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立于城郭上的思考
本卷以一四四一年，足利义教将军被家臣谋杀的嘉吉之乱为开端，到一五九八年，一统乱世的丰臣秀吉逝世为止，记述了大约一百六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通常被称为日本的战国时期。
日本的战国时期，如历史所记载，实为乱世。该时代，日本中世的社会结构摇摇欲坠，政治上的地方分权日益加剧，但同时也孕育着统一的契机，一个全新的近世社会即将从中诞生。因此，可以说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阵痛感的时代。
通过电视剧或者历史小说，读者朋友们对战国时期相对比较熟悉了，并有着各自不同的感悟。很多朋友也许已经参观过日本的古战场和天守阁。但如果想要更加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推荐大家还是伫立在中世城郭遗址上去体味。
所谓的中世城郭，是在白壁的中央望楼建成以前，也就是大约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建立的城墙，但到了江户时代就已失去其军事上的作用，被作为废城一直弃用至今。像这样的废弃城墙在日本的某些县多达数千座，也许在各位日本读者家附近就有。最近有此类遗址的向导书或者分布图出版，咨询一下当地的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就会提供相关信息。这些城郭与江户时代城下町的城墙不同，多建在半山腰或高地。如果站在土堡（土石堆砌的堤防）、土桥和曲轮上环顾四周，也许你会不由得追问：作为筑城者的守护代，还有战国的武将们为何要建立这样的城郭？
其实，这些分布于全国的众多中世战国时期的城郭遗址，无非是当时统治者驱使工匠大肆修建的结果。像这样如此大兴土木，在日本历史上也只有古坟时代能与之匹敌吧。哲学家上山春平正是从古坟与战国城郭的比较来思考日本史的。然而，作为历史的遗迹，古坟出现于日本国家的创立期，而战国城郭建设于国家的整合期。
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除了北海道和冲绳，城郭遗迹几乎散布于全国各地（如果算上阿依努的土寨、琉球的城郭的话，则覆盖到全国），都是徭役百姓的大型土木工程。另外，古坟时代的结束和战国城郭时期的终结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即同律令制国家、德川氏统治的幕藩体制国家一样，彰显了强烈的中央集权特色和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古坟不属于军事设施，主要用于埋葬达官贵人，虽没有军事筹谋的设计，却是权力的象征。在这一点上，二者有共通之处。笔者以为，散见于全国的这些中世城郭是应仁之乱后地方分权化的结果，作为遗迹，它是群雄割据向织丰政权统一过渡的时代产物，也是本书所述的那段历史的象征。
划时代的历史
从世人的生活变化，即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战国是一个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试着从人们的生活变化，亦即生活史的视角考察。所谓生活无非就是衣、食、住等。首先看一下日本人的衣着服饰，也就是“着物”。衣服的材质一般为生丝、麻和棉，正如柳田国男在其所著《木棉以前的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应仁之乱后，由于棉花的种植得到普及，普通人也能够穿上棉制的衣服。比起麻的通气性，棉的柔软亲肤性更获得人们的青睐，对棉花的需求自然大为增加。以此为契机，通过倭寇或日韩贸易，还有朝鲜国王的赠予，朝鲜半岛生产的棉花大量流入日本，朝鲜半岛棉花大幅增产。到了十六世纪，随着中国生产的棉布的进口，加之，日本又重新开始种植棉花，棉织物的使用不仅扩大到庶民阶层，而且被用到军事领域，提高了当时步兵装备的质量。
在衣服的面料方面，当时用于旅行时穿着的道服也开始成为现在所使用的和服的外褂。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无论男女，也都穿上了用于劳作的小袖子衣服。另外，一种不需要穿着和服裤裙，只需要将上衣延长的服装，以及在女性间流行的穿小袖的着衣风格也在那个时代出现了。
其次是饮食方面的变化。直到日本的南北朝时期，除一部分体力劳动者一天吃三顿饭之外，普通日本人一天只吃两顿，因此当时也把饮食称为“朝晚”。受寺院吃果子、点心等的时间安排影响，从室町中期开始流行一日三餐，到江户时代吃午饭的习惯被确定下来。在大米还未完全成为主食的时代，与公家蒸饭方法不同，当时的武家更喜欢用文火煮米饭，这种煮食方法也普及到了民间。副食方面，连京都的公卿贵族都开始食用沙丁鱼，应仁之乱后，食用猪、鹿等动物肉在公家阶层也变得极为普遍。生食、炖煮、煎炒等基本的烹饪方法，以及味噌汤、酱油等调味料也都开始出现了。总之，日本料理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
最后是居住和生活方面，公家与武家的居所在筑造上出现了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会客厅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武家的房屋设计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小房间构成，自天花板出现以后，各个小房间都被铺上了榻榻米。而在此之前的时代，房间里仅仅铺着木板而已，榻榻米只被作为寝室和接待客人之用，有时房间的隔板不够了，也会用榻榻米来遮掩。
随着用于顶棚和檐廊的木板被广泛使用，木材的制造开始盛行。从十四世纪末开始，用于伐木的被称为“二人挽”的大型锯子也被用于寺院等建筑场合。到了战国时期，一种很薄的木板也被大量生产和销售。其实在南北朝之前，日本并没有薄木板，主要因为当时的伐木工具只能处理较厚的木板而已。因此，这些变化大概可以称作“材料革命”，它们的出现给日本的居住史带来新的变化。
总而言之，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在应仁之乱后发生了很大改变，大概一直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式的生活方式才被完全固定下来。诚如中国学研究大家内藤湖南所言“应仁之乱前无日本”。细思量，此言不虚。
深谷克己(1939—）出生于三重县。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历史学系毕业，完成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系史学专科博士课程。历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名誉教授。专攻日本近世史。著有《百姓一揆的历史构造》《八右卫门、兵助、伴助》《南部农民命助的一生》《士农工商的世界》《农民的自立自足》《近世人的研究》《江户时代的身份愿望》《东亚秩序文明圈中的日本史》《死者的功能与江户时代》《民间社会的天与神佛》等。
译者介绍
梁安玉，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香港大学英文系毕业，香港城市大学艺术硕士。两度获日本政府奖学金，筑波大学研究院地域研究研究科国际学硕士，上智大学研究院国文学研究科日本现代文学事业博士课程。曾任教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发表过九十余篇文章有关日语教学、中英日文学与文化的文章。曾任香港日本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2009年开始任会长。2019春获日本政府颁发旭日小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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