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诗人朱湘的诗歌合集，完整收录了朱湘一生四本诗集的所有诗歌。以“新月诗人”着称的朱湘，因性格和穷困潦倒而早夭，只留下不多的作品。但在白话新诗起步阶段，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开创者之一，朱湘的诗歌在意象、格律、节奏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承接古典和现代，贯通西方和东方，为后世留下了精彩的诗歌创作实践。年轻的朱湘诗才横溢，无论短诗还是长章，都有令人回味的作品，在现代新诗创作历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华章。
序
不论怎么艰难，我们的文学，总是随着我们革命的事业在一道前进。胜利了的人民，回头去看现代文学史上的人事、是非，比之他们在被奴役的年代，更有权利，更具权威，可以加以评说。对于某些残缺、不确切、甚至被篡改了的史料，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问题越说越糊涂，以至于做出某些不确切评价的，我们自然有理清它的责任，客观地重新做出
评价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认识，决不是从“0”起步。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个完善的过程，即便针对完全陌生的问题，研究对象的陌生，也不能成为我们改换观点的理由。它的理论基础，是永远鲜活的奔流，忠于人民的基点，永立不败之地。新的时期新的思潮，可以活跃我们的思想，哪怕涌来浊流，也能在奔腾中白净。一场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但乱了的，才拨正，并非乱与不乱的，都要翻个个儿，那样，“正”与“乱”之间，已无分界线，也无“拨”与“反”的必要。
朱湘的诗集，就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推到面前来了。
如果说，要给他翻案，那么，首先得问，他的原案是个什么样的案。
如果说，要对他重新评价，那么，过去对他众说纷纭，有毁有誉，既是“重新评价”，纷纭之说中，首先要看我们自己认为哪种说法是能代表过去对诗人相对稳定的、总体的评价。
有的说：朱湘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的济慈”。济慈（JohnKeats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鲁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由他来说朱湘为“中国的济慈”，非同一般。
鲁迅的话，出自他的《通讯·致向培良》：“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注文说“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是“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事实是，1923年，朱湘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他的第一部新诗集正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新月》月刊是1928年3月办起来的，是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也是在1925年10月，远在鲁迅《致向培良》之后。《副刊》改版《诗镌》，又在1926年4月1日，前后出了十一期，为期不到三个月。何况《诗镌》也不等于《新月》。
那时，鲁迅既然认为“斥朱湘”的，“可以删去”，那么“似乎也已掉下去”是指什么，就值得重新考虑。
不过，明显的是：前者是借鲁迅的名义肯定朱湘，说他是“中国的济慈”；后者通过鲁迅着作的注释，得到的是另一种效果。
朱湘在《南归》中说：
许多朋友们一片好意，
他们劝我复进玉琢的笼门，
他们说带我去见济慈的莺儿，
以纠正我尚未成调的歌声；
殊不知我只是东方一只小鸟，
我只想见荷花阴里的鸳鸯，
我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
我只想听九华山上的凤凰。
诗人这段自白，从根本上否认了朱湘是否称得起“中国的济慈”之争的意义。
济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无疑是该肯定的。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只应该是：既不排外，也不媚外。任何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只能立足于自己生根的土壤，就是同一土壤上的诗人，又得以各自的艺术个性相异于他人，才有各自诗的存在价值。因此，在诗坛一股崇洋之风兴风作浪时，对这位歌声“尚未成调”的朱湘，要朱湘去跟济慈的莺儿学舌，作为跃进龙门的手
段，而诗人，只知自己“是东方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又是怎样的一只东方鸟啊。对这样一位诗人，怎么评价他的创作成是另一回事，他这种追求，却不能不说是真
正的诗的追求。
这位诗人，很久很久，几十年都没人提起了，也许是被人
遗忘，也许另有原因。诗人，生前未必被人认识；身后，有待
我们认识。
2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却没有到过太湖。1917上半年还在江苏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读书，下半年就上南京工业学校，有志学实科。1919年秋，考上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四年级。1924年即将毕业时，因为抵制斋务处在学生吃早餐时点名的制度，经常故意不到，记满三个大过被开除学籍，轰动全校。事后他写信给罗念生说：“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占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
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1925年3月，他在南京同刘霓君结婚，这是门当户对的人家，指腹为婚的亲事。代父行使家长职权的长兄要五弟行跪拜礼，弟弟只肯行新礼鞠躬。晚上哥哥大“闹”新房，把喜烛打
成两截，新郎当即离去，搬到抚养他长大的、曾留学法国的二嫂薛琪英家。
1924年，朱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的译诗《路玛（罗马）尼亚民歌》、新诗创作《夏天》，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丛书》分别于1924年及翌年出版的。
1926年，徐志摩办起了《诗镌》，它是以诗的名义吸引了作为诗人的朱湘。并由刘梦苇、闻一多、“清华四子”——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轮流编辑，徐志摩、闻一多出面负责。很快，因为诗人刘梦苇与杨子惠的逝世，朱湘看到《诗镌》没有很好地表示纪念，加上平日看不惯那些人的生活作风，就与徐志摩闹翻了，拂袖而去，以示他对亡友的义气。五年之后，他又写了《悼徐志摩》，为“《花间集》的后嗣”早逝而“酸辛”。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情吧。因此，今天把他当年这番行为作为对“新月”的革命，大可不必。反过来，硬要把他跟“新月”捆在一起，也非事实。当时，他写的《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许他对诗的形式、音律的要求，其唯美的色彩并不亚于徐、闻，可是，胸襟坦白，还不是结党营私之词。
1927年8月，朱湘结伴柳无忌，由上海乘船赴美留学。
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亚坡屯（Appleton）进劳伦斯大学（LawrenceCollege）四年级，选修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国文学。有一次，法文班上念法国作家都德（LéonDaudet
1867—1942）的游记，上面说中国人像猴子，学生听了哄堂大笑，朱湘当即退出课堂，尽管教师向他表示歉意，他还是愤然离开劳伦斯，转到芝加哥大学，念高级班德文和古希腊文。把辛弃疾与欧阳修的词译成英文诗；自己也用英文写诗，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后来，因为一位教员疑心他不曾将借用的书归还，可杀不可辱的诗人，又愤然离去，转到俄亥俄大学。旅美两年，总是伴着颓伤之情。
1929年9月他回国，在安徽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他教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却常和夫人口角，生活也不愉快，除饶孟侃、谢文炳外，很少和同事们往来。1929年暑假，学校
改组，因为欠薪半年有余，有人自动离去。朱湘对人热情、直爽，又倔强、暴烈，容易轻信于人，更不洞达人情世故，处处上当，得罪人太多，学校改组，他也没有接到聘书。出国前，
有人认为他和闻一多、徐志摩关系好，可以找胡适上北大教书，他丝毫不予考虑：“找他们？犯不着！”好友柳无忌电报通知他上南开大学，他也不想去。
离开安大，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找到职业。在清华读书时，吃饭都是向厨房赊账，由罗念生担保付还，但他还要挤出钱来办一个只有二十个订户的刊物《新文》，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摊发行，出了两期就停了。自费印行，费神、亏本，他却很得意：“什么都是自己出的主意，那一股滋味真是说不出的那样钻心。”
后来，钻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拿到钱时，还买些古玩、字画，夫妻吵架，又全给砸毁。学校欠薪时，这位系主任的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被饿死。他离开安大后，更加狼狈。有时因为付不起房钱，人被旅馆扣留，竟要茶房押去找朋友解救。写诗译诗，实难糊口养家，何况人家说他的诗不如戏票值钱。而写稿，也得诗文刊出之后才
付稿费，远水不解近渴。他，既无媚骨，也难随和。不太愿意找人帮忙，拿着稿费单也不愿抛头露面去取，既自傲，又自卑。他冷天身穿夹袍，妻子从邮局寄来的棉袍一到手却立即送
进当铺。
走投无路，贫寒难熬，他向寡嫂薛琪英借了二十元，买了三等船票，于1933年12月4日，由上海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6时，他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取出酒来喝了半瓶，倚着船
舷，读着原文的海涅诗，当船过传说李白捞月的采石矶，纵身投江……
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位孤高不肯随俗的诗人，蹈赴清流，寻其归宿。
一位诗人的悲剧，一个悲剧性的诗人。
自好难洁身，洁身难生存，诗人的悲剧，不是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么？一个诗人，在黑暗的旧社会，没有同人民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点，一同笑，一道哭，一起斗争，靠个人奋斗，凭个人意气，横冲直闯，头破血流，尽管磨难对他太多，他还是在磨难之中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尽管创作的成就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荣誉，他的傲慢、孤僻，仿佛胜利全在他的掌握中。后来这悲剧的果实，社会原因是种子，诗人自身的弱点，也不同样是酿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么？凡此种种，对于今天的诗坛，它也提出了有益于我们思考的问题。
短短两行，其意象的清新、鲜活感，在《草莽集》里就很少了。诗人在其中追求音律的效果，既是诗之长，又成诗之短了。
《草莽集》，过去都说是朱湘到美国前出版的。根据赵景深回忆，书稿却是朱湘从芝加哥寄到上海，赵景深作为开明书店的编辑，因此而与朱湘书信往来认识的。
第三个诗集《石门集》，虽说是诗人生前编好，死后由赵景深整理出版，但是，有些诗稿显然弄残了，有首十四行诗，书上只印出十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1936年时代出版公司出版的《永言集》，又是赵景深寻得没有成集的手稿、残稿。
这本诗集，集中了目前能搜集的朱湘的全部诗作，主要是为研究现代文学和对新诗特有兴趣的同志提供一份较完整的资料。虽然我们可以惋惜、设想那些寻不回来的手稿是更有意义的作品，事实上，又只好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作品上来认识朱湘。
我们要是急忙从贬义上称朱湘为“新月诗人”，或是说他写的是浩气凌霄的爱国诗，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朱湘有怎样的诗，也就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怎样的朱湘！
周良沛一九八四年三月北京—成都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新诗形式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字子沅，祖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去职后，辗转漂泊，终因生活困窘愤懑，于1933年投江自杀。着有诗集《夏天》《草莽》《石门集》《永言集》；评论集《文学闲谈》《中书集》；译有《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等。
周良沛(1933—)，江西永新人。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诗集《枫叶集》《红豆集》《饮马集》《雪兆集》《雨窗集》《铁窗集》，散文集《白云深处》《流浪者》《香港香港》等。曾在新时期陆续编辑、编选了“五四”后及港、台、海外作家、诗人的全集、选集，有一百五十多位名家及新人的百多部书。历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北京《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