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前言
大江健三郎(1935—)是日本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亦是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大江喜欢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由此培养了对文学的想象力。一九五四年进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学习，他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创作校园剧本和小说等，早期作品《火山》(1955)、《野兽们的声音》(1956)就获得了较多的好评。尤其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东京大学新闻》上的《奇妙的工作》受到了日本战后派文学评论家平野谦的关注。此后，《文学界》《新潮》《近代文学》等著名期刊开始邀请他发表作品，他陆续创作了《死者的奢华》(1957)、《他人的脚》(1957)、《饲育》(1958)、《人羊》(1958)等作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饲育》获得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由此成为炙手可热的日本文坛新秀，当时他还是一位东京大学的在校生。
大江于一九六○年二月结婚，一九六三年六月长子大江光出生。大江光患有先天性脑疾，这对大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最终选择了与残疾儿共生之路，《个人的体验》(1964)等诸多作品就是以他的这种人生体验为素材创作的作品。此后，他开始关注广岛原子弹爆炸等问题，这是与残疾儿“共生”之路延伸出的“共苦”之路，同时还开启了一种面向“他者”的视角，这是日本传统私小说缺乏的元素，他由此成为日本当代文学的重要推手之一。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出现了一批绝望自杀或陷入颓靡的作家，而大江则是一位坚毅的探索者，一直在黑暗与痛苦中不停地摸索前行，为日本当代文学展示了一条通向希望之路。
大江本人对其与战后派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心知肚明，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中写道：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既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从上文“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可知，大江将自己定位为“战后派”文学的后继者。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回归正轨，同时日本成为美国的反共桥头堡，“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的日本战后派文学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环境。所以，作为战后派文学的后继者，大江的文学探索必然充满了痛苦，《万延元年的Football》就是这类文本，大江在作品开篇处写道：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渴求着炽热的“期待”感，摸索噩梦残存的意识。犹如咽下的使内脏燃烧的威士忌，焦灼地期盼炽热的“期待”感在肉体深处实实在在地恢复，这样的摸索总是徒然。握起无力的手指，而后，面对光亮正不情愿地退缩的意识，承受着浑身骨肉分离之感，且这感觉正变为钝痛。无奈，我只得再次接受这隐隐作痛、支离破碎的沉重肉体。显然不愿想起这究竟是何物在何时的姿势，我只是手脚蜷缩地睡着。
《万延元年的Football》最初刊载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七月的《群像》杂志，一九六七年九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曾经获得过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作品人物根所蜜三郎陷入了深刻的人生危机，刚刚降生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脑疾, 目前还放在保育院里；妻子陷入了酒精中毒；夫妻关系亦极度冷漠；亲密的友人也以惨不忍睹的形象自杀身亡了。这时,曾经参加过安保斗争的弟弟鹰四结束了一段在美国的放浪生活返回日本，其内心亦充满了创伤。在鹰四的建议下，他们决定返回四国故乡以寻求新生之路。这是大江三十二岁时的作品，亦是其于一九九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代表作之一。当时，瑞典皇家学院列举了大江的五部代表作,包括《个人的体验》(1964)、《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M/T与森林的不可思议的故事》(1986)、《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1987)、《燃烧的绿树》(1993—1995），尤其高度评价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
《万延元年的Football》共分十三个篇章，其中第一篇题名为“在死者的引领下”，暗示了探索由死向生之路的作品基调。上引开篇段落中的“黑暗、噩梦、摸索、钝痛、支离破碎、沉重肉体”等一连串词汇无不指向深刻的痛楚，这与“在死者的引领下”的铺叙展开有关，与作家从日本的“暧昧”中感受到的痛苦亦不无关联。万延元年（1860）是日美关系史上的重要年份。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相关文件，当时的江户幕府派出了赴美使节团，这是自一八五四年日本开国之后派出的第一个正式的赴美使节团，标志着现代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前后期大江文学的分水岭之作，这从作品时间结构的变化亦可以略窥一斑。作品由大江文学一贯的线性时间结构变为重叠式时间结构。例如，一八六○年万延元年至一九六○年第一次安保斗争之间的日美百年关系史是重要的时间铺设。与此相应，作品标题“Football”一词的多义性亦暗示了作品丰富的时空意象。而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至一九六八年维新百周年纪念这第二个百年史则是作品创作时期的重要历史背景。此外，作品中还嵌入了其他丰富的隐喻,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根所”这一姓氏所隐含的深刻内涵，它使作品具有寻根文学的属性，其与“琉球语”的关联传说亦暗示了“冲绳”这一政治地理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跌宕起伏的东亚近现代史，其中可见大江对日本战争与战败的思考，对商品经济强力渗透的关注则构成了另一条重要的脉络。
作为一名人道主义作家，《个人的体验》后的大江文学的指归之处都充满了“希望”，《万延元年的Football》亦然。大江在作品结尾处写道：
我和妻子、胎儿穿过那片森林出发了，我们不会再次造访山谷吧。既然鹰四的记忆已作为“亡灵”为山谷人所共有，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守护其坟墓了。离开洼地后，妻子将努力使从福利院领回的儿子融入我们的世界，同时等待另一位婴儿的诞生。这期间，我的工作场所是充满汗水与尘土的污秽的非洲生活——我戴着头盔，叫嚷着斯瓦希里语，夜以继日地敲打着英文打字机，亦无暇反思自己的内心活动。我不认为用油漆在巨大的灰色肚皮上写有“期待”字样的大象，会踱到我这位埋伏在草原的动物采集队翻译负责人面前。然而，一旦接受这项工作，有一瞬间我认为这对于我总归是一次新生活的开始，至少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建起草屋。
作品结尾处一改开篇处的阴郁与痛苦，点明了对新生活的期待感，尤其对“胎儿”“婴儿”的强调更凸显了对未来的展望。由此可见，《万延元年的Football》亦具有“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内涵。这种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是大江文学的重要魅力之一，也是他为当代日本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邱雅芬
二○二○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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