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留痕_陈昕著_9787208154308

《出版忆往》是由作者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忆旧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一个出版人的心路成长历程为线索，或记述各种图书从策划到出版的过程，或追忆老一辈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奉献和职业精神。通过文中对出版工作所做的叙述和思考，可以看到作者对出版事的热爱和执着，一个出版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崇高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出版留痕》序一

陈昕：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家

吴尚之

（中国期刊学会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开启了中国出版业发展新的历史篇章。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出版业繁荣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出版人砥砺奋进的40年，涌现了一批具有崇高理想和文化精神，敢于担当作为、勇于开拓创新的出版家。陈昕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

我与陈昕相识20多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双方有过广泛的沟通接触，相互之间有很深入的了解。近日，又拜读了他的新著《出版留痕》，书中有多处地方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从1977年起，他选择出版作为他的终身职业。在他看来，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他矢志不移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陈昕着力出精品、用心抓规划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出精品力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以出版规划引导精品出版，以精品出版促进质量提升。陈昕在长达16年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任上，先后抓了四个“五年出版规划”和一个“十年长远出版规划”。他在制订规划时，既将集团的发展与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又特别注重规划的结构与布局，有着向全社会提供较为全面和完整的知识体系的雄心壮志。他很在意集成性的文化、文献资源的整理出版，但更关注规划对文化创新的引领与推动，强调出版企业作为内容提供者，应该成为内容创新的主导者，尤其是在教材出版、工具书编纂和畅销书组织这三个领域。在制订规划时，他还特别注意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从不好高骛远、贪大求全，而是实事求是、稳步推进、持续发展、久久为功。他始终注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高标准，严要求，并将这一点提升到出版价值观的高度来强调；同时，他又极其注重规划的经济效益，从产业发展的层面精心研判项目的长远市场需求，从而使得各个规划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实实在在落地。他主持的这些规划实施后，集团在两个效益上取得了双丰收，其间曾在新闻出版总署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的有关专题会议上做过总结交流，在行业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规划既定，项目为本。陈昕在抓出版规划的同时，还将规划的原则和要求贯穿落实到具体的出版项目上，从“十五”出版规划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列选全国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项目数一直名列全国出版集团首位，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其中的《中华文化通志》（101卷）、“世纪人文系列丛书”（600种）、“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近300种）等是国家重大精品出版工程。2014年4月28日，我在国家图书馆参加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召开的《竺可桢全集》（24卷）出版座谈会。这部皇皇巨著，是连续列入“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其时国内最大规模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自2001年正式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在20多名编辑的接力奋斗下终于成功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会上陈昕介绍了这部全集的成书过程和重大价值，说道：“这项历时长久的‘马拉松’出版工程，穿越了三个出版五年规划，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变更了三任社长，考验的是编纂者与出版者的定力与耐力。十三年来，全集的规划者、整理者、编辑出版人员丝毫都不曾懈怠，依然风华如初，编纂整理者与出版者之间相互砥砺、相互支撑、无缝合作，以严谨的态度、从容的姿态、超高的标准铸造了一套精致、精美的大师文集。从中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再一次续接了上海出版界追求高雅、铸造丰碑的宏大气象和传统气脉。”他的激动与喜悦感染了我，而他的感慨也令人动容。可喜可贺的是，这部大书，2017年摘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举此一例，略述因缘，而这仅是陈昕任上所抓数以百计的重大出版项目之一。

陈昕高度重视出版物的质量，在集团内建立了一整套长效管理制度，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内容质量保障机制。2014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了提高出版物质量，将这一年定为出版质量年，为此我曾带队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调研出版物质量管理的经验，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文档，了解集团和下属各出版社在质量管理方面的具体做法，深切感受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质量管理上的严谨和周密。多年来，他们一直严格控制出版物的品种数量，没有单纯追求数量规模的增长，始终强调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严格履行三审三校和通读程序，严把导向关、质量关，始终把出版的文化价值放在第一位。在那年4月份总局召开的出版物质量管理座谈会上，陈昕从三个方面做了总结：“抓规划，从源头确保出版物的高水平；抓管理，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出版物的高质量；抓培训，从队伍建设上打牢出版物质量的基础。”陈昕的经验介绍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新闻出版报》后来刊发了他的发言稿，并号召全国的出版单位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习。

陈昕始终高度关注出版业的技术变革，在倡导推动数字出版、出版业的数字化改造和融合发展方面，他得风气之先，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期间，对电子书的发展及其对出版业的影响就有深刻的认识。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荣获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莫比斯多媒体国际大奖赛大奖。这是国际上关于电子出版的最高奖项。2008年他率团赴美考察数字出版，归来后主编的《美国数字出版考察》一书，讨论了数字出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起全国出版业的重视。他认为，信息技术自诞生后，先后历经三个阶段，分别是以系统为中心、以个人电脑为中心、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目前尽管总体上仍处于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但随着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安排就绪，以服务内容为中心的新阶段已初露端倪，内容产业脱颖而出，数字出版蓬勃发展，数字融合、业务融合和产业融合蔚为潮流。对数字出版的发展，他所做的深入的经济学分析是学界和业界都少有的，其结论是：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具有竞争优势，进而呈现替代趋势，这是因为传统出版的边际成本是一个大于零的固定值，而数字出版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值。2010年，陈昕带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试水电子书阅读器市场，推出全国第一款由出版社自主研发的电子阅读器——“辞海”阅读器，一时间业界反响热烈。在数字出版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中，它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短暂的浪花，但却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家，陈昕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推动出版改革上。1999年2月他受命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业务重组、资源重组、管理重组、体制重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在2002年曾连续刊发三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向现代化出版集团转型发展的经验和做法。2003年6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后，他们于2005年又率先在全国完成转企改制工作，改组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新闻出版总署曾多次请陈昕在全国性的出版会议上介绍转企改制的经验和做法。陈昕还作为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宣讲团成员，赴有关省区介绍集团转企改制的经验和做法。2008年和2012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两次被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四部委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和先进单位，成为全国出版改革的领军者和排头兵。

在陈昕新著面世之际，谈一些读后感并略述我与其在出版征程中的因缘，是为序。

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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