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诞生_[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_9787208155022

米歇尔福柯展示了18世纪的政治经济如何标志着一种新的治理理性的出现以更少的治理，*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开始分析这种自由主义治理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一种政治合理性，在其中，生命和人口的各种具体问题被提出。用福柯的话说：将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来研究。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当今世界面临着什么样的治理危机，导致了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治理的改革？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诊断任务，福柯研究了20世纪两支自由主义流派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这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过程中和当代史领域中*一次涉及该主题。

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福柯的思想不仅含有政治哲学，而且他的政治理性批判极具特色和重要性。他的政治哲学基调与其主体哲学和历史哲学完全相一致，无论是他对基督教牧领制度的思考，对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实践的反思，还是对德国、美国自由主义的阐发，都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思想的创新特征。他的政治哲学重心就在于对西方治理术、治理技艺进行批判、反思和评析。

政治哲学躲不开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导出了宏观和微观这样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究竟是从普遍到特殊，还是从特殊到普遍？前者往往是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态度，后者则是实证主义、非本质主义、具体主义和情境主义的研究旨趣。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析往往从统治者、主权、人民、臣民、国家、市民社会这样一些普遍概念出发来考察特殊的治理实践，福柯从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化出发并在这些治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来检验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学概念。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倘若这些政治哲学的普遍概念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撰写政治哲学的历史呢？答案自然是我们应该聚焦在特殊的治理实践及其合理化问题上。显然，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重视政治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种种抵抗形式。按照福柯自己的话说，他要研究在政治主权实施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可见，福柯关注的是狭义的治理，即政治主权之实施。

按照各个时期治理实践的侧重面、主导特征，尤其是治理原则的不同，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牧领时期、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管治（police）时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如果说上一年课程《安全、领土与人口》主要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个时期，那么，本年度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在总结上个年度课程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第四个时期。

鉴于古希腊执政官通过直接治理固定的领土、城邦、国家而间接涉及领土上的个体，东地中海地区的牧领权力则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其迁徙的羊群那样带领其民众。相较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中的权力除了善意还有征服、夺取等并非善意的特点，东地中海地区的牧领权力无论从功能、目的还是合法性方面来看，都基本上是一种行善、向善的善意权力，献身于看护、照看和引领他人。可是，原本善意的牧领权力经基督教会改造和运作之后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战、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权力形式之一。基督教社会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式，发明了一种作为少数人的牧人来统治作为多数人的羊群这样怪异的权力技术。基督教牧领制度和牧领论题制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孔不入的、密不透风的、巨大的制度性网络。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 16 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具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既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入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律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治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 16 世纪至 18 世纪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宪政问题，那么，从 18 世纪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的宪政问题。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发出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有阐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才能把握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 18 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福柯在此主要探讨的与其说是生命政治，还不如说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福柯这一年度的课程题目《生命政治的诞生》理解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作为对治理实践的批判的反思，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样态，表达了对有关治理术所作的不同批判。18 世纪自由主义揭露了经济活动的最佳运转与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在对经济活动的治理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的探讨上，重商主义、官房主义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当然，福柯并没有详尽阐释各种自由主义样式，而是通过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来展现过度治理是如何被揭露其特有的非合理性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批判纳粹主义、经济统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过度治理，而保护和发展在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内形成的市场经济。而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批判新政政策、战时计划经济和战后宏大经济社会规划所实施的过度治理。虽然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指出了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但鉴于德国自由主义诉诸社会干预政策来增强市场对价格的调节，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机制推广到并非经济的社会领域。但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鉴于以往学者们往往认为国家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活力，不同形式的国家之间具有传承性和关联性，并在国家内在发展及其机制方面、在国家化的治理术中去探寻极权制度的根源，福柯则拒绝接受这种膨胀主义和连续主义国家观，而把纳粹主义等这样的东西方极权制度的根源归于他所说的非同寻常的政党治理术，因为政党治理术的强化导致了国家治理术的弱化。表面上看，极权国家是国家强化、国家化的集中体现、最高体现，但从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政党的强化以人民的名义恰恰弱化了国家。而自由主义针对国家权力实施的连续抵抗，又在弱化国家的进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国家抱敌视态度，对国家患上了恐惧症，但并未弄清楚自己所敌视、恐惧的国家具有何种性质、状态和现实活动。虽然福柯在下一年度的课程中并未如他所设想的去探讨政党治理术，但他已经认识到人民、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党治理术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国家问题上，福柯向我们展现了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思想评论的创新性。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始终是一桩艰难的事。西语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尚属不易，更何况是中西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了。受多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无论是概念、句子，还是思想的理解和翻译都会有程度不一的局限性。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到少出错，不出大错。尽管我们尽了较大努力，但由于学识有限，译文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妥甚至讹误之处，还望读者谅解、批评指正，以便本译著在修订再版时予以改正。

如同绝大多数哲学文本，本书的有些概念、术语很重要，但含义往往并不单一、确定。我们也是知其不可译而译之。如果读者能在本年度课程的上下文中并结合其他相关论著读解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那么这对于全面、确切把握福柯政治哲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翻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理解的过程。我们的翻译是尝试性的、摸索性的，期待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提出建设性意见。生命政治、国家理由、管治、治理、治理术等就是这样一些重要的概念。

biopolitique为何译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理性内部被设问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是针对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实践所运用的手段。很显然，biopolitique不能译成生物政治。

raison détat，有的译成国家理性，有的译成国家理由。其实，与其他哲学概念具有多义性一样， raison 既有理性之意，也有理由之义。而在翻译实践中，多义词一旦译成中文，往往只能显出其中一义。我们把 raison détat译成国家理由的理由是：国家理由是指以国家为名义的理由，指一个国家为了追逐其国家利益而牺牲道德、法律等迫切需要来为自己的对内政治辖治和对外外交实践等行为进行辩解。简言之，国家理由就是为任何国家行为作辩护的理由。如果朕即国家，那么，国家理由就是君主以国家之名来为自己的过度治理进行辩护。

police，有的译成治安，有的译成公共管理。 police译为治安显得太过狭隘，缺了管的一面，而译为公共管理又显得过于宽泛，少了治的一面，我们把它译为管治。管治与外交军事技术一起构成了治理技艺得以在权力关系领域内展开所设置和倚重的两大政治技术，指的是一整套可以维持国内良好秩序、用好国力以增强国力的方法、法规和技术。如果说外交军事技术旨在谋求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关系，那么，管治则主要是为了在维持国内良好秩序与最大限度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的关系。管治情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和进展。

gouvernement 不能译成太刺眼的、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统治，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把它译为更为中性的治理，在少数段落把它译为政府。按照福柯的说法，君权统治法律臣民，而政府则治理人口。福柯重视道德（自身的自理）、家政学（家庭的治理）与政治学（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互关联。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治理技艺（art de gouverner）是与治理相关的概念。治理技艺就是以经济形式并按照经济模式来行使权力的艺术。福柯把使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整体、得以彰显的趋势以及司法国家得以向行政国家转变的过程称作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在 16 世纪末、17 世纪和 18 世纪，当治理术实际成为一个被精打细算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时，近代国家就诞生了。福柯以治理（gouvernement）概念为主线，追踪了其侧重点由领土国家（état territorial）转向人口国家（état de population）这样一种政治知识产生的过程。

本书翻译期间恰逢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 Claude Imbert 教授应邀来复旦大学讲学，若干概念的理解和相关思想的把握得到了 Claude Imbert 教授的启发和指点，在此谨表真挚的谢意！

我们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部的顾兆敏先生、屠玮涓女士对本书翻译的联络、编辑等所做的辛勤工作和提出的宝贵建议。

本译著是 2010 年上海曙光计划跟踪项目《福柯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莫伟民于复旦光华楼西主楼

1 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1 前言

3 1979 年 1 月 10 日

方法问题假设不存在普遍概念（universaux）去年课程小结：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之治理（gouvernement）的有限目标（外部政策）和管治国家（état de police）的无限目标（内部政策）法律作为国家理由之外部限制原则今年课程内容前瞻：政治经济学作为治理理由的内部限制原则本次研究的关键：一系列实践活动之关联真理机制以及它在现实中的效应何谓自由主义 37 1979 年 1 月 17 日自由主义与 18 世纪新治理技艺的使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点（Ⅰ）：（1）市场成为形成真理之场所而不再只是公正化（juridiction）领域方法问题。围绕疯癫、刑罚、性所进行的研究的关键之处：勾勒出关于各种真言化体制（régimes de véridiction）的历史对知识（savoir）的政治批判的本质（2）对国家公共权力之行使的限制问题。两种类型的解决途径：法国的司法激进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效用（utilité）问题与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关于历史中的异质身份的评注：策略逻辑对比辩证逻辑作为新式治理术算符的利益（intért）概念 66 1979 年 1 月 24 日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点（Ⅱ）：（3）欧洲平衡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重商主义中的经济和政治考量。重农主义者们和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市场自由原则：一种新的欧洲模式的诞生出现一种延伸到全球范围的治理理由。举例：海洋法问题；18 世纪的永久和平之设想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若干原则：治理的自然主义；自由的生产自由仲裁问题。其工具：（1）风险的管理与安全机制的运用；（2）训戒式（disciplinaires）监控（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3）干预主义政策对自由及其危机的管理 95 1979 年 1 月 31 日国家恐惧症若干方法问题：将一种国家理论排除在权力机制分析之外，此举的意义和关键之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实践：19481962 年间的德国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德国新自由主义（Ⅰ）其政治经济背景1947 年艾哈德（Erhard）召集的专家委员会。其计划：放开价格及限制政府干预艾哈德在 1948 年所定义的介于无政府主义和蚁民国家（état-termite）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此道路的双重意义：（a）对经济自由的尊重是国家的政治代表性的条件；（b）经济自由制度是政治主权形成的开端当代德国治理术的根本特征：经济自由作为法律正当性和政治共识的源头经济增长，一种能与过去决裂的新历史观的方针自由主义政治下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社民党（SPD）的集合自由主义治理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治理之合理性的缺失

131 1979 年 2 月 7 日

德国新自由主义（Ⅱ）其问题：经济自由如何既能奠基又能制约国家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 W. 欧肯、F. 伯姆、A. 穆勒阿尔马克、F. 冯· 哈耶克马克斯·韦伯与资本主义之非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é irrationnelle）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与弗赖堡学派的回应纳粹主义作为界定新自由主义目标所必需的灾难场（champ dadversité） 19 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策在德国所遇到的阻碍：（a）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b）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c）一战期间所实施的计划经济；（d）凯恩斯类型的经济统制论（dirigisme）；（e）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从德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来对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上的结果：延伸对新政和贝弗里奇计划的批判；经济统制论与国家权力的增长；大众化（massification）与统一化（uniformisation），国家干预主义（étatisme）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之处：相比传统自由主义而言的新颖性。纯粹竞争理论

172 1979 年 2 月 14 日

德国新自由主义（Ⅲ）对现实进行历史分析的益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区别在哪里特殊的关键点：如何依据市场经济原理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市场经济与放任自由政策之间的脱节瓦尔特· 李普曼研讨会（1938 年 8 月 2630 日）政府行为的式样问题。三种例子：（a）垄断问题；（b）恰当行为（actions conformes）问题。欧肯所认为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调节行为和调度行为（action ordonnatrices）；（c）社会政策。秩序自由主义对福利经济的批评社会作为治理干预的应用点。社会政策（Gesellschaftpolitik）此政策的首要方面：按照企业的模式来使社会形式化企业社会和司法社会，同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

212 1979 年 2 月 21 日

依据秩序自由主义者们的说法，社会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在一个依照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调控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回到瓦尔特· 李普曼会议基于路易斯· 鲁吉耶的文本所做的思考（1）法律经济（juridico-économique）秩序的观念。经济活动和制度框架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上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存活（survie）问题两个补充性问题：竞争理论与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2）法律干预主义问题历史追忆：在 18 世纪，与专制主义和管治国家相对立的法治国家（état de droit）。19 世纪对概念的重新界定：公民与国家公共权力（puissance publique）之间的仲裁问题。行政法庭问题新自由主义规划：将法治国家的原理引入经济秩序之中法治国家与哈耶克认为的计划化（3）法律诉求的增长总的结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在德国的独特性。秩序自由主义面对熊彼特的悲观主义

246 1979 年 3 月 7 日

总的评论：（1）微观权力（micro-pouvoir）分析的方法论意义。（2）国家恐惧症的膨胀。它与秩序自由主义批判之间的联系两种论点来看极权国家和 20 世纪国家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 dEtat）的衰退关于德国模式在法国和美国的传播的几点说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法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规划法国过渡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时代背景法国的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体系（sécurité sociale）为例吉斯卡尔· 德斯坦所认为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脱节负所得税计划及其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对充分就业政策的抛弃

284 1979 年 3 月 14 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Ⅰ）。其背景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作为全球性主张、乌托邦家园和思考方法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几个方面（1）：人力资本理论。它所体现的两种活动：（a）在自身领域内部做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就时间因素对传统劳动分析提出的批评；（b）经济学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认为是非经济的领域由新自由主义分析所导致的认识论转变：从经济活动分析转为对人类行为的内在合理性分析劳动作为经济操行（conduite）它分为资本能力与收入把经济人（homo .conomicus）重新定义为自己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概念。它的构成要素：（a）先天要素与原生人力资本的改善问题；（b）后天要素与人力资本的构成问题（教育、健康等）这些分析的旨趣：重提社会和经济的创新问题（熊彼特）。对经济增长政策的一种新构想

316 1979 年 3 月 21 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Ⅱ ）把经济构架运用于各种社会现象回到秩序自由主义的问题域上面：Gesellschafspolitik 的歧义性。企业模式在社会领域中的普遍化。经济政策与生命政策（Vitalpolitik）：一个面向市场与背向市场的社会美国新自由主义中市场经济形式无限制的普遍化：个人行为的可知原则与政府干预的批评原则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几个方面（2）：违法与刑罚政策历史回顾：18 世纪末刑法的改革问题。经济考量与合法性原则。在 19 世纪中，规范（norme）对法律的干扰及一门犯罪人类学的诞生新自由主义的分析：（1）对罪行的定义；（2）把犯罪主体表征为经济人；（3）惩罚的地位是作为强化法律的工具。以毒品市场为例这种分析的结果：（a）从人类学上消除罪犯；（b）训戒模式（modele disciplinaire）退出游戏

352 1979 年 3 月 28 日

homo .conomicus 模型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中，这一模型普遍化为所有行为模式经济学分析与行为技术homo .conomicus 作为 18 世纪出现的新治理理由的基础原理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之前的 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几个要点英国经验论哲学中的利益主体（休谟）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异质性：（1）与法律意志相比，利益的不可化约的（irréductible）特征。（2）市场与合同的逆向逻辑法律模式的第二次革新：经济主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孔多塞、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财富增长之间的不可见关系。经济世界的不可总计特点。君主必然无知经济政治学作为对治理理由的批判：取消经济君主的可能性，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形式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对于治理技艺来说的一门边缘科学

384 1979 年 4 月 4 日

homo .conomicus 概念史的几个要素（Ⅱ）回到经济活动对君主权力的限制问题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相关项的一个新领域：市民社会的出现 homo .conomicus 与市民社会：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学之密不可分的要素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分析：从洛克到弗格森的演变。弗格森的《论市民社会的历史》（1787）。弗格森所认为的市民社会的四个本质特征：（1）它是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2）它确保个体间的自发综合；经济纽带的悖论；（3）它是政治权力永恒的母体；（4）它是历史的发动机一个新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出现理论后果：（a）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问题域；（b）对权力实施作的调整：从君王的智慧到被治理者的理性考量总的结论

417 课程概要

429 授课情况简介

439 术语对照

448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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