人文情怀。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因各自的教育背景和研究兴趣之不同而对人文精神的某一特殊方面的关切、思考和表达，但是恰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他们的个体化的思想和言说只有受到广大学界同仁的认真审视和严格评判，才能转变为“化成天下”之公器。

　　《华中人文学术研究文库：托马斯哲学专题研究》：

　　一、托马斯的问题类型论的亚里士多德渊源

　　托马斯的问题类型论有其深厚的古希腊思想渊源。古希腊向来就不缺乏自觉关注人类提问活动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便是其中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不仅使通过对话来询问“事物是什么”成为一种探求事物的普遍本质或者定义的“问答法”，而且把在对话中单纯地通过提问而使对话者自己发现真理性答案的方法视为智慧的“助产术”。柏拉图又使乃师的问答法惯例化，并把它从一种朴素的“对话法”发展成为一种更为精致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整合了先辈们的相关思想，并根据自己的形而上学形质论而构建了一种颇具逻辑特色的问题类型论，为托马斯的问题类型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建构自己的逻辑哲学体系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曾经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区分了人所能提出的问题的类型，每一种方式都涉及对问题的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语义分析，从而使他的问题类型论明显地呈现出本体论与逻辑学的双重意蕴。

　　以第一种方式区分问题的类型出现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在该书第一卷第4章中首先把问题与命题等同起来，断定两者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他指出，论证的始点是命题，尽管推理是由命题构成的，然而它涉及的则是问题，但凡需要论证的命题都是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命题与关于这个命题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两者仅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因为如果把问题说成这样：‘两脚行走的动物是人的定义，难道不是？’或者‘动物是人的属，对吧？’那么，它们就成了命题。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两脚行走的动物是不是人的定义？’（或者‘动物是不是人的属？’）这样，就成了问题。其他场合也同样如此。可见，问题与命题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因为只要变换表达的方式，就能从所有的命题中构造出问题来。”既然命题与问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我们弄清了命题的逻辑结构也就相应地弄清了问题的形式结构，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分类。在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中，一切命题都是由主词和谓词构成的，单独的主词或者谓词并不能构成一个或真或假的命题，其中主词涉及的是命题所言及的对象，谓词因为它表述主词的意义，从而也表述命题所言及的对象的具体内容。这样，谓词在构成命题并对之进行逻辑分析中是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因此，亚里士多德就着重通过对命题中的谓词的划分而对问题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就在命题中的谓词表述主词及其所意指的对象的具体意义与内容而言，亚里士多德以十范畴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他说：“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本质、数量、性质、关系、位置、时间、状况、所有、动作、承受。”这种以范畴的种类来区分问题的类型所采用的标准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标准，即谓词所表述的“存在者”的具体内容与意义。此外，就谓词表述主词及其所指对象的具体内容与意义的逻辑关系而言，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把命题或者问题划分为特性（idion）、定义（horon）、种相（genos）、偶性（sumbebekos）四类。他说：“所有的命题或者所有的问题所表示的，或者是某个种相，或者是一个特性，或者是一个偶性；因为属差（diaphoran）具有种相的属性，应当与种相处于相同序列。但是，既然在事物的特性之中，有的表现本质，而有的并不表现本质，那么，就可以把特性区分为上述的两个部分，把表现本质的那个部分称为定义，把剩下的部分按通常所用的术语叫作特性。根据以上所述，很明显，按照现在的区分，一共出现了四个要素，即特性、定义、种相和偶性，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在上述四要素中每一个自身独立的就是一个命题或者问题，我们只是说任何命题或者问题都要由它们构成。”我们从这段引文中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以四谓词来区分问题的类型，他所采用的显然是一种逻辑学标准，也就是说，根据谓词与主词的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区分问题的类型。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区分问题的类型是以对主谓词的语义分析为基础的，其中既蕴含着对哲学范畴的意义分析，也包含着对四谓词的逻辑分析：前者为问题类型的区分提供形而上学本体论根据，而后者为问题类型的区分提供形式结构的表达，两者是互渗互辅的。

　　以第二种方式区分问题的类型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一书中。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崭新的问题类型论。首先，亚里士多德断定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数量与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数量是相等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这两者何以在数量上相等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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