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骨董客_宗鸣安著_9787554130339

　　《长安骨董客》以纪实的手法描摹了近百年来西安古玩文物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与事，闻人大腕，贩夫走卒，在书中产生难以想象的交集。
　　西安为古迹名城，海内赏文玩者皆以此城为宗，但因古玩行事涉隐秘，了解者不多。
　　《长安骨董客》作宗鸣安者为古玩从业者，耳闻目见，资料翔实，以此成书，是此领域内的补白之作。

　　宗君鸣安，博洽多识之士也，近著《长安骨董客》一书，嘱余为序。因为对“骨董行”缺乏了解，我只能就感想所及，谈谈自己的阅读心得。
　　鸣安为文，长于叙事。无论故老传闻、亲身经历，听他娓娓道来，总能引人入胜。观其所记之事，看似驳杂而实有条理，姑妄加区分，列为以下数端：
　　一曰“韵事”。如白氏“瑞庐”之雅集赏古，青门萍社之联吟题画，今日看来，很像由专门机构精心策划、刻意组织的文化活动，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则是知识阶层沿袭已久、自发践行的交际方式。文人借“游艺”寄怀抱，贾客以“射利”谋生计，两者通过古董交易形成的供求关系包含精神与物质的双向需求。可以说，这正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为“骨董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而古物、字画在民间的流通，又为金石学、考据学的繁荣及书画著录的编撰、刊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买方、卖方都怀着投机发财的心态跻身其中，即便出现一时的热闹场面，这一行业也难免发生作者所断言的“变异”。
　　二曰“秘事”，“秘事”即不为外人所知的行内“家法”或买卖行为中的个人隐私。如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写的寄长安古董商苏氏兄弟之函札，现藏作者书斋，其中内容，他不透露一二，我辈缘何得知？这些私人信件汜录了清代后期出土和传世文物的交易情况，包括买方希望得到的物品类型、支付卖方的金额以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抵牾。倘若有心以微观社会学方法（Micro Sociological Approach）探寻历史的端绪，此类零缣断楮所提供的原始史料，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
　　三曰“恨事”。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叙及其搜访故物未能如愿的经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难以排遣的“怅然之感”。如果说，收藏家的偶失良机只是个人的遗憾，我们还可期待隐匿的珍宝有朝一日重新面世，那么普遍性的灾难则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本书所记业已毁灭的书画名迹，如龚半千（1618一1689）之山水巨轴、李方膺（1695—1755）之花卉册页，数量实在不算太少，作者似淡淡道出，但字里行间，自有一份难言的沉重。其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元末明初画家滕用亨的作品。滕氏事略见朱谋垔所撰《画史会要》，称其为“永乐时待诏，工书学，于画家最称鉴赏”。此公画作传世绝少，然素有“睥睨有元一代”之誉，缅想长安“晚照楼”旧藏《云山晚照图》胜概，能不令人唏嘘感叹，为之惋惜。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文化劫难，其规模之巨大，后果之惨痛，远远超乎世人想象。考虑到此类史实，则古董商的四出搜求、收藏家的什袭珍秘，不能不说是一种对文化的守护，是一种在文化传承中足以聚少成多的微薄而又持久的力量。
　　此外，作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骨董行”自然也免不了蝇营的行径，如书中所述各类骗局和造假伎俩，都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只能谓之为“丑事”。然此等行径，由来已久，并且有其产生的必然原因。读虞龢《论书表》，可知晋宋问已有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二王墨迹，以致“真伪相糅，莫之能别”的混乱局面。如果我们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就应该承认“造假”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艺术史上，“伪迹”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意识到的程度更为广泛而深远，只是我们的艺术史论述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采取了漠然或武断的态度。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篇章之间埋伏了一条时隐时现的历史脉络，自庚子之乱、辛亥反正、长安围城、抗日战争，历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夹缝中讨生活”的艰难岁月，直至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今日，此一背景为错综纷纭的日常叙事增添了贯穿始终的宏大铺垫。光阴流逝，世事迁改，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匆匆走来而又相继离去，从他们渐行渐远的足音中，依稀还能听到过往时代的深沉回声。
　　如作者所言，“骨董”一词，涵义宽泛，关涉甚广，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物品，如钟鼎吉金、碑帖拓本、书画卷轴、哥汝窑器，以今日的标准衡量，均应纳入“艺术”的范畴。换一个角度讲，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骨董”而成为交易和消费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所谓“骨董”的经营者、消费者、保存者、记录者以及篡改者、伪造者，全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缔造历史”的过程。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所关注的艺术现象也就丧失了赖以发生的外部因素。
　　因此，叙说“骨董客”的故事，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艺术的历史。作为一名对艺术史略有涉猎的读者，我从鸣安的新书中获得了有益的启迪和难得的史料，同时也乐于将这本视角独特、趣味盎然的读物推荐给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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