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_高淮生_9787513051422

本书遴选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对其学术业绩、学术方法、学术范式、学术个性、学术精神及学术影响等方面进行撰述，从红学史、地域红学及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几方面考量，介绍了各位学人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隐、文本批评、红学史述、学风建设、译本传播等方面取得的各具拓新意义的成果，形成了关于海内外红学的整体认识、整体评价。本书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是一部现代学案体的红学学术史著述，是笔者所著《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续编。《红学学案》这部红学史著作的写作立意正在于：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何谓现代学案？笔者在《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中说：“现代学案，顾名思义即为现代学人之学术志业立案考述。或考述其一生之学术志业，或考述其专攻之学术志业，披沙拣金，知其人而论其学。是故，现代学案不同于‘学术通史’或‘学术专题史’，乃换一种眼光看学术，即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这是它的立意所在。现代学案体制，虽旧弥新。一则现代撰述之形制略不同于《明儒学案》之形制；二则现代学案之旨趣较之《明儒学案》略有所增益。无论形制之新变，抑或旨趣之增益，皆显见现代学案撰述者之学术史立意。”高淮生：《现代学案述要》，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所谓“形制之新变”，即以现代述学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要钩玄、指陈得失、明确褒贬、引发思考；所谓“旨趣之增益”，即立案考察学人两方面之“兼美”：一、考据、义理、辞章之兼美；二、人与书（著述）之兼美。“形制”服务于“旨趣”，即“昭传”百年红学史上能够立得起、站得住的学人之学术个性和学术精神，既为红学学科发展寻绎可资借鉴的学术典范或学术范型，同时寻绎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应该说，现代学案已然超越了传统之路数并获得了现代之品格。乔福锦教授在《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一文中称《红学学案》乃红学“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乔福锦：《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在乔福锦教授看来，《红学学案》通过做好每一个“案宗”、每一组“案卷”，不仅是对过去学术发展的历史总结，同时也是对当下学术的评估，以及对未来学术发展的预示。《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正是港台及海外学人红学志业的“案卷”，它是由每一个“案宗”即学人学案组成。笔者在撰著现代学案时葆有如下认识：学术史研究与拓新性专题研究相比毕竟属于“二等学术”，不过，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德才学识才能做得好。学术视野应“博观”，治学方法求“圆照”，史家见识善“通识”，史家心性备“仁德之心”，这是成就“立得住”且“相对精善”之现代学案史著的几大要素。或者说，现代学案之写作，非做到“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兼美以及“人书合一”之境界，则不能成就其“精善”之美。现代学案可谓以《明儒学案》及《史记》纪传为楷模的“另一种学术史”，同样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以兼顾“正襟危坐”而“意蕴宏深”与“口舌生香”而“通邑大都”之美，洵非易事也。由此观之，学案史著洵非“二等”之德才学识所能为。高淮生：《现代学案述要》，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笔者以为，相比较于此前出版的《红学学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在学术史立意、文献材料取舍、学人成果考评、写作策略笔法等方面已经日趋完善和不断进步了，即学术史立意更加明晰，文献材料取舍更加审慎，学人成果考评更加缜密中肯，写作策略笔法更加灵活多样。笔者的自我期许为：《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应比《红学学案》“相对精善”了，即在“建档归宗”方面“相对精善”了，在史料、经验与见识的结合方面“相对精善”了。当然，笔者“相对精善”的期许需要学界的评估及读者的认同。《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撰述兼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一则红学史的考量，二则地域红学的考量，三则学人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考量，三者兼顾，则庶几近乎真貌。该学案学人的遴选同样兼顾以下三个方面：一则红学史的地位，二则地域红学的影响，三则红学方面的业绩。众所周知，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虽不能说学者如林，亦可谓名家众多，因此，取舍之难，显而易见。该学案所遴选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实乃众多名家之代表而已，或有学术个性者，或有自家面目者，或有拓新成果者，或有典范意义者，或兼而有之者，总之，应以传承有本、自成一家、具有可观的学术影响为原则。即通过对他们的红学志业立案考述，既便于为现代红学寻绎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并为转型期红学的学科重建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同时有助于呈现红学的整体面貌和基本生态。简单地说：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学术个性不仅要突出，而且这一贡献、影响和个性必须是百年红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故，该学案的遴选标准已然难以照顾诸如地域、国别分布方面的均衡。蔡义江曾说：“选学案也如选诗，好诗漏了不要紧，个人所见不同；坏诗恶诗一首也不能选，选了就表明你不懂诗。”高淮生：《红楼梦丛论新稿》，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蔡先生的这番话铮铮有力，不仅顿开笔者之茅塞，且顿释笔者如履薄冰之心怀。试将《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所遴选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之学术业绩、学术方法、学术范式、学术个性、学术精神以及学术影响等方面的基本风貌和主要特征分述如下。宋淇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其中最有影响的两篇文章为《新红学的发展方向》和《论大观园》。从宋淇红学论集中可见其学术路径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的直接承续，并同时可见王国维红学批评之切实影响。宋淇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精思而妙悟，善于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同时，他善于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至于由文本而文化的义理发掘，则又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拓展了研究视野。因此，大陆学者对宋淇的红学研究评价很高，即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从如此好评可见：宋淇的红学研究能够将“考据”“义理”“辞章”结合得比较好，堪称学之楷模。梅节的红学代表著作即《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这部著作是梅节红学研究成果的总集成。梅节的红学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辨”即“考证”和“辨伪”，这两个方面密切联系、相互贯通，而以“求真”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在诸如《红楼梦》作者问题、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等方面均有聊备一说的新解，譬如《曹雪芹卒年新考》《论己卯本〈石头记〉》《史湘云结局探索》《〈红楼梦〉成书过程考》《论〈红楼梦〉版本系统》《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等考辨文章体现出以下鲜明特点：文本内外的掘隐与世事人情的推求相结合；分疏论辩的清明意识与机智明快的文字表达相表里。尽管有些“推求”和“论辩”不免滑入“悬想”“索隐”之径，然总体上能够于史料中求识见。梅节后期的红学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对红学的学风建设方面，他对于所谓“龙门红学”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批判，彰显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当然，由于“正谊的火气”与学术批评理性之间的失衡，其改良红学生态的愿望与实际效果之间不免失调。当然，梅节对于红学学风建设做出的一些富有启示性的切实贡献不言自喻。潘重规的红学著作有《红楼梦新解》《红楼梦新辨》《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红楼梦论集》《红楼梦血泪史》等，其中以《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红楼梦血泪史》影响较大。潘重规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索隐、校勘和述史。索隐即索解《红楼梦》“反清复明”的本旨；校勘即主持校订《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及对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的勘正；述史即梳理并总结六十年间之红学史。潘重规的红学志业可谓“毁誉参半”：索隐“毁大于誉”，校勘和述史则“誉大于毁”。潘重规的索隐既是对蔡元培旧索隐的“照着说”，又是“接着说”，但其“接着说”的成果并未造成可观的学术影响，因此其红学索隐的影响力难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然而，潘重规的述史影响尤其值得称道，尽管他的述史动机并非学术史的自觉建构，其《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却对此后的红学史写作具有先导作用和启迪意义，譬如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撰著正是受到了潘重规史著的直接影响，而《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红学史著。周策纵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其红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考证、评论方面。周策纵的考证是对胡适、顾颉刚红学考证的承续，譬如《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红楼梦〉“汪恰洋烟”考》等文章颇受关注，能够以小见大，独具见识。周策纵的红学评论影响更大，譬如《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多方研讨〈红楼梦〉》《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周汝昌著〈红楼梦〉序》等文章，谈言微中，析理透辟。周策纵的方法论意识非常强，这方面深受胡适的切实影响。他极力倡导红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一倡导不仅具有对红学研究的切实意义，同时具有对红学学风建设的切实意义。周策纵积极推动海内外红学研究的交流，成功地筹划和主持了1980年6月于美国威斯康辛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对国际范围的红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周策纵身体力行地倡导并参与各种推广红学事业的学术活动，体现了他深切的“中国情怀”即“文化中国”情怀，他与周汝昌结交而成的“两周”红缘学谊生动地呈现了这一“文化中国”情怀。赵冈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新探》（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新编》)、《红楼梦论集》。从这些研红著作中可见，赵冈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曹雪芹家世生平及版本考证两个方面。赵冈勤于搜集版本，详于比较文字，且时有新发现，其整理文献的系统性远胜于同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赵冈作为经济学的“局内人”而兼治红学考据，试图将“致用之学”和“求是之学”并驾而驱，足以显示其学术勇力了。譬如《康熙与江南双季稻之种植》一文，则显示了赵冈兼善两种不同治学路径的能力。他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一文中，倡导以“破解悬案”的极大热情“发掘新材料”，同时保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冷静，应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贡献”的主张。赵冈在红学研究中表现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追求，最能体现一种脚踏实地的勤勉精神，胡适极力赞赏这种精神。林语堂的红学代表著作即《平心论高鹗》，这部著作集中研讨了“高鹗是否续书”的问题和“高鹗续书如何评价”的问题。林语堂认为，《红楼梦》全书乃曹雪芹所作；高鹗修订的后四十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悖该书大旨；高鹗的贡献主要在于保存流传之功。《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既有可取之处，更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他对后四十回的审美品鉴和价值判断。《平心论高鹗》一书中的诸多“一家言”并不能服众，不过，再度引起《红楼梦》研究者对于后四十回的兴趣及重新评价的热情，其学术影响不容置疑。当然，由于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中并没有提供出相关的新材料，只是对旧有的材料进行新的解释，难怪引起争议。尤其是林语堂竟顽固地坚持《红楼梦》全书作者就是曹雪芹这一观点，引起了胡适、周汝昌等的强烈不满甚至严厉批评。不过，林语堂倡导“平心论高鹗”的确涉及红学的学风问题，尽管林语堂自己也并不见得在“平心”方面做得尽善尽美。林语堂在考证上的功夫显然不如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功夫，作为作家而考证或评论《红楼梦》，理应对曹雪芹的创作具有更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对此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有关“作家之文”与“学者之学”如何兼善这一话题的争议，作家研红这一现象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王蒙倡导作家学者化，可以理解为“作家之文”与“学者之学”兼善，这种倡导乃基于现代社会日益形成的作家与学者截然分离之弊，显而易见，这种截然分离之弊大不利于文学之研究。张爱玲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魇》，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阐明《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是对新红学“自传说”的辨正。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因此，张爱玲考辨《红楼梦》的突出亮点正在于其中“闪烁”的“文学洞见与品味”。《红楼梦魇》是《红楼梦》成书研究的第一部红学专著，它的拓新意义显而易见。张爱玲的《红楼梦》版本考辨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却比俞平伯更加贴近《红楼梦》文本。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毕竟难以证实。《红楼梦魇》对于《红楼梦》文本由“初详”至“五详”的写法的确别具一格，以至于给人以“看不懂”的阅读感受，这也影响了《红楼梦魇》的传播及对于它的研究。不过，周汝昌的《张爱玲与红楼梦》一书无疑扩大了《红楼梦魇》的影响。《红楼梦魇》在百年红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并不明显地逊色于《金锁记》在现代小说史上之文学价值，尽管两者的可比性有待确证，却能充分地说明张爱玲作为作家型学人的实力。或者说，张爱玲在“作家学者化”方面做得要比林语堂更令人佩服，更具有范式意义。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尤其收录于《苏州李家与红楼梦》的《苏州李府半红楼》《脂砚斋应是李鼎考》两篇论文，可谓独辟蹊径。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斋、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在他看来“唯曹说”已经不能把一些真相讲清楚，红学研究最需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能够提供独具启示性的视角，他由“曹学”推演出“李学”的学术勇气足以显示其“自由流动的优势而较少顾忌”的学术个性。当然，由于“李学”的述学策略和方法与“红学”和“曹学”并无根本区别，“曹贾互证”与“甄李互证”均脱离不开“自传说”的影响。况且，“曹学”至今尚存非议，“李学”之说难免节外生枝之嫌。不过，皮述民则信心饱满，且期许很高，在他看来，“李学”兴则“红学”有望。“李学”的倡导无疑激励着“曹学”的不断精进，对于“红学”的拓展同样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浦安迪的红学代表著作即《〈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红楼梦批语偏全》。此外，《浦安迪自选集》选录的六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浦安迪自己精选的佳作。浦安迪声称自己是“以外国学术界的眼光来治中国文学遗产”，这一说法是诚恳的，他的《红楼梦》研究成果的确实现了“略补国内学者和读者的看法”的学术期许。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观照《红楼梦》原型寓意；二是另辟《红楼梦》评点蹊径。周汝昌最看重浦安迪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文化”立意，即对中国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从叙事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视的创见。浦安迪试图以《红楼梦》为例来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和理论，相比较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立意和方法，浦安迪的立意和方法显然更接地气，尤其值得致力于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学者借鉴。浦安迪并不仅仅满足于“很方便”地使用文献材料，他对这些《红楼梦》批语进行了一番另辟蹊径的研究尝试，这一尝试的成果即《红楼梦批语偏全》，成为《红楼梦》批语研究方面的拓新成果。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视野相对开阔，融通中西而双向借径的方法尤其值得表彰。浦安迪曾受到钱锺书、周汝昌的热情表彰，这也足以说明他的学术影响力。伊藤漱平的红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试论曹霑与高鹗》《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等五十余篇系列研红论文及《红楼梦》日文译本方面。他最为关注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砚斋评语、《红楼梦》版本源流及成书过程、后四十回续书等方面的话题。不仅论文数量超过了其他日本的红学家，论文质量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红楼梦》日文译本极大地推进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促进了日本红学的发展。伊藤漱平在日本红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主要取决于他在《红楼梦》研究及《红楼梦》翻译两个方面的业绩，当然也体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培养日本红学研究者方面。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研究注重考据，以实证为主，且文风朴实，不仅彰显了日本汉学界的朴学传统，同时为日本学界的红学研究树立了典范。伊藤漱平特别注重文献资料的整理，尤其对日本本土《红楼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重视，使他做出了为人称道的成果。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研究选题和方法能够直接参与各种红学论争，他以“新红学考证派”的学术作风获得了红学界的认同。余国藩的红学代表著作即《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重读石头记》一方面从学理上系统地阐述了《红楼梦》的虚构性特质，一方面充分地运用了欧美文学研究的多种理论方法，在欧美人文社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奠定了余国藩在美国红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重读石头记》于1997年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且由此奠定了余国藩在美国红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且，《重读石头记》的影响不仅限于欧美学界，也不仅限于红学研究领域，这正凸显了余国藩红学研究成果的范式意义。余国藩在运用西方理论对《红楼梦》作文学阐释乃至文化阐释过程中，并非刻板地采用“以西释中”的阐释策略或方法，尽管这种策略或方法最为常见。余国藩为求《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化而搬运理论，大胆而谨慎地将西方文艺理论尽善尽美地运用于《红楼梦》阐释，并随时注意合理解决这一运用过程中所必须考虑到的适用性和契合度的问题。从余国藩的红学批评实绩来看，可以认为，他是行进在王国维铺设的红学批评的桥梁之上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后继者。余国藩的《重读石头记》具有鲜明的启示意义：《红楼梦》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不断地被“重读”之过程中。上述学人分别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隐、文本批评、红学史述、学风建设、译本传播等方面取得了各具拓新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显然是百年红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成果独具学术范式意义，有些学人的学术影响甚至超出了红学学科。《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立案考述的学人中的“海外学人”主要为美国学者，尤其是华裔美国学者。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而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是很少几种被美国人主动翻译：就评介机制来看，美国的SSCI期刊比国内的CSSC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顾钧：《美国汉学纵横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美国汉学的研究水准相对比较高，国际影响力相对比较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也是笔者《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之所以为诸多美国籍学人立案的重要依据之一。张惠《红楼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系统考察了美国红学的业绩和影响，同时对美国红学的贡献和启示意义做了相应的总结，可以参看。可以肯定地说，以周策纵、赵冈、余国藩、浦安迪等为代表的美国籍华裔学人在红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影响了美国的汉学研究格局和水平，同时影响了红学的整体发展格局和水平。中国留美学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和业绩，尤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对中国本土《红楼梦》研究方面的影响有待于做更加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当然，整个欧美红学颇具影响力的红学学人尚有更多值得立案考述者，假以时日，容笔者撰著《海外红学学案》时补录“海外红学学案”案卷之中亦为时未晚。当然，无论是美国红学学人或者美国红学之外譬如港台红学学人，一旦立案考述，均堪称红学领域之翘楚，其红学成果对于红学学术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叶桂桐在《中国古代小说概论》一书中说：“西方的红学研究，一般说来，50年代以前是处于综合介绍的阶段，60年代以后则有了长足的进展，其间美、英两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美英学者的论著，明显特点是更多地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究《红楼梦》的主题、寓意、艺术结构、艺术风格。如：弗里西斯·韦斯特布鲁克《论梦、圣贤和落凡的仙人：〈红楼梦〉中的现实、幻觉和痴》，戴维·霍克斯的《象征主义小说〈红楼梦〉》，黄金铭《观点、标准、结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卢西恩·米勒的《红楼梦小说的面纱：神话摹拟及人物》，埃德温的《红楼梦反映的中国三种思想方式》，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鲁道夫的《隐士与落拓者：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等文，皆是其例。”叶桂桐：《中国古代小说概论》，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笔者之所以在众多美英学者中选取浦安迪以立案考述其红学志业，主要基于浦安迪在以下三个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学术成果的创见、红学史的地位、国际汉学的学术影响力。当然，以浦安迪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红学研究也陆续受到一些批评，夏志清曾说：“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在美国，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大开，一派新气象，看样子好像研究水准已超过了钱锺书写《谈艺录》的时代。但这种外表的蓬勃，在我看来，藏着两大隐忧。第一，文学批评愈来愈科学化了，系统化了，差不多脱离文学而独立了。在我看来，‘文学’是主，‘批评’是宾，现在的趋向是喧宾夺主，造成本末倒置的现象。”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夏志清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隐忧源自“文学”在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渐行渐远。若以此来观照红学研究过程，这种隐忧同样很有针对性。不过，红学批评的“科学化”“系统化”是否就意味着“本末倒置”呢？这里涉及如何理解红学中的文学批评何以为“学”的问题，即“批评”与“学术”之间的边界问题。夏志清的第二个隐忧即“机械式‘比较文学’的倡行”，“大半有‘比较文学’味道的中国文学论文，不免多少带些卖野人头的性质”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79页。。夏志清的第二个隐忧恰恰直击“比较文学”的弊端，这一弊端在红学研究领域一度泛滥成灾。不过，无论是宋淇还是余国藩，他们在运用“比较文学”评论《红楼梦》时，“卖野人头的性质”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夏志清尚有另一看法：“研究西洋文学，非得人在国外，用西文书写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国际性的重视。在近日大陆，西洋文学研究者只有一条路可走：翻译名著。”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夏志清这篇题为《重会钱锺书纪实》的文章完稿于1979年5月27日，时至今日，世事变迁，学术不断取得进益，夏志清的断言果真有效否？至少《红楼梦》研究或曰红学研究并没有形成“非得人在中国，用中文书写研究成果”的成见，只要业绩可观，亦能“博得国际性的重视”，譬如浦安迪、余国藩、伊藤漱平，等等。当然，萧公权所指出的现象显然并不少见，他说：“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设立‘假定’，如何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我不敢，也不能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0页。这种情形是如何造成的呢？萧公权认为：“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教授杨联陞兄于一九六○年七月中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时，比较中美学者的短长，指出中国学者长于搜集史料，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使前者不至于见树而不知林，后者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这是‘一针见血’而出以含蓄的妙语。我平素所做带着‘野狐禅’意味的工作不能代表中国学者的正宗法门，但也想对少数美国学者所走的方便法门有所匡救。”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24页。萧公权所指出的现象至少在笔者所选取的美国学者中并不突出，尽管并非都能将“搜集史料”与“论断史实”两方面做到“兼美”。笔者在撰述《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过程中逐渐形成关于海内外红学的整体认识或者整体评价：尽管红学的“主流”在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是“支流”，“支流”只有汇聚到“主流”中来才能够显示其特有的活力。其实“主流”和“支流”是一个整体，若就“红学”学科而言，绝无“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之必要；若就“红学史”而言，缺少“支流”是不完整的，是偏狭的。值得一提的是，“支流”因自由流动的优势而较少顾忌，往往能够提供独具启示性的视角和范式；而“主流”则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尽管鱼龙混杂，但气象宏大。显而易见，“支流”不能独立于“主流”而独立发展，“主流”则因吸纳“支流”而气势更加宏大。上述学人所代表的港台及海外红学无论在理念、方法、视角方面，抑或在学术个性、学术承传、学术精神方面，既有与大陆红学相同或相通处，又有一定的甚至较大程度上的相异处。他们或直接承受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影响，或主要承受民国学人诸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的影响，或在承受民国学人影响的同时主动接受欧美学术的影响，或主要承受着欧美学术的影响而心仪中国传统文化。总之，通观他们的红学业绩及取得这些业绩的模式、理念、方法、路径，他们均能进入“红学”之堂奥而共建这一门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之学科。当然，无论是港台学人抑或是海外学人，他们都可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原有思维模式之局限或弊端，他们的红学研究可能也难免会有偏狭之弊或隔靴搔痒的毛病。不过，若就红学学科发展而论，但凡值得立案的学人，无论是港台学人抑或是海外学人，他们在红学史上都堪称“有影响的少数几家”。（笔者按：杜维明曾说：“诠释总是相对的、无限的，不可能只此一家，但多种多样的诠释中，有影响的又是少数几家。”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与《红学学案》不仅是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其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的学术目的同样十分鲜明。笔者曾在《周汝昌红学论稿》序言中说：“周汝昌提出‘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的‘初心’是在救活红学，这一用心乃隐含于命题之中，一些红学中人并没有看出来罢了；当然，周汝昌提出‘红学四学’之说亦救活红学之用心，这一用心同样没有被看出来罢了。”高淮生：《周汝昌红学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笔者撰著《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包括《红学学案》及即将撰著的《民国红学学案》）同样葆有“救活红学”之“初心”，这一用心乃隐含于每一个“案宗”、每一组“案卷”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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