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_冯尔康著_9787552805352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在冯尔康教授近些年关于西方传教士、天主教与清朝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的结集出版。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利用新公布的清朝档案史料、我国学者从西方搜集编译的档案史料和西方学者的新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康熙帝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多方使用西士的表现与原因；康雍乾三帝尤其是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变化及原因；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教徒报引传教士大案等等。

　　我想借用写作自序的机会，述说从事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探讨的原因、研习心得，以及今后的愿望。
　　我的有关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与朝政关系史的文字陆续披露后，有友人好奇地询问：你怎么做起这类文章？我明白这么问有两种含意：一是你平常不做这种题目，为何突然有了兴趣？二是你不懂外文，能做下去吗？是啊，问得好，我也不时地这样追问自己，尤其是后一问题。好吧，就来清理一下此种研治的缘起吧。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并于2011年11月中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行“十七、十八世纪（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我出席了会议。会前应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之约，写出《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刊登在该刊2011年12月号）。会上为友人陈捷先教授《康熙帝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做引言人，预备了讲稿。会间参观“大展”，首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平分线比例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数学用表、八位对数表、刻有比例表的炕桌等等。事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看文献上的东西，平平淡淡，而这次参观中欣赏到的实物，不少是从来未闻未睹的物件，令我大为震撼。三百年前康熙帝就使用上了计算机、八位对数表（如今中学生使用四位对数表），那些物件中有宫廷仿制的，可见康熙帝在数学仪器使用上并不落伍！同时真切感受到康熙帝强烈的求知欲望，多少有着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因而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须知这是在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论时代的帝王举措，因而令我叹服他的不寻常品格！震惊之余，刺激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课题，离不开探讨他同传教士的关系，离不开探讨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也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就这样由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引起了我对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兴趣。
　　这时，我想到我和友人王思治教授合作编著、2006年出版的《康熙事典》，在我写的部分（第378页）错误地认为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为耶稣会士，思及于此，甚为赧颜。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本书类似于工具书，史实应当绝对准确。”而我则有这类的教会史方面的错误，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事实的差错！对康熙帝尊重科学技术的钦佩之情与惭愧误失的失落心情两相结合，遂有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冲动。从台北返回天津，迅即将《“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定稿（《历史教学》于2012年第8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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