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借用鲁迅《南腔北调集》书名为题，纪念鲁迅先生。
南腔北调。早年做过徐霞客梦，后来发现这梦很荒诞，也就放弃了。这些年或公派或私行，每到一处，总有意外惊喜猝然相遇，但除了感慨，竟无处下笔。这里的几篇多是偶然而成，并未刻意要做游记，写完自己看，居然有再去游览一次的冲动，想起来阿凡提。阿凡提卖驴，说这驴懒惰脾气倔，旁边的人说，这样是卖不出的，替他夸奖这头毛驴：“干活干净利索，吃饭还省钱，性格温良恭俭让！”阿凡提说：“这么好的毛驴，我买了！”从此，阿凡提就有了那头著名的小毛驴。但这些景物不是阿凡提的小毛驴，这反而可以证明，景物好，我写得更好。
朝花夕拾。我善于遗忘，早年的事情七七八八，大致一片模糊，有一些小事倒还记得，那年月流行大批判，“南洼大学”校长谢家之宝树为一件我实在想不起来的什么事组织批判会，批判我。火药味那么强烈，我实在无聊，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有人推推我，抬头看看人们都在往外走，“散会了？”没人理我，他们已经看出我愚笨得不可救药，大半夜的一群人与傻瓜论短长，很挫败。
花边风月。鲁迅自嘲不会谈风月，只能写点“准风月”，不想谈“花边”，文章只能算“准花边”。攀龙一回，我也搞点准风月、准花边。一般地，杂文会让读者不舒服、不愉快，因为杂，难免疙疙瘩瘩，总要猜度作者的真实想法，是不是正话反说啊，等等。鲁迅的《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是篇育儿经，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如此而已。可因为是鲁迅写的，又是杂文，于是人们百般钩沉索引，琢磨鲁迅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还有人猜测文章意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读我这部分杂文尽管放心，“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有些事情可笑，也只是我可笑，有几篇写的不是我，但也是我十分熟悉的人，可以叫“我们”。莫里哀说：“笑你们自己。”我谨遵这项教导：笑我们自己。
野草热风。既然纪念鲁迅，既然称“杂文”，“鲁迅牌”的嘲讽还应该有一些的。人们说到鲁迅，总要把他与一个词联系在一起：冷嘲热讽。其实，鲁迅从来横眉冷对，何曾有过“热讽”，所以格式化的鲁迅是“冷嘲”。鲁迅冷嘲顾颉刚，叫他“红鼻”，骂他“鸟头先生”。顾颉刚大怒，起诉到广州法院，鲁迅一走了之，说上海也是中华民国地界，法律与广州无异，来上海吧。人们能想见顾颉刚气急败坏的样子，恨不能将鲁迅食肉寝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被“禁足”在家八个月，蓄了胡须，头发也横逸斜出不遵条理，我妈看了很惊讶：“你怎么像鲁迅似的！”这么多年，只有我妈说我像鲁迅，尽管只是外观，但我也很满足了。“野草热风”诸篇，都写于“禁足”期间，冷嘲了一些人和现象，外国人也不放过。解“禁”之后，心思平和了许多，现在如果再写这些人和事，也许能加上一点“热”。
三闲二心。我在东北师大读本科，系主任冯克正先生鼓励本科生写论文，还开研讨会宣读他们的论文。1978级的学长，在我们眼中是神一样的存在，那次参加他们主打的研讨会，知道汉语的入声字在日语中标注得清清楚楚：凡促音字均为入声。不是它特意标注，日语引进汉语时的入声字本就一目了然。研讨会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一位学长的论文题目《学术论文的文学表达》，他说有文采有趣味的学术论文才是好论文。所以，我的论文未必经得住推敲，但肯定经得起阅读。鲁迅写了许多杂文，但这不是他的主业，他在学术研究上花的力气更大，收获更多。《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许多文言学术论文，堪称时代翘楚，读来全都酣畅淋漓。《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演讲稿到学术论文，一点不违和，因为它研究的就是魏晋文章、风度、药、酒。“三闲二心”是我在“禁足”期间写的“学术”文章，看着不像学术论文，但如果当它是学术论文，那它就是学术论文。
故事新编。王朔、王小波最接近鲁迅，但是王朔对鲁迅似乎不以为然，这很好理解，越是接近的人，越是不相能，鲁迅剥了人性的皮，王朔剥了人言的皮。自王朔，人们写文章做小说才尝试着说“普通话”：普通人民大众说的话。而从前，“请问，你要去哪里哦？我要去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去东四牌楼？我的家住在那里哦。那么，你给八毛好喽。那是不可以的，我给你两毛好喽！这一点钱，我实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侯宝林讽刺民国时候人们说话拿腔拿调，在王朔之前也大抵如此，说出话来像朗诵歌词，大家都端着、努着，王朔说，你们累不累啊！比较王朔，王小波思想深刻和文风奇崛更接近鲁迅，但他几乎不提鲁迅，原因与王朔一样，都是太相似。不提鲁迅，但人们都能看出鲁迅对王小波的深刻影响，《红拂夜奔》中的李靖，与《故事新编》的风格何其相似乃尔，人物性格也可称“影像”。王朔坦言最喜欢《故事新编》，说这本书具备新、奇、特三个要素。“故事新编”大部分是我二十年前写成的，部分篇目在大连《新商报》上连载，既然王朔说《故事新编》很重要，现在召我自己的“故事新编”登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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