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
虽说我引用了“中国大历史”的名号，但大历史这一观念却由来已久。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出：“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灵魂之中。人的智能还不能查验得出来各种现象的繁复情形，首先抓住第一项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立时叫说：‘起因在此!’”
在历史事件之中（人类的行动成为了观察的题材）首先最原始的猜拟即是鬼神着意于此。以后则提到站在历史前端的人物之志愿——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是一个人只要透视到任何历史事件之真谛，看清了多数人参与的情形，即会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而实际其本身尚被掌握。表面看来，我们这般那样去领略历史事物之意义无关宏旨。可是有些人以为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无非因为拿破仑有意于此；还有人则以为此事之发生，因为它必会发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有如一些人以为地球静坐，各星球绕之而行，周而复始。还有些人则索性承认他们不知道地球何以会被持放于空间，但是知道它的运转和其他行星的运转受自然法规的支配。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手。要使发现这些规律成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发现星球运转之规律为可能，只要放弃“地静说”。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 （Doctor Zhivaqo）中自承受托尔斯泰影响。书中借着日瓦格医生失去拉拉时的沉思提及：历史无法眼见，有如草叶滋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
以上的铺陈包含着两项启示，历史学家不可不察。
第一，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提出一个一切起因后面有一个总起因的说法，和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释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总起因人类无从了解。即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之创始由于200亿年前“一声大响”（Big Bang）使各种物体膨胀而起。将来又若亿年之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太阳系统内生命同归于灭。此中意义何在?纵加解释，也属于宗教而不属于历史学。
第二，归而求诸次，我们倒可以发现各种事物相互关联，有如星球相互的运行，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当中各个人领导的力量小，而群众运动由非人身因素作主的力量大。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提示摸索过去，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中，必然会勾画出来一个大历史之轮廓。我的经验，则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史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亘世纪或贯穿千百年地互相印证，当中必有蹊跷。而且将历史中的非人身因素不断地追索回去，最后必及于所述国家的天候与地理。
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又富于编缀大历史的线索。
举一个例，东汉之末的曹操过去曾受不少历史学家唾骂。野史中的许子将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著的《杂记》又谓他自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有他所颁发世称“魏武三诏令”的文书求才，内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规蹈矩之士。这样更招致攻击。有了这样一个枭雄当权，自己逼宫，儿子篡位，怪不得廉耻丧尽乾坤颠倒，引起中国一段长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们仔细读他的《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当初洁身自好，无意过度地发展，但是事不由己，总是环境逼迫，一步继一步地逾越当初界限。“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样说来他的冒险犯难尚是个人的牺牲。文中又表现当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实在是挽狂澜于既倒。“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在这时候还想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已是费尽心力，只有不顾本身名誉不较身家性命利害。
这还只算他自身的辩让。我们再读《三国志》里的《魏书·武帝纪》，他最初“举义兵以诛暴乱”，辞大将军衔以让袁绍。不愿加害刘备，自称“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称毕谌：“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县文学，尚且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至此仍不乏传统道德的作风，直到一切无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顾德。
以上本纪也仍可能是宫廷史官谀饰之辞。可是曹丕逼着汉献帝逊位后，司马炎又逼着魏主曹奂逊位；司马家之晋朝尚有八王之乱，兄弟叔侄称兵厮杀；随着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经过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乱颠簸才有隋文帝的统一。这局面绝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负责，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字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为那样仍是以传统的人身道德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强不知为已知。
这样一来，大历史逼着我们寻求技术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释。有如冀朝鼎的“关键经济地区”（key economic area）说，据此解释，当日的魏、蜀、吴各具备内部自足的条件，向外交接困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耕细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代周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古籍的记载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规模水旱蝗灾迭至，各方都有驱饥民作战的趋向。又自东汉“黄巾”叛变后各地筑坞，村民随着豪宗巨族武装自立，以后即在胡汉混居的地区，村民也作“堡壁”，互推“盟主”。这都是妨碍统一的因素。直到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人口迁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原始耕地也不断开拓，一般生计舒展，计口授田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胡汉通婚，下迄闾阎，上至帝裔。不仅北魏拓跋氏自动汉化，即隋杨王朝和李唐王朝也全是胡汉混血。隋炀帝又凿运河，沟通南北间的交通。尚且因着隋唐的统一，重订科举制度，“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征辟，用人全部公开。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才知道由秦汉的“第一帝国”进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在某些方面变质，因之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一段改造期间才如是旷日持久，更因着科举制度我们倒看回去可以想象当东汉陵夷而至三国时官僚组织已被巨家大室垄断。袁绍一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由学阀而变为军阀，官渡一战能动员十万人，用粮车一万辆。这样看来曹操之求贤并不是偏要推恩遗爱于无德之人，而是剔除当日“孝廉”的一个被包办垄断、并不合时的观念，只是积习难改，即曹魏用九品中正之后，也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又直到隋唐之间，印刷品问世，教育普遍。又直到唐高宗武后殿试亲自询问应试学者，才使整个官僚组织变质。
如此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曹操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从掌握全部群众运动。他自称“本志有限”，被时代的潮流逼迫，应为可信，也与毛泽东自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近接。最多我们也只能说他是进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之经纪人和历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着秦汉帝国业已崩溃，隋唐宋帝国尚未登场的阶段之启始。
我第一次用“大历史”的名目是在1985年，用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时我写了一篇时论，自署标题为“中国长期革命业已功成——五百年无此奇遇”，在纽约发表。编辑先生虽然接受了这篇文字，但是觉得标题过于刺眼，改为较为含蓄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付印。
这文字的要点我以后在不少书刊里重用，也在电视讲演时道及。其内容亦即是用宽广的视界，长远的眼光，检讨中国近百年的遭遇。计有：
◎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东方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与当日的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这包括统一军令的国民党军队和征兵法，法币和主持它的中央银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种军事学校。只是草创伊始，免不得马虎将就。
◎毛泽东与中共的贡献在于翻转基层组织。虽然经过反复，现在看来其程度亦超过北魏以来至隋唐之均田。
◎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工作则是重新修订法律，敷设上下间的联系作为永久体制。台湾则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类似改革。
我写得多了，有些读者也看得多了，就有一位书评家写出黄仁宇“执拗而自信”，而且不论我写什么，总要把中国大陆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的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以上四点有目共见，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对我个人而言特别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如最近阅及的蒋介石日记）整幅重新修订。有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星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我要核对以上结论是否合理，是否与古今中外的事例不悖。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在我看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这不过是初步尝试，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将要如此向前修订。
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英文版《中国大历史》已出“世纪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日文本已再版，韩文版也大致翻译就绪。《放宽历史的视界》经过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1994年）出英文本。我整理过的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和附属资料早已译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条，已先于《中国历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两次专号载出，也希望明年刊为专书（书中证明他经常为侧后环境操纵，无法独行其是）。日文本则仍由东京东方书店筹备。
大陆方面的简体字版除已有《万历十五年》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外，我已校对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新版。《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也早于1993年8月号《读书》月刊转载。现今大陆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历史眼光中对中国长期革命的四点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邓小平等重订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一节，当日看来事属渺茫。但是近年因着大陆经济的展开已逐渐成为事实。有如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界注意。今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国体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虽然仍对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是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表征”为题，指出：“长久的自由须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的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责任，不得不额外交代：
今后中国的法律应当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衷中国现状。西方主流思想人性为恶，好色好货之心，人皆有之，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治人之为恶时侵犯旁人，贻害社会，并不勉强各人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这在中国施行左右都是甚为艰难之事。
我见到不少年轻人，自称根据“理性”，不顾法律上技术因素，主观地“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做得好可能使传统式的党事复活，做得不好使红卫兵造反的情形再现。这不是我们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应抛弃责任独善其身。中国不能在过去施行法制，乃如汽车未备，公路不修，无从先装上红绿灯。现今则局面打开，新社会因经济发展而成长。我毋庸烦叙。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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