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探索一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反贫困行动的内源性能力建设实践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部分。（一）中国农村减贫的“内卷化”困境及社会工作的实践空间。（二）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概念构建与范式拓展。（三）典型农村贫困社区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干预成效与现实问题。（四）社区驱动型综合农村社会工作的减贫行动策略。（五）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总体性特征与实践性挑战。本书提出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减贫的“内源性能力建设”实践模式，拓展了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范式，实施了长时期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构建了社区驱动型综合农村社会工作减贫行动策略的整合性框架。
贫困是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如何有效地开展反贫困行动来减少贫困，促进贫困人群与贫困地区的发展，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政策和实践议题。而学界则从理论建构、知识生产和方法探索的视角开展研究，试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形成了各种反贫困的理论。
在诸多的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理论，针对以往反贫困行动注重物质和技术的援助，过于从援助者自身的立场来思考和解决贫困的问题，内源发展理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人本身的发展来克服依靠外部资源的输入，以及以援助者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局限，将发展看作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①它主张要按照人们的“所是、所为、所愿、所思和所信”，把改变贫困的行动看作“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②。内源发展理论的提出，从理论观念上提出了反贫困策略的新思路，为深陷越扶越贫的“扶贫陷阱”的人们点亮了一盏路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的指针。
20世纪90年代初，内源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受这一理论的启发，许多扶贫机构和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深入贫困农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发展路径，取得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本书作者在书中所做的案例分析和实务模式探索，其实务基础即源于此。但是，由于内源发展理论过于抽象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人自己的发展”观念，致使它在政策化的过程中存在理想化和不确定性的局限，难以成为一种政策分析的工具。这直接影响了这一理论的政策价值，使之在实践中无法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具体层面，工具化为反贫困行动的方案或行动模式。因而，发展一种以中国反贫困实践为基础的内源发展理论，建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范式和实务模式，使之成为政策导向和实务方法，对于正处在扶贫攻坚决胜阶段的中国反贫困斗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其转化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动力，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然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经验的效果而缺乏对理论探索的兴趣。尽管实践中提出了众多的理论问题，但是关注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尤其是在反贫困领域，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理论探讨，把反贫困看作是政府的工作，看作是按政策行动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理论兴趣和想象力，造成了这一领域理论研究滞后，各种观点和经验满天飞却缺乏对重要理论的讨论，意见和建议充满了各种研究报告、研讨会和学术刊物而基本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却不充分的局面。这种急于完成任务目标的心态体现的是对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也反映了理论界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克服这种意见多于思考、经验遮蔽理论的局限，就成为当前反贫困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方劲这项成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反贫困问题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的一个贡献。
方劲，男，1982年生，湖南华容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访问学者（2017.2-2018.2），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入选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农村观察》、《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2项省部级课题；曾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国务院扶贫办“扶贫高级人才培养工程优秀博士论文资助”等多项学术奖励。
第一章 导论
一 中国农村减贫工作的“内卷化”困境
二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减贫的实践空间
三 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四 田野概况与篇章架构
第二章 内源性能力建设：基本理念与核心手段
一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减贫的专业特质
二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基本理念：内源发展
三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核心手段：能力建设
四 内源性能力建设、可持续生计与农村减贫
第三章 范式拓展：基于“优势-资产”范式的多元融合方法
一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减贫的典型范式
二 典型范式的比较及其限度
三 基于“优势-资产”范式的多元融合方法
第四章 内源性能力建设实践：典型农村贫困社区的社会工作探索
一 社区发展基金：金融功能与能力建设相融合的减贫组织形式
二 西南田村的社会工作减贫实践探索
第五章 内源性能力建设实践的干预成效与现实问题
一 发展干预项目评估的功能定位与操作难题
二 干预成效
三 现实问题
第六章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范式融合实践与行动整合策略
一 迈向基于“优势-资产”范式的多元融合方法
二 社区驱动型综合社会工作行动策略
第七章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总体性特征与实践性挑战
一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基本特征
二 内源性能力建设的实践挑战
第八章 结语：在行动中反思
一 反思性的内源性能力建设
二 重返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
附录
附录一 田村社区发展基金管理运作制度
附录二 田野笔记摘录
参考文献
《内源性能力建设：农村减贫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研究》：
第一，个体能力建设：提升地方民众和家庭的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农村减贫强调扶贫“到户”“到人”，但如果仅仅是“资源到人”“政策到人”，扶贫对象自身没有与这些外部资源和国家政策相匹配的“接受能力”，缺乏主动参与尤其是不具备可行能力的参与过程，这种扶贫工程的实践效应将是暂时性和形式化的，并且可能助推扶贫对象的依赖心理，陷入久扶不脱贫的循环之中。社区能力建设范式假设，增加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显著影响其获取资源和提升经济福利的能力，能力建设项目往往承诺给那些被排除在社会参与之外的人们赋权增能。②农村减贫的根本着力点离不开地方民众自身能力的提升与营造，只有具备了能够执行一些基本功能的可行能力，贫困人群才能够应对压力和冲击，才能够找到和利用新的条件和资源。这种能力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对不利变化和环境的响应，是一种积极的和动态的适应。为此，农村减贫过程中应当避免经济资源单向输入的简单化操作倾向，应将提升地方民众自我发展的实质机会作为根本发力点，重点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公平、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培育信息获取与利用以及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鼓励和引导贫困人口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
第二，社区组织培育：培育以社区为基础的能够“融合内外”的组织架构。社区能力建设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以社区组织为载体进行发展干预的实践过程，因为代表贫困人口的组织具有互相支持、增强自信、学习提升、讨论问题、参与政治、利益游说、接触政府等诸多重要功能。③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和社区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架构能够作为更大行动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效地、高效地履行职能，能够以社区为单位和载体对资源、人力以及其他要素进行自我传递、自我复制、自我整合和自我推动，为实现“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提供组织基础。农村减贫工程应特别重视协助贫困人口发展社区草根组织，通过组织工作和群众活动，为地方民众提供学习和参与的机会。当然，社区组织培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持续性地提供组织支持必不可少，否则容易半途而废。更为重要的是，当社区组织的培育工作是由外部力量发起时，如何使组织培育演变为社区内部的自组织过程，并非被动地服从和依附于社区的外部机构，才是真正体现其自力更生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志。
第三，社会网络构建：构建地方民众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与信任支持环境。贫困人口具有风险规避能力弱、脆弱性强等特点，这种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依靠行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网络的支持。具体而言，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和降低脆弱性除了依靠自身主体和家庭的内部努力之外，还需要依赖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外部主体的关联性整合作用。在个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积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构建了彼此信任的环境，并提供了可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由此能够获取更为广泛的资源。社区能力建设所强调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贫困人口个体、家庭和社区组织为行动主体，关注与这些行动主体相关联的人或组织对行动主体的影响，关注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网络系统。①农村减贫工程应当重视贫困人口和社区组织的社会网络构建以及获得支持的程度，从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两个层面协助个体和组织发展或维持社会支持网络，为贫困群体建立一种守望相助的社会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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