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赋予绿色政治理论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并对之加以批判性的辩护。但愿我的分析紧贴现有绿党以及那些自封为绿色活动家的关切核心之所在，以确保其绿色称号的正当性。然而，详尽地阐释他们的种种自我概念，却并非我的主要目的。
这本书不打算专门甚至首要地，成为政治诠释学或哲学人类学的一部作品。我所期望的，不只是切实而毫无遗漏地罗列出那些自封为绿色人士者好歹碰巧相信的信条。考虑到诸种立场的多元性，既有跨越国界的，也有一国之内诸活动家之间的，即使那样做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那种计划将很快沦落为一种冗长的分类学。
我力所能及的况且，对于一本如本书这样的理论书籍来说，最需要我去做的是对于某种综合性的绿色政治纲领进行一次风格化的处理。有关的细节会置于附录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的理由是，对于那些对绿色政治的宽泛大纲业已熟稔于胸的读者来说，这一步骤是可以省略的。而且，这样做的理由也在于，那些材料对于本书的总体论证而言，很快会变得陈旧且近乎微不足道。不管是好（也许）是坏，德国绿党（Die Grnen）在政纲上已然超越了他们的1983宣言，但我依然认为，这一宣言是世界范围内绿色运动的典范。但是，不要紧我不是在写作时事新闻或者政治史，而是政治理论；我的旨趣所在，不是绿色人士碰巧表达了什么（甚至更少着眼于今日的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就绿党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言，他们必须表达什么。
因此，我这本书的目的就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在于描述绿党事实上采取了何种立场。相反，我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就绿党的核心关切而言，他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那样做。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著作意在于某种修正。它有意为绿党提供指南，至少对他们而言称得上一个指引。我希望能够向绿党展示，如何以最有力的可能的形式来打造他们的态势，即使这意味着变换其某些重心的所在，也许甚至是放弃（或者，不管怎样，剥离掉）某些他们也可能恰好珍视的观点。
这将是一次营救绿党自身免于沉沦的政治性尝试。我试图刻画出并巩固他们在公共政策立场上的有力之处，同时把那些政策建议和绿色理论中其他一些更具个人生活方式的方面区隔开来，我认为这些方面而且，更多着眼于政治上来说，很多观点对于全体选民来讲是不太令人信服的。
很多绿色人士将风格（style）视为命根。这一派的绿党成员除了多姿多彩外别无所求简直就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开幕大典上衣着光鲜，而不是身着沉闷的西服套装。身为莫堤多彩名单（multicolored list）与彩虹联盟中的一分子，他们引以为豪。在1989年的欧洲绿党宣言总结词中，他们号召我们帮助灰色地球变绿。就此而言，各政党在政治上的首要比对，是绿色（鲜亮、生动）政党与灰色（呆滞、单调、平乏、了无生趣）政党的对照。
这一青枝绿叶风格的风险在于，手段可能会将要旨淹没，即风格排挤掉了实质。我的论题是，无论你如何看待绿党人士自我展示的方式，认真考虑绿党在公共政策上的诉求，还是存在着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我所做的进而就是对绿党政治的一种有限捍卫针对它的实质，而非其风格化的做作。
作为绿色政治之有限捍卫的标记，我有意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描绘标准的政党政治比较。对我来说，有趣的对照不是绿色政党与灰色政党之间的比对。相反，是绿色与棕色政党的对照。非绿色政党的问题，与其说他们属于沉闷乏味的灰，不如说他们委身于落后的工业技术（赭色铁锈），进而造成对环境的掠夺（棕色树叶与湖泊）。
我采取的策略是，为绿色立场赢得支持，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冒使我失去绿色人士友人的风险。当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既迷恋于他们那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之风格，也致力于其实质；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政治风格与绿色公共政策一样，对他们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此类绿党人士也不应过分失望。我的主题是，绿党关于公共政策的提议形成了一个牢固而统一的一揽子建议，这些建议本身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的主要目的是，对构成这一揽子提议的政策开展一个积极的论证。绿色理论的其他一些方面对个人实践或政治程序的建议却没有成为这一揽子提议的一部分。其实，我最想对那些与我在那些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绿党伙伴说的是，不同问题，应当区别对待。
虽然写作起来一气呵成而且照目前看来，也相对简练但这本书实际上筹划已久。我对这些问题最早的有系统的入门，是在林顿·基斯·戈德威尔（Lynton Keith Caldwell）家的酒窖里，当时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念本科；在那里，戈德威尔亲切地指导我如何在美国国务院与联合国进行采访，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意在为美国参加有关人类环境的199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做准备，那一深具潜力的会议最终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项目。在之后的几年中，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以特有的前瞻性劝诫我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这些问题，却没有完全成功。结果这本书算是耗时二十年才得以呈现，但不管怎样，早期的那些影响显然是依旧强烈的。
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直接促成我写作了现在的文本，我非常感激写作过程中他不时的建议与鼓励。这一研究也深深受益于各种探讨在早期与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谢尔登·利德（Sheldon Leader）、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和理查德·西尔万（Richard Sylvan）的讨论，及后期与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的讨论也得益于约翰·布雷恩韦特（John Braithwaite）、安迪·多布森（Andy Dobson）、克劳斯·欧菲（Claus Offe）与奥诺拉·奥尼（Onora ONeill）的详尽的书面评语。
本书的核心论点始终得到不同讨论班的听众的锤炼。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正义与社会课程中，我特别感激迪克·阿尼森（Dick Arneson）、戴维·科普（David Copp）、唛克·格伦农（Mike Glennon）、珍·汉普顿（Jean Hampton）与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评论；感谢华盛顿特区社会经济学会议上汤姆·唐纳森（Tom Donaldson）、比尔·高尔斯顿（Bill Galston）与马克·萨格夫（Mark Sagoff）的评论；感谢墨尔本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的托尼·科迪（Tony Coady）、约翰·马尔瓦尼（John Mulvaney）、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感谢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钱德兰·库卡塔斯（Chandran Kukathas）、戴维·韦斯特（David West）、保罗·基尔（Paul Keal）；感谢墨尔本大学的维里蒂·伯格曼（Verity Burgmann）、马克·康西丁（Mark Considine）、莱斯·霍尔姆斯（Les Holmes）、布鲁斯·黑德利（Bruce Heady）、皮特·谢尔曼（Pete Shearman）；感谢欧洲政治研究协会克切斯特联合会的沃特·阿赫特贝格 （Wouter Achterberg）、特德·本顿（Ted Benton）、阿伦·卡特（Alan Carter）、安迪·多布森（Andy Dobson）、朱迪·埃文斯（Judy Evans）、保罗·卢卡迪（Paul Lucardie）、迈克尔·塞沃德（Michael Saward）。
之前的各种文章与会议也是在摸索着这里的结论。这些文章与评论不会径直在本书中重复，但它们的很多核心观念都会在此重现。对那些在这些问题从总体上给我提供建议的人，以及那些对个别章节提供建议的人，我都心怀感激。虽然有太多的人而不能一一提及，或者甚至现在也已不能准确地想起来，但除了那些已经提及的人，当然还要感谢以下诸位：林肯·艾利森（Lincoln Allison）、阿兰·贝尔特（Alan Bellett）、戴维·贝内特（David Bennett）、杰伊·伯恩斯坦（Jay Bernstein）、克里斯·柏塔曼（Chris Bertram）、戴维·布拉登-米切尔（David Braddon-Mitchell）、杰弗里·伯特伦（Geoff Brennan）、汤姆?坎佩尔（Tom Campell）、弗兰克·卡斯特（Frank Castles）、佩吉克拉克（Peggy Clark）、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罗伯特·埃利奥特（Robert Elliot）、黛比·菲茨莫里斯（Debbie Fitzmaurice）、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戴维·高蒂耶（David Gauthier）、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巴里·海因兹（Barry Hindess）、丽萨·胡珀（Lisa Hooper）、多米尼各·海德（Dominic Hyde）、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杰夫·兰德（Jeff Land）、米歇尔·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唐·曼尼森（Don Mannison）、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约翰·奥贝尔（John Orbell）、埃利姆·帕帕达凯斯（Elim Papadakis）、戴维·皮埃尔斯（David Pearce）、安迪·里夫（Andy Reeve）、杰克·司马特（Jack Smart）、彼得·塞尔夫（Peter Self）、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詹娜·汤普森（Janna Thompson）、派特·特洛伊（Pat Troy）、罗伯特·范德文（Robert van der Veen）、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肯·沃克（Ken Walker）、休·沃德（Hugh Ward）、奥兰·杨（Oran Young）。
受益于如此之多的帮助，我禁不住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还是自己所写作的书的作者。尽管如此，学术礼貌要求我保证标准免责条款适用。我相信我可以，以相当的谦逊，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无与伦比的工作环境，以及聚集于那里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家拓展团体，致以崇高的敬意。诸种缘故而离开强大的埃塞克斯政治政府系，让人有些伤感，但我真挚地以为，这是我到过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