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导言
（注释从略）
1871年，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师的尼采出版了处女作《肃剧的诞生》。他声称，为寻求一种解释希腊肃剧的全新方式，他要在此书中暂时避免任何语文学方法，只关注美学问题。这部蔑视学术规范的著作甫一问世就掀起轩然大波，年仅22岁的年轻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迅速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他自己的处女作《未来语文学！回应尼采或巴塞尔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肃剧的诞生〉》。此番交锋后，尼采不再以古典学者的身份发声，并于1879年称病辞职，离开巴塞尔；维拉莫维茨则很快获得柏林大学教席，此后30余年几乎稳坐德国古典语文学界的头把交椅。
由于维拉莫维茨的推波助澜，历史实证主义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世纪末的德国盛极一时。这条学术路线不再重视语文学传统的教育意义，而意欲使之体系化、科学化。它的方法信条是，只要广泛搜集原始资料，就能全面地认识历史事实，并将其客观、准确地再现出来。维拉莫维茨以匠人的现实、谨慎和勤奋创造出历史实证语文学的辉煌，却从未想到，恰恰是他的执着和努力，不久之后就将他毕生小心经营的实业推入举步维艰的死局。维拉莫维茨得意的高徒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曾回忆说：
19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19至20世纪之交时，古典语文学陷入了双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灭，［……］不断增强的专业化。（莱因哈特：《我与古典学》。见《古典学与现代性》，刘小枫编，丰卫平译，崔嵬校，华夏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古典学》并随文注页码，页151-244。此处，页161。）
事实上，尼采对此结局早有预判。甚至在与维拉莫维茨分道扬镳前，他就已经像一个医生坐在瘫痪时代的病床前做出过诊断（《古典学》，页164）。尼采对琐碎事实的堆垒嗤之以鼻，他蔑视地称之为微粒学说（Partikellehre）和蚂蚁的工作（Ameisenarbeit）。不仅如此，他更是从根本上否认认识客观的可能，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历史学热病，鞭挞体系化和所谓的科学理想。
在尼采看来，知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识为终极目的，它就会有报复我们的危险（KSA 8,3［76］）。让语文学科学化无异于涸泽而渔，因为古代材料迟早会被挖空。语文学的真正任务在于：让人们以希腊古代为古典榜样之集，来理解我们自己，评判并借此超越我们的时代（KSA 8,6［2］）。反对时代,并由此作用于时代,并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沉思》，页137）的语文学需要不合时宜地承担起教养的重任，因此语文学家们也是教育者（KSA 8,3［1］），应以非历史的感受能力站在超历史的立场上（《沉思》，页143，145）。回头看去，当同时代的维拉莫维茨还在一厢热情地执意于终结人文主义的主观之时，尼采已经为历史实证主义的僵化症开出《肃剧的诞生》这剂太过超前的猛药。不被学术界理解,甚至被彻底孤立的尼采，眼睁睁地看着古典语文学在繁荣表象下像他担心的那样一步步病入膏肓。70年后，重新发现尼采的莱因哈特评价说，是尼采撕裂了他那个时代的表象，他宛如一只洁净的水禽，翱翔在时代浩瀚知识海洋的洪流中，却未被沾湿（《古典学》，页164，165）。
值得庆幸的是，尼采虽在公开论战中偃旗息鼓，却从未停止过对古代世界和今人的比较、反思。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他专题阐述过自己对历史语文学的看法，还在1874/1875年间写下许多笔记补充此文，并曾计划将这些笔记作为第五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发表，题目就叫《我们语文学家》。除了这两篇主题明确、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几乎在尼采中后期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对当世语文学的批判或对未来语文学的召唤。可以说，这些以格言或短文形式呈现的反思，为半个世纪后意欲调和古典理想与语文学工作历史现实的莱因哈特提供了纲领和方向（《古典学》，页161）。当然，莱因哈特对尼采的推崇不止于原则上的重复，更落实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实践之中。对此曾有学者评价，尼采念兹在兹的新语文学终于在莱因哈特那里迎来迟到的成功。
莱因哈特早年的学术工作主要针对哲学文本，后期则转入肃剧和诗。他把生命的后几年献给了史诗《伊利亚特》，此书虽未能终定稿，但留下4000余页荷马研究的手稿。恰恰因为未完成，这些手稿反倒更清晰地显现出莱因哈特的治学思路和方法。莱因哈特逝世三年后，手稿经古典语文学家乌沃霍尔舍尔（Uvo Hlscher）校读、编辑并终出版，定名为《〈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
本文随后将以这部著作为中心，试探讨莱因哈特重点关心的几个问题，借此领会尼采对古典语文学的诊断及预言对莱因哈特的影响。
反思语文学的界限
身为弟子，莱因哈特对维拉莫维茨始终怀有深厚的敬重，他盛赞后者是古典语文学后一位大师，并把从他那里学到的分析考据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另一方面，莱因哈特也对恩师的缺点了如指掌：评断尼采公案时，莱因哈特直言，维拉莫维茨错在缺乏浪漫、自省和某种未来注疏家应有的思考性预感。回顾古典语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莱因哈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拉莫维茨已把学术改造成宗教，却并非对古代，对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荷马虔诚（《古典学》，页166，195），而是迷信他自己的学术：
这种态度是人文主义的终结，研究对象并没有包含在语文学中，如同数字包含在数学中那样。（《古典学》，页168）
换言之，维拉莫维茨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他满腔热情地搜集、证伪、删减、重构，却并不思考辛勤忙碌的意义何在，他野心勃勃地建起一座空前庞大的语文学博物馆，却为制作标本本末倒置地杀死活的对象。对于上一代考据学者的盲目，莱因哈特深以为戒，界限问题也因此成为他思考的重心之一。荷马研究之初，他就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虽然他仍采用分析考据的方法解读《伊利亚特》，但只以之为路，而并不追求惯常的目的：
摸索此路，是为终到达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后nonplusultra［不能更远］；是走向语文学家的禁忌。
这种界限或禁忌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针对考据家们越过作品，追问作者的历史目标，二是质疑对文本的证伪和重构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客观（《沉思》，页182）。
《伊利亚特》是一位诗人的杰作，还是若干诗人的拼凑？荷马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果真的有过一位荷马，他是谁？考据可否还原他的生卒年代、活动地点、身世起源？如果多位诗人共同创作出荷马史诗，谁在先谁在后？如何区分真荷马和仿荷马？这一系列所谓的荷马问题（die homerische Frage）占据了19世纪古典语文学研究的大半壁江山。
整一派学者（der Unitarier）认定荷马是无可匹敌的天才，他们引证诗意上的不可辩驳（页13）极力捍卫史诗的统一和完整。与之针锋相对的分析派学者（der Analytiker）矫枉过正，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把荷马降下圣坛、推入解剖室，他们认为《伊利亚特》多半都是荷马身后无名诗人们的画蛇添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出真正的、本源的荷马（页57）。对于以上纷争，莱因哈特超然在外，他不屑于整一派的天真，更痛心疾首于分析派的粗暴。在莱因哈特看来，是否有许多诗人，两个还是十个，或者终唯有一人胜出（页15），既非古典研究的中心问题，也不可能得出定论。因为不论如何，就连人们相信存在的那个荷马（页11），也终究只是个假说。这些问题远超出语文学家的研究手段，仅靠搜集材料、考据和勘正流传下来的古代本文，根本无望得解，它们并不值得人们殚精竭虑。
实证的历史思维将不仅导致缘木求鱼的徒劳，对古典语文学的学科发展也百害而无一利。比显微研究的琐碎化、过分专业化更加可怕的是，分析派在历史客观的掩护下，滋生出目空一切的暴戾。为还原真荷马的原本（Urtext），他们对《伊利亚特》文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和剪切；为标榜所谓的科学和客观，他们肆意践踏诗意，把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审美判断都摒除在外，坚信借助语文学的确据（页13）就能分辨出具体章节的真伪：
［他们］死守文本，并且把文本看作是需要清理、需要从熔渣中解放出来的材料。他们的问题终简化为真实性问题。［……］不为任何文学经验所动，［……］人们自信可以计算出曾经必定存在过的内容。这些语文学家［……］毫不关心自己加入了怎样的竞争。（页57）
以客观性为武器的分析学者们自以为真理在握，他们孜孜不倦地拆解文本，却从未反思过自己是否具备裁断的能力。这让我们想起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年）中对历史的客观信条发出的警告，尼采把这些在希腊诗人的残骸里寻觅和挖掘的学者称作历史学的中性人、被排空的有教养人，批判他们沉没在对外不起作用的东西，亦即不成为生活之教诲的杂乱堆积的垃圾中（《沉思》，页180，182，177）。他们的历史陈腐而危险，不但丝毫无益于现世生活，甚至是与生命力相敌对的破坏力量，它让现代人陷入智识上的自负，
幼稚地相信恰恰他们的时代在一切通俗简介上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时代去写作就等于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历史学家把按照当前举世一致的意见来衡量过去的意见和行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们的工作就是使过去适应合乎时宜的平庸。
纯粹直观、不对主体造成任何影响、完全脱离个人利害的客观，无论如何都只能沦为幻觉（《沉思》，页188）。与尼采一样，莱因哈特也不相信关于客观的坏神话（《沉思》，页189），假想的客观恰恰是隐藏深的偏见，每代人自以为的理所应当反倒是需要超越的障碍。妄图通过删减和拼接重构出历史真容的尝试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闹剧。
然而，对客观这把解剖刀的拒绝，并不意味着要转入整一派的另一个，莱因哈特同样不接受把《伊利亚特》神化成雅典娜那般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一出现就不容改动的完美成品。莱因哈特明白，鼓吹客观的机械拆解和主观定义的僵硬统合实则一体两面，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才能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他不再把目光胶着于静止体系的分或合，而是转入对过程的探索，他要追问的是现存如何生成、如何可能，他要怀着对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正在形成的（werdend）《伊利亚特》。为此莱因哈特开出了处方，用自身变化着的荷马取代仿荷马（页15），用动态整体打破偶然定格的魔咒：
统一难道不能是另一种我想叫作动态整体的整体？其中不同的圈子就像偏心圆，相继脱胎、彼此交叠、层层覆盖。就这样在基础构思或底层建筑之上不断扩展，这些或多或少遮蔽住主干的新事物部分从根基本身发展而出、部分依据情况从外界补充而入。应视其为补充和融合我承认，就像色彩，［……］就像在一块反复修改的蚀刻铜板上（请原谅这与伦勃朗《百盾版画》的相似之处），创作者（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到创作者们）留下他的作品。（页210）
莱因哈特提出的动态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语文学研究的格局，流变的时间维度突然在今版《伊利亚特》呈现的历史断面上打开。以这种流变性为前提，就彻底推翻了分析考据的任务。如同不断被流水冲刷的卵石，想象中的太古原本也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面目全非。原本并未消失，却也不可能被重新抽取，它与《伊利亚特》的关系，就像初稿之于成熟的完美之作（页57）。另一方面，流变性也破除了整一派对荷马的神化和迷信。即便执意把《伊利亚特》归功于一位天才，他的独一无二也并不与文本的多层次矛盾。换言之，不论诗人一或多，都可以从主题、风格、技巧等方面区分出早期和晚期的创作。当然，这种区分与真伪无关，而是成熟度和技巧的差别，尤其是，英雄气质中彰显的人性（页211）。
我们将会看到，莱因哈特的评判几乎不考虑语文学的证据，他不再像分析学派那样倾力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词形或修饰语的常规搭配，这些琐碎细节不再是指标，而降级成他风格判断的辅助工具。相反，曾被分析学派暴力驱逐的主观因素回归视野，无法抽象或量化的经验、品味重新重要起来。极具颠覆性的是，莱因哈特的阐释纳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提：对自我的理解，或者说，对人性的了知。这也正是尼采所谓的语文学悖论（die Antinomie der Philologie，KAS 8.3［62］）：人只能从自身经历出发理解古代，反之，这种对古代的理解才能让人评价自己。在此意义上，莱因哈特提出，古典语文学进入了一个自我关涉的时代，［……］所述之言虽不言及自我，却首先坚定地关注自我（《古典学》，页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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