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读书》杂志上刊登过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六年之久。
八十年代偶然接触到了《读书》杂志，上面一些智性的文字，多是思想的飘带，搅动着阅读时的心绪。每一期总有些有趣的内容，与社会流行的风向不同，引人到别样的路径中。那时我在鲁迅研究室工作，中午拿着饭盒在资料室与同事小聚，闲聊时常常说起书架上的那本《读书》，对于其间的妙思多有赞誉，而一些学术史的掌故与花絮，也在这样的聚会里得知一二。
我与《读书》发生联系，却是九十年代之后。
大约一九九一年秋，尹慧珉老师到我所在的《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来，带来了所译的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那是第一次见到她，彼此所聊都很愉快。晚上读着这位前辈的译著，觉得散出了不同的气象，是另一种的语境里的鲁迅研究之音，几天后，遂写了一篇心得。
文章没有敢交给自己的编辑部，便投寄到《读书》杂志。记得信封上写着：“《读书》编辑部编辑先生收”。那是岁末，天气有些冷了，但自己内心的热度还在，那是写作冲动的结果吧。不久就得到吴彬老师的回信，知道文章被采用。我与《读书》的联系，便由此开始。
鲁迅研究在大陆已经形成一种相近的模式，李欧梵提供给我们的是别样的视角。他的叙述方式在我们过去的学界甚为罕见，我们这些关注鲁迅学的人，多少都从其中看到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写这篇文章，其实是检讨自己过去思考问题的盲点。在大陆的语境里，那时候还不太易有李欧梵式的思路，这类文章，某种程度与《读书》的趣味有些吻合的。
那时候《读书》依然延续着创刊时的风气，拒绝八股无趣的篇什。老一代的学者在此多次发声，新人也开始涌来。学院派们、江湖野老、报纸记者咸聚于此，并无什么身份之感，只要说出新意就好。因为要清理历史积垢，便不得不反思过往的烟云，引进新学识，重读历史经典也成了风气。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唐弢、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都在杂志发表过各种议论，先前狭隘的审美空间，也一下子伸展开来。
往者难追不久我就参加了《读书》的一些活动。杂志定期召开松散的聚会，大家随便闲聊，地点与人员都不太固定。记得那时候在语言委员会一个房间里，大家常常讨论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有时我与王得后、赵园夫妇约好同去，其间结识了许多人。与陈乐民、资中筠、陈平原、夏晓红、雷颐、陆建德等人的认识也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同，兴奋点各异，聊得却很投机。沙龙气氛也刺激了我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
杂志的编辑都很活跃，除了沈昌文先生，吴彬、赵丽雅、贾宝兰都是能干的女将。多年后一些年轻编辑进来，依然保持认真的精神。这或许就是它的传统。吴彬的敏锐、赵丽雅的博学、贾宝兰的深切，在读书界都被广泛称赞。我的一位学生专门写过一篇研究《读书》的文章，就对这支编辑队伍发出敬佩的感慨。他们的远见卓识，催促了许多思想的碰撞。
《读书》是学术随笔类的杂志，因为是思想的漫谈，便有了不同精神的交织。我印象深的是辛丰年谈音乐的文章，张中行的忆旧的感怀，黄裳的版本讨论，王蒙的人物素描。不同人的风格，显示了各异的文化亮点。五四后的《语丝》周刊的味道也飘动出来。有一次吴亮见到我，说这本杂志有点文体意识，“《读书》体”的概念也就慢慢被更多人传开了。
能够吸引众多的作者群，给杂志带来了许多活力。那些人未必都参加沙龙活动，但彼此有着弹性的联系。一些活跃的作家、学者都有出其不意的灵思涌来，阿城在美国写下的谈古书的文字、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的解析、赵一凡的哈佛读书记，还有刘小枫那些描述早期阅读记忆的短文，都是改变读书风气的书写。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些有锐气的谈吐，也感受到缕缕古风。舒芜的随笔是走知堂的路径的，但有晚清韵致的却是张中行、谷林这类人。他们的特点是恢复了传统文章的观念，又有现实的眼光。五四以后，在学术随笔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杂志，旧时有《古今》，当代是《读书》，彼此的作者有交叉，精神上有相近的联系。
应当说，《读书》的脉息里以新旧京派为主，加之一些从域外传来的书卷气。即便是作家著文，也是有学问的走笔。汪曾祺就给《读书》写过文章，他和编辑间的关系亦好。只是那时用心散文小说的写作，不太顾及学术随笔。不过，他偶尔给《读书》的文章，都很漂亮，最后一篇是谈沈从文的小说。那时候汪先生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文章断断续续才完成。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可能最符合《读书》的口味，有些不凡的学识，加之良好的艺术感觉，作品便很快传开了。
我的印象里，黄裳可能是给该杂志写文章最多的人。他在不同的随笔里，表现了很好的学识。身上的旧文章脉息甚多，在什么地方有知堂的味道。但他自己不承认此点，以为自己喜欢的是鲁迅传统。他在明清历史方面多有建树，从材料说话，文字亦好，周氏兄弟的笔法藏在笔后，真的是民国辞章的延续。而我印象深的是他关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理解，以京派的文字传达左翼的思想，在文体上独步学林。
我自己很喜欢那些有历史感觉的文章。许多前辈对于旧时风景的打捞，依然带有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意味，谈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学问家的往事，其实也是在温习历史。以人入史，或从史入人，用心的人总有些独特的发现。金克木、季羡林、李泽厚的某些短章，催开了诸多思想之门。我们随之思之、问之，好似进入山间的小径，弯曲之中，忽见到诸多风景。
因为倡导“读书无禁区”，杂志涉猎的话题甚多。近代史与古典学一些鲜见的影子飘来，惊喜之外还有观念的洗刷，引起争论也是自然的。有人曾说《读书》是一本时髦的杂志，那其实是误解。上面的话题看似很新，其实许多是旧事重提。史学界对于民国学人的追忆，文学界重读经典，哲学界则是注重原典的价值。那些关于域外思想的介绍，也多是学界百年来思想的延伸。作者们一个共识是，接续前人的薪火，才能回到学术的基本话题中。而王国维、鲁迅、胡适、蔡元培的精神，需认真咀嚼方能发现真意。但是在众多文献的阅读中，我发现我们与前人的距离甚远，今人要弄清五四那代人的话语方式，其实并不容易。所谓往者难追，是的的确确的。
我给《读书》的文章有两类，一是命题作文，一是围绕鲁迅传统的心得。记得赵园刚出版了新作，大家都说好，吴彬便邀我写点评论。有感于赵园的五四遗风，便说了诸多的感受。多年后我写邹韬奋的文章，系祝晓风所约，他刚刚接任主编，策划了纪念邹韬奋的专题，我便匆忙为之。其实我对于邹韬奋只是一知半解，写《走向大众的知识人》时，翻了许多档案材料，对于三十年代的出版业与文化思潮的关系，有了另一种理解。而关于鲁迅传统的研究心得，写得很随意，并不系统。从曹聚仁到徐梵澄，从唐弢到高远东，都是沉淀下来的感受，随读随记，留下彼时的一点心绪。感谢吴彬、叶桐、卫纯等友人的催促，二十多年间，没有间断给杂志供稿。自己的趣味在慢慢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于鲁迅以来知识分子风气的关注。
但杂志也因其一些观点刺眼，引起过不少的争鸣，被读者批评也是自然之事。可是《读书》并不自以为是，也愿意刊发反驳自己园地里的作品的文字，于是形成一种对话氛围。记得茅盾诞辰百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身后的寂寞》，有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写了尖锐的批评来信，《读书》照登。那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比如说我以鲁迅的标准要求茅盾，有点刻薄，想起来说得也对。自此以后，在审美的思考上，我便注意不再以唯一的尺子去量历史人物了。
给《读书》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诸多的故事。王瑶去世后，关于他的话题变得沉重起来，几年后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润华集》。忘记怎么得到了这本书，读后对于先生的晚年有了许多认识。凭着一点印象，以此为入口，梳理他的学术思想，在我是一次学习的尝试。文章最初的标题是《读〈润华集〉》，吴彬以为不好，改为《拖着历史的长影》刊发出来。
写关于王瑶的随感，其实是为了感激他带来的启示。上大学的时候，王瑶来我们学校做过演讲，后来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有了接触的机会。他很幽默，讲话中没有一般教授的腔调，语态保持了民国读书人的机敏、随和，一些谈吐带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他的新文学研究与一般人不同，有史学家与左翼经验为基础，毫无匠气。也就是说，新文学研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有关。但背后有很强烈的学理的支撑。他晚年的思想其实很重要，较之先前是有很大变化的。这变化学界注意得不够，我们在钱理群、赵园的写作中其实看到了王瑶的长长的影子。
《读书》上有许多王瑶弟子的文章，他们的精神逻辑大致是一致的。以钱理群为例，他讨论五四以来的文学与思想，顾及不同流派的价值，而自己的兴奋点在鲁迅思想的继承。这个思路也深深影响了我，觉得梳理鲁迅传统需要几代人努力为之。呼应钱理群的有许多人，王乾坤、王晓明的文章似乎也在相近的语境里。大家意识到，要有多学科的交叉才能够搞清楚其间的经纬。
我自己因为对于极左思想的痛恨，在面对以往的陈迹时，有意回避左翼的词语。这是与钱理群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偏执之语。那时候喜欢以胡适、知堂的视角回望昨天，所写曹聚仁、刘半农、台静农的文字都留下这样的痕迹。细想起来，只是在知识上丰富了自己，其实未必切中新文学传统本身。这给我很大的困惑。有几篇旧文使我想起一些当年的片段。比如，我对于江绍原先生一直有种神秘感，看周作人的日记，知道他与周氏兄弟关系的密切，是一般人不及的。我与江先生的女儿江小蕙曾经是同事，从小蕙老师那里，看到了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大量的手稿，知道了一点五四学人的旧事，尤其是民俗学的建立，江绍原先生可谓功不可没。而鲁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与推广，不仅给江绍原颇多影响，对于后来文学观念的演进的认识，也可说有推进作用。但这样的描述，对于鲁迅与同代人的关系上仅仅停留在趣味之中，那其实也遗失了思想史重要的元素。
让我惊异的是域外学者的一些思考。过去谈鲁迅的影响力，一般都在本土的语境里。自从日本、韩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过来，东亚视角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多年前日本冲绳之行，给我很大的冲击，发现了鲁迅精神在东亚知识界的活的形态。八十年代后，我自己喜欢在非左翼的话语里回望历史，但冲绳的文化却告诉我鲁迅的生命力却在那种左翼的反抗精神中。日本知识界喜欢鲁迅，与那思想的反抗性不无关系。而底层读书人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鲁迅遗产给予的支持，是别的传统不易代替的。毋宁说，鲁迅激发了草根左翼的产生。
在冲绳访问的时候，发现实地考察得出的印象，可以修补许多过去的盲点。人活在绝望、不幸的阴影里，才知道阳光的可贵。被战争扭曲的冲绳天空，流散着冤魂的影子。那些反抗美军占领的知识分子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启示，形成了新的文化意识。在凝视那些人与文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了鲁迅的跨国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鲁迅为核心，扩展起来看过去的文化变迁，会发现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生态系统，但后来的观念对于这些生态的描绘过于泾渭分明，实际上那时候的人与事乃相互交叉的。《读书》本身也包含左右不同思潮，作者群的交叉其实给杂志带来了生气。我过去几十年也关注日本的汉学传统，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发现那些研究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对于文化生态总体把握时有一种立体感，这恰是我们要借鉴的态度。我的写作过于缠绕在过去的单一记忆里，好似一直没有走出八十年代。得中之失与失中之得，也是摸索中的代价。
鲁迅传统博矣深矣，这些跨出了文学的疆域，在金石、考古、宗教、哲学与东亚近代史诸方面都有很广的话题。我自己只是梳理了其间的部分内容，有些也吸收了同代人的观点。王得后、钱理群、王乾坤、汪晖、王晓明、林贤治、高远东等人的思考，给我带来不少的参照。他们身上的个性之光，也证明了鲁迅之于今人的意义。而《读书》要继承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传统。
如今谈及这段历史，眼前晃动着无数人影。要感激的人呢，自然很多。学术史与编辑史是不能分开的，几代编辑留下了诸多可以感念的形影，他们的率真、洒脱，让我持续地与杂志保持着友谊。君子之交，乃在望道之乐。因为深知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渴念着从精神的小径走向开阔之域，偶有一些荆棘算不了什么，在差异性语境里思考问题，才不至于被历史的循环之影绊住。
至于我自己在《读书》上的文字，不过个人阅读史的痕迹，在那些年月，只是随着同代人一起进行着自我的突围而已。其间的幼稚、彷徨与憧憬，都如影子一样，隐入逝去的昨夜。《读书》创刊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从禁锢里走出的人，懂得自己要寻找什么。我们这些曾经带着寻路之梦的作者，精神有深浅之别，见识有高下之分。但追赶思想的脚步，是不能停歇下来的。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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