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双边经济关系需要放置在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中美贸易相互依赖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则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那么，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社会呼吁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厘清中美之间的这种由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和储蓄，而由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和消费的依赖方式是否合理而且是否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过去十几年里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塑造一样，今后两国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仍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美两国之间能否继续开展经济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中国又将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这些问题构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的逻辑起点。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放置到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中美贸易相互依赖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贷币依赖而展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密切往来，使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然而两国之间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开放结构的非对称性，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加剧。中美两国走出消极依赖与两国转变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即二者之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引入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使经济相互依赖重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中国需要知道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
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即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广州的航程。这艘360吨的商船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和太平洋，于同年8月23日抵达广州黄埔港。“中国皇后号”装载了40多吨皮货、人参等美国土特产，在广州受到“十三行”的欢迎。该船在4个月后返航时装载了茶叶、瓷器、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的肉桂，其首航的成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来自中国的货物被抢购一空（据说连华盛顿这位国父本人也专程去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这次航行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当时美国国会议员们兴奋地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可能为美国开辟一条巨大的发财之路。”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在“中国皇后号”负责贸易事务的Samuel Shaw（山茂召）为美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据史料记载，到达广州的第二艘和第三艘美国商船分别为“希望号”和“大突厥号”。不久以后，一家名为“广元行”的美国商行在珠江边的夷馆区开业。1789年和1791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对华贸易特惠法案，由此证明了早期的美中民间贸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很快就超过法国、荷兰以及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据统计，在1786~1833年这一期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从总体上看，直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是纯粹的商业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守法和更友善，因此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在华的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形成了以“旗昌洋行”（ Russell&Co.）占主导地位（根据1829年的统计，当时该洋行占美中贸易的50%）和“同孚洋行”（ Olyphant&Co.）独树一帜（该洋行是美国对华贸易商中唯一不参与鸦片贸易的洋行）的格局。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确保了美国在对华贸易上保有与其他列强均等的权利；而最惠国待遇则是该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使美国在当时的对华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据统计，1860年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从1845年的900万美元增长为2300万美元。到1905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1亿海关两。美国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尽管当时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规模较小，且主要是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如在1902年仅为1750万美元（而同年英国的对华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此后，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促进下，美国的对华投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930万美元增长为1931年的1. 55亿美元（但是依然远远低于同年英国的9. 63亿美元和日本的9.12亿美元）。尽管如此，中美经济关系在1927~1937年这一期间已经成为南京政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中美经济关系的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关系的决定性进展，则构成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自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的1979年起，双边经济关系作为整个中美关系的核心以及“压舱石”和稳定器迅速发展。
王冠楠，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中美经济关系。在《当代亚太》《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东北亚论坛》《经济学家》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且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世界经济导刊》《金融与保险》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世经版》全文转载。曾获第七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目的
第三节 研究意义
第四节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第五节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逻辑主线
第二章 宏观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第二节 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相互依赖
第三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第四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
第一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贸易依赖与金融依赖
第二节 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敏感性
第三节 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敏感性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
第一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金融恐怖平衡”问题
第二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债务人逻辑”问题
第三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美元陷阱”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与权力制衡
第一节 “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第二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与美国对中国的施压性策略
第三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美国的汇率政治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经济相互依赖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第一节 经济相互依赖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节 中美金融合作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
第三节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
本章小结
结语对中美经济关系前景的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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