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系·文库：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问题研究_李怀玉著_9787509754290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系·文库：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问题研究》是在对农民工访谈和整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阐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遏制和解决农民工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成果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调查分析1500名农民工问卷、解剖21例深度访谈个案、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引言

　　一位记者采访过中国传统牧区的一个孩子，他们一问一答：“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以后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简简单单的几句问答，如实刻画出中国几千年来普遍存在的“子承父业”现象，勾勒出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承的生命轮回。

　　“书香门第”“高堂华屋”这两个成语，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中国古代强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承的画面。而“白屋出公卿”“富不过三代”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中国古代代际流动的景象，其中，“白屋出公卿”反映了中国古代弱势群体代际向上流动的现象，“富不过三代”揭示了中国古代强势群体代际向下流动的事实，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盛衰循环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承的社会现实。在中国古代，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管子》），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清晰，几乎不可逾越。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走出的第一代农民工，到2000年以来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怀揣脱贫致富的梦想，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辛苦劳作、努力打拼。他们的身份是农民，遍布城市的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从事着低端的体力劳动，逐渐形成农民工群体，在制度安排下“获得”了农民工这一尴尬身份。农民工，不仅是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符号，更代表了一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及地位，反映的是一种无奈和辛酸。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如果说第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还有一个清晰认识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是一种身份的模糊和迷茫，他们的户籍身份是农民，但他们自己却对这一称呼有所保留。他们既不愿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他们看来，农村代表的是传统和落后），也不能作为所在打工城市居民的一员享受到城市市民的“特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时隔几十年，第一代外出打工的农民逐渐退居幕后，他们的后代凭借着青春活力加入新一轮的劳务大军，踏着父辈的足迹来到城市。虽然他们自身的特点、外出的目的和老一代相比有了明显不同，从事的职业更加多元，对自己的身份状态有着不同的定位，但由于户籍在农村，只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享受不到所在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失业、教育、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遭受许多不公平待遇，权益得不到保障，几代人的社会身份、现实遭遇仍然是相似的。从代际角度和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地位看，农民工这一身份出现了代际传承性，代际流动并没有实现向上转移，反而固化在这个阶层。农民工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过程背后，蕴涵的是一系列制度机制对这个群体产生的副作用。

　　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达到2。6亿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群体内部已经产生代际分化。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年对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欠缺；整体收入偏低，甚至比老一辈收入还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等等。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具有上述种种特征，既有自身原因，也和父辈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上一辈农民工将就业模式、身份、社会地位、流动方式等传递给子女，农民工代际传承现象凸显。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能“逆来顺受”甚至阿Q式地“安贫乐道”的话，那么，第二、三代农民工则多了些“愤世嫉俗”。他们有着改变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有着受尊重的渴望，而在正常的向上流动渠道变窄或被堵塞的情况下，强烈的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生活的艰难、不公的待遇、虚无的归属、希望的破灭，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孤僻独行、自卑自闭、悲观厌世、社会逆反等不良心理，甚至仇视社会、报复社会，不是走向歧途，就是承袭贫穷。因此，笔者想要探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农民工的子女是如何接受和父辈一样的命运安排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如何解决农民工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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