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身体观解读：肾与命门理论的建构与演变_刘鹏著_9787564141523

　　《中医学身体观解读：肾与命门理论的建构与演变》分析了中医学身体观的内涵、特点、研究意义与方法，并以肾与命门为切入点探讨了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医学身体观构建与演变的促进作用。

　　现在谈中医，实际上是与“西医”有所对比而形成的一个称谓。中医是对西医未进入中国时中国固有医学的称谓，其中又专指和特指汉民族医药学。近代时期也有很多称之为“国医”的。中医英文翻译作“TCM”，也就是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意即“传统中国医学”。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这个翻译，因为它在说明地域差别的同时也突出了“传统”。传统并不等同于陈旧，传统与现代之间也不能简单地以优劣高低来区分。“传统”强调的是某些一以贯之的特定的理念、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经由它们的宏观指导而形成了特色明显的文化体系。中医学正是因为秉承和彰显了这种中国传统，才使得它有别于其他医学体系。从这层意义上讲，解读传统也成为全面理解中医学的关键所在。
　　遗憾的是，对传统的片面感知和对科学的过度迷恋，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评价，中医学自然也不例外。以“科学”二字作为单一的评价标准，暂不论是否与中医学独特的医学人文理论模式相合，单就这种评价理念来说，便是不具备科学精神的表现。相较于对“科学”的学习，我们最缺乏的实际上是“科学精神”，缺乏以更加理性、全面的视角来审视身边的事物。不理解的不一定没道理，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类似这样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在评价事物时逐步培养起来的。以科学的精神来审视、评价和研究中医学，要比武断地以“科学”作为单一标准来评价和重新切割中医学更为重要和急迫。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谈到中医，往往会一并提到西医。最关键的是应该如何来提西医，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重览西医进入中国后中西医学相互碰撞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医家汇通中西医学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可以明白，在新时期发展中医学，不是要像近代的一些医家一样来说明西医学的理论雏形在传统中医学中早已存在，不是要仅仅停留在说明中医与西医相比有多少个医学史上的“第一次”，不是以西医学为参照来重新解读和架构传统中医学理论，也不是要不自信地把自己完全否定，而是首先要重新认识和解读自我。
　　认识自我别无他法，只能从历代中医古籍中一点点来了解中医的方方面面，进一而积流成河，融会贯通。只有读了古籍，才会发现中医绝对不是课本上那点东西，甚至会觉得虽然本、硕、博读下来了，但对真正的中医却知之甚少。只有读了古籍，了解了传统的内涵，才会真正产生对传统的敬畏和尊重。可读古籍谈何容易，从古籍中知其然便已属不易，若要知其所以然则难上加难。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为源头和基础，历代医家不断补充、完善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体系。碰到问题翻经典，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依据，历代医家也因之动不动就“经曰”。但问题是，这些“经日”——经典医籍的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总不至于说，经典里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或许在古人眼里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的确是人人知晓、不用言说的普通常识，但在传统文化断层明显的今天，则显得很难理解和把握。这好比是远古时期的文字，那时的孩童所认识的，今天的专家也未必能读懂。以《黄帝内经》为例，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核心问题，如阴阳五行、精、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在其中都已有较为成熟的阐发，用这些理论的人多，但刨根问底探究其由何而来的人却少。再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例，其中对中药功效的认识与《神农本草经》大致相同，结合《神农本草经》来研读仲景之书是学习经方的重要方法。比如，你若不明白《神农本草经》中便已记载芍药有利水之功效，而是单凭《中药学》教材对芍药功效的描述，便很难理解经方利水方剂中为何会应用芍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很少有人会接着问，为什么《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进一步讲，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等理论是如何构建的？真的是尝出来的吗？还完全是取象比类得出的结论？还是其他原因？我们如何才能设计出像经方一样的方剂，而不是一味地用成方加减？所有这些问题，是我在上学期间便一直困扰我的，也是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后在课堂上最喜欢和同学们讨论的。或许有的人会问，何须这么较真儿？也许我们在短时间内很难给这些问题以完美的答案，也许会有五花八门甚至是错误的答案，但只要是思考了，就表明我们离真理又近了一步。我设想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便一定会在保持中医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结合新时期的临床需要，对中医理论进行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这是几千年中医发展史所证实的不易规律，也是中医学保持其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我经常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想当年各种外来药涌入中国，我们的古人都能用中医理论来分析它的性效，使之逐渐融入传统中医体系，作为中药来使用，这是一种何等的魄力。我们今天所丧失的也恰恰是对传统的把握与对新事物的容纳。没有对传统的把握，那么对新事物的容纳便难以保证依然彰显中医特色而不至异化；没有对新事物的容纳，那么传统难以与新时期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不能与时俱进，便会逐渐衰落。如果古代的医家能穿越到今天，我想他们一定会具有同样的魄力和能力来发展中医。

　　例如，“像对应天象四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来解说人体的生理构成，对于古代中国人的严肃意义，决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领悟的”①。而恰恰是因为这种“难以领悟”，使得我们单纯站在今天看问题的角度上，很难理解古人所论“身体”的全部内涵。本书第二章中以中医学身体中的肾为例，分析了以式图为代表的早期宇宙时空观和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成熟的宇宙时空观对肾藏象理论构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黄帝内经》中的体现。本书第三章中，论述了在理学太极思想的影响下医家寻求人身太极，以身体中之命门比附于太极，目的便在于阐述古人通过对自然时空和社会规律的观察，来理解和重构自身的“身体”。
　　再如，古代中医学作为方技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身体”的建构必然受到诸如房中、神仙等当时普遍社会知识思潮的影响。而通过体验“气”在体内的变化以了解“气”的场所——“身体”，是房中、导引、行气等方技之学常用的方法。所以，可以想象，中医学对身体的认识也必然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除了通过粗略的解剖认识来了解身体，也通过对体内之“气”或者说是活着的生命功能的体悟，来推究和理解身体的内在构造。但是这种方法在今天却时常被“科学”地批判、误读，甚至是删除，因此，要了解传统中医中“身体”的建构，就必须结合当时社会思潮中的“研究方法”。源于这种理念，本书第二章中，以肾为例，论述了房中、导引、行气对肾间丹田位置的重视和阐发，这对中医“身体”中肾藏象理论的构建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奠基和促进作用。本书第三章中，探讨了房中、导引、行气、道教内丹术等对命门学说得以形成的奠基和促进作用。
　　2．明辨：身体的主体与阐释身体的方法
　　不同的医学体系中，无论是“身体”的物质结构，还是“身体”所呈现出的动态功能变化，都是很相似的。但是，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医学体系在阐释“身体”结构与功能时所应用的方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中西医学而言，甚至是天壤之别。简言之，不同医学体系中“身体”的主体很相似，但是阐释“身体”的方法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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