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_刘冰著_9787801708069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作者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十年中，刘冰等人三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大学“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大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于风口浪尖上，刘冰等人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所遵循。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又经党委讨论通过。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个条例。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受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同志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①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刘冰

　　200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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