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生活在一个经济高度发展且迅速城市化的时代，眼看着身边的风景日新月异，数百年的历史遗存一扫而空，常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叹。五年前，因卸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我为文史委题写“感悟或寄语”：“十五年间，多次参加文史委组织的活动，锲而不舍地就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做调研、提建议、发文章、上条陈，屡败屡战，但多少缓解了北京市疯狂拆迁的速度。虽不是主力，只是帮助敲敲边鼓，也与有荣焉。我坚信，善用媒体力量，兼及百姓与专家的立场，在保护古城风貌这件事上，北京市政协文史委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里的“屡败屡战”，不是用典，而是写实，悲愤之中，也不无几分自得——毕竟我们努力过，尽管效果甚微。
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我，如何不断呼吁对于古城来说“保护”才是“硬道理”，你就明白我的“都市研究”不够专业，也不纯粹——这既体现在文体上兼及长篇宏论与随笔杂感，也落实为眼光不断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依违与徘徊。也曾考虑过专注某一点，撰成高头讲章，注释密密麻麻，面对学界说话；最后还是自己否定了——当初进入这个领域，本就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因而更欣赏打开天窗说亮话，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家立场。或许，不断地在学院与民间、拥抱与拒斥、历史研究与现实感怀之间挣扎，正是这个时代谈论“城市”的最大特色。此前风波未起，此后尘埃落定，都不会有我们这代人如此强烈的“自我撕裂”的感受。
在《“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2013）中，我谈及：“只要用功，我们谈古代城市，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而一旦涉及当下的中国城市，则很可能捉襟见肘。有幸（或者说不幸）经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高歌猛进’因而也最容易‘百弊丛生’的时代，像我这样既非身负重任，也非学有专长的人文学者，做不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诗），那就只能写点针砭时弊的杂文随笔，为大时代留点印记。说到这里，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之所以做城市研究而不够专注，著述体例芜杂只是表象，关键是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之所以采用两套笔墨，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在与学界对话的专著之外，选择了杂感，也就选择了公民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初长枪短棒一起上，以为还能“闯出一番新天地”；最终结果，不说落荒而逃，起码也是志大才疏，仅仅收获一两册小书。即便加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香港：三联书店，2008；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8）中的《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中的《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讲台上的“学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中的《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也都无济于事。
虽关注过中外不少城市，但我比较有心得的，仍属帝都北京。从1994年那则无心插柳的短文《“北京学”》，到2001年秋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以及根据这门课的“开场白”整理成《“五方杂处”说北京》，一直到此后若干雷声大雨点小的文章及书籍（如随笔集《人在北京》，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我毕竟在这个领域投入较多精力，也小有影响。
这回的小书，乃《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的更新换代：原书辑一（关于“城”）没有动，成了上编；关于“人”及关于“书”的辑二、辑三则删繁就简，只保留与北京这一话题相关者。至于中编各文，乃近年所撰，题目宏大，但进展有限。相对而言，三联书店同时推出的《想象都市》一书，其中几篇专论更值得推荐。
因写作时间太长，各文之间有互相引证乃至重床叠屋的情况，这点敬请读者谅解。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年轻一辈学者从事城市历史以及都市文化研究，比我执着，且专业化程度更高。在这个意义上，爝火余烬，实不敢与日月争明也。
2018年8月30日初稿、12月29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著作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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