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伊迪丝·博恩决定不哭。
1956年秋季的这个午后，她持续了七年的单独监禁突然终止。监狱大门的外头，匈牙利革命最后的寥寥几阵枪声在街道上回响。监狱大门里，博恩医生从正门来到院子里，对于被禁锢已久的她而言，院里的阳光令她极不适应。她68岁了，个子矮胖，关节肿胀。她从监狱入口迈出，明晃晃的天空令她无法直视。随后，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这群西装革履、翘首以盼的人。他们都在等着看她哭泣。
锃亮的巴士驶来时，摄影师们抬起了圆筒状的镜头，记者们托高了活页笔记本。这辆巴士是来接博恩医生，将她送去英国大使馆的。这群新闻从业者在搜寻七年的独处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这样的独处在她脸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会留下怎样的疤痕？正常人恐怕会陷入疯狂和严重的抑郁吧。但当博恩医生缓缓地穿过院子，走向大铁门时，她看起来没有一丝恍惚。要说她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现在看起来充满希望。官员和记者目瞪口呆。一位来自英格兰《每日快报》的男士在他的笔记本上草草记录着，竭尽全力夸大报道，他说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之后，一星期左右，这名记者十分窘迫地得知，当时博恩医生只是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博恩医生于1889年出生在布达佩斯，她在众人眼里是一个聪慧的孩子虽说有点儿叛逆。她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律师，像她父亲那样，但当时律师这个行业是不允许女性参与的。她能选择的职业只有老师或医生，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携带着她曾祖父的听诊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库雷普[1]手杖，她于1908年秋季成为布达佩斯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毕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是她进入了一所军事医院。可能就在那里，在目睹了底层民众经受的煎熬后，她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更加高涨了：她看到一位不识字的罗马尼亚军人这名军人在战前是个牧羊人对着窗户哭泣了好几天，轻轻抱着一条骨头断裂的胳膊，心里惦念着他失踪的孩子们。他只是众多肝肠寸断的人中的一个。
战后，博恩医生整整十六年投入英格兰的政党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一海外关系，她于1949年回到共产党管理的布达佩斯时，引起了当局者的怀疑。
博恩医生在返回英格兰的机场途中，秘密警察组织拦住了她。他们将她推入汽车，不久就载着她经过总部的铁皮大门。
我们串通得够好了吧？司机打趣说，没人知道你在哪里。
确实，她在英格兰的朋友们以为她还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们以为她早已出发前往英格兰了。博恩医生就这么消失了。
总部大楼内，一个穿戴光鲜的瘦削男子慢条斯理地出现了。他将博恩医生带到一间小型会客室，告诉她，他们已经知道她是间谍，知道她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办事员。你离开这栋楼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诉我们他们分配给你什么任务。
博恩医生回答他：听你这么说，我该会在这里终老吧，我可不是情报局的特务。
随后那人告诉她：逮捕你，你就是有罪的，党可不会抓无辜的老百姓。
警卫押她进了地下室。他们来到一间狭小的牢房，牢房面积仅比房内的铁床大些许。她伸手一够，就触到天花板了。博恩医生躺在床上，平静得瞬间入了梦境。但她被袭来的一阵凉意惊醒了。
别害怕，呵呵。一名警卫嘲笑她。
我没有害怕。博恩医生回答他。
接踵而至的经历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单独监禁是恐怖片里才会有的。她被关在肮脏阴冷的牢笼中；墙壁上不是滴着水，就是长着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数时候，她是半饿着肚子的。除了见狱警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待着。二十三位铁打的军官用挑衅与讽刺的语言讯问她有一次讯问竟长达六十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整整六个月，她被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里。
尽管这样，关押她的人还是没有得到丝毫伪供、半点儿求饶；他们所获的唯一犒劳是她高傲的回复。久而久之，这成了博恩医生的一种消遣，能让她在偶尔瞧见他们时，去叮咬监狱的权威。
她想找个剃头师傅为她剃发。监狱看守人跟她说，女人必须留长发。于是她花了三周时间把头发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长出她满意的板寸头。1951年夏，她又发起了一场语言抗议，拒说匈牙利语（他们蛮夷的语言，她是这么形容匈牙利语的）。她改用德语、法语、俄语、英语或意大利语交流这五种语言，她都精通。
但博恩医生最精妙的策略还不是她拿给予狱卒们的款待逗乐她是个给自己推秋千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着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压下的中空状物质，从那儿，她缓缓地、坚定地为自己筑建了一个内心世界，任何人都无法摧毁或从她那里夺走它。她背诵入门阶段的诗歌，将背得滚瓜烂熟的诗句翻译成她掌握的六种语言。接着，她开始创作打油诗。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六个月中写下的，感激她心灵那根生于黑暗的魔术棒的拯救之恩。
博恩医生想起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囚徒，并受此启发，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过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于柏林蒂尔加滕和维也纳莫扎特故居的风景中。之后，当她的双脚在床边的水泥地上画出一道窄窄的沟时，她会默默想着这是一条去往伦敦的路。她每天都会走上几英里，并在脑海里画上一个暂时离开的记号。她像这样去了伦敦四次，每次都在到达英吉利海峡时停下，似乎海峡的水太冷了，她游不过去。
然而，测算这些距离太不精确了，于是博恩医生认为她得有个算盘。狱卒递给她笤帚清扫牢房时，她偷偷地从中拔下几根麦秆，还将走味的面包颗粒揉成珠子，穿在麦秆上。这样，她就可以如计算恒河沙数般计算了。她还用这把算盘测量了自己的词汇量，发现自己掌握了27369个英文单词。紧接着，她又去测了她的德语词汇量和法语词汇量。接着，她又问自己可以说出多少种鸟的名字（虽然她可能从未见过这些鸟）、多少种树的名字（虽然她可能从未见过这些树）以及多少种红酒的名字（虽然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品尝这些酒）。
她把更多的面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4000个，把它们放在26个同样用面包精心制作的凹槽中；这是她用小麦做成的印刷机。她用这台印刷机拼出她的思想和诗歌。狱卒们瞄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头，告诉她：你不正常了。博恩医生表示同意。
她的消化功能变弱后，她又分到了一些药丸。她发现药丸里带有一丝绿色，于是她用这抹绿色染她的面包屑。这样，圣诞节时，她就做了一些绿色的小冬青枝。而冬青枝上猩红的梅子呢？于是，她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面包屑。
警卫们恼火了，但博恩医生证明自己精通独处的艺术。他们将她与世隔绝，而她正好可以践行这门艺术，取平静舍疯狂，取安慰舍绝望，取独处之乐舍囚禁之苦。想去摧毁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狱门的博恩医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比以前智慧些了，并且充满了希望。
偶然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在不经意间提及了博恩医生（只有一两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这么少，于是决定多了解她一些。最终，我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稀有藏书中翻到了她的一本自传《七年孤独》 （这本书于1957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狱后的一年），我意识到了她的故事多么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诗，写作时推心置腹，我仿佛能听见她的声音坚毅中掺杂着揶揄，透露出一个青年在匈牙利度过青葱岁月而匈牙利后来又对她那么残忍。我越发熟悉她对待单独监禁的态度她忍受孤独的能力深无谷底就越发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内心蔓延开来。我当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里，是否有一部分能激发像她那样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总能逃离自我的牢狱对博恩医生来说，那是无法得到的一种奢侈品。
甚至，我独自一人花上几小时的时间去阅读她的故事，这点儿独处的时间对我而言也是那么难以忍受。我不断抬头张望，希望隔壁房间轻声细语的图书管理员能打断我，希望一个温情脉脉的学者能扑通一声坐在我工作的桌子旁。我一把自己同可敬可畏的博恩医生做比较，就如坐针毡，自愧不如。
最终，我读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书，恍惚走到炙热的午后白昼下，但不安并没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样消散。我穿梭在学生堆里，推搡着，走进拥挤的咖啡厅，出了咖啡厅，又挤上一辆载满人的公交车，但问题继续叮叮地敲打着我的脑袋。我想给自己多留一点儿独处时间，但一旦一个人时，又总备感沮丧。这个问题值得我去解决。更重要的是，博恩医生的炫彩人生值得我们这个紧密互联的世界去借鉴。
如何独处？又为何独处？
那里面一定有诀窍，我是这么想的。一种践行，抑或是一种修炼，将寂寞变为主动独居，将空旷的日子变成空白的画布。那一定是某种失传的艺术，像优雅的书法，或是在婚礼上戴阔领带时的自信。这是一种失传的小小艺术，年复一年，在未来漂白的光线中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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