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基于中西 方科技对比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是以出版的规模 之大、周期之长，成为了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部大器晚成的鸿篇巨制中， 李约瑟用大量翔实的证据，证实了许多中国古代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包括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很多成就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西方，而且 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当年是 具有开创性的，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常识的一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不仅成为了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也被视为中西方科技与文化沟 通的一座桥梁。
本书两位作者根据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藏李约瑟 SCC 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用 通俗的语言，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准备、策划、 研究、写作的艰辛过程，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如何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将之出版为一 套世界名著的完整过程，都如实地还原出来。本书填补了李约瑟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内容翔实、资料权威，其中很多档案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是一本面向中国科技史爱好者和大众读者的科学普及读物，讲述一部著作如何从一颗种子，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故事，为的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不仅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还 能够从前人那里学到科学高效的研究和写作方法。
①资料珍贵，图片丰富，可收藏。本书图片来自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世界上有三个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资料中心，此图书馆为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日本的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些档案图片，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因此资料珍贵、权威。
本书展示的图片中有他小时候、年青时、到步入耄耋之年的照片。有他的两任妻子。有与他共同编写SCC的作者、为出版SCC的出版社编辑和负责人等。在本书中，占有大多数的图片，是关于SCC的，早期的一个构想纸片，一篇篇草稿，一张张卡片，一封封信件，一面面书稿，一页页篇章，无不记载着一部著作如何从一个思想成为一部著作的历程。
②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讲的是人，李约瑟的生平，及与他在SCC上有交集和贡献的人。另一个讲述一部著作如何从一颗种子----构想，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即一部鸿篇巨制的著作的过程。
③本书具有高度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像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梅建军撰写了序言，目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自2009年起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会成员的刘钝老师为本书撰写了书评。相信大家从图片中也可以看出，本书的编写基于这么多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给予本书具有高度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权威的评价，名副其实。
序言
梅建军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王晓博士与莫弗特（John Moffett）先生精心合作的作品，讲述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 20 世纪宏大的系列学术专著的成长故事。这本书能够诞生，可以说有很多的因缘：一方面是李约瑟研究所在 2007 年已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编目体系；另一方面是王晓博士的好奇心，当他第一次从莫弗特先生那里获知 SCC 档案的存在时，他立即意识 这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藏！
2016 年 4 月，王晓第一次跟我谈起他想研究 SCC 档案的想法，并提交了《关于李约瑟 SCC 档案项目的建议》。这份建议书不长，仅有 2 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目标；二是内容与问题；三是方法与计划。目标是出版一本研究性的《李约瑟和 SCC》的图书和一套史料性的数字化李约瑟 SCC 档案。内容是 SCC 的策划、准备、研究、出版过程以及李约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关注的问题则包括 SCC 翻译本的出版以及李约瑟对 SCC未来的考虑等。方法与计划是如何将 SCC 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出版一套高清影印版的李约瑟 SCC 档案图书。这份建议书所描绘的图景无疑是非常诱人的，但要真正实施则需要有大量经费的支持，而这对李约瑟研究所而言并非易事。好在数字化处理和影印出版可以先放一放，研究 SCC 档案的事不妨先做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支持下，王晓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就是专心阅读和研究 SCC 档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出版技术史，加上多年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使他最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 SCC 出版的技术环节上，比如 SCC 所用汉字铅字获取的问题、中英文混合排版的问题、印刷清样校对的问题以及封面彩印的问题等。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更多的人和事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使他意识到 SCC 这一宏大学术工程背后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从未被人关注或讲述。我相信，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产生了一种学术使命感，正如他在本书的缘起中所表述的：如果不以功利为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作为读者的好奇心，想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是如何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纵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读这本书，你会不断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好奇心的引领和驱动，如此纯粹而有趣，让你欲罢不能，逐渐沉浸在李约瑟和 SCC 的成长故事中，最终领悟到这一学术传奇背后的支撑力量之所在！
20172018 年，王晓与莫弗特合作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第一篇是《大器晚成李约瑟 SCC 的出版历程》，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 年第 3 期上，该文指出了 SCC 的诞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首次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第二篇是《跨越语言的障碍从 SCC 的汉字排版问题看李约瑟的解决之道》，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1 期上，该文通过梳理档案资料，首次再现了李约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何通过执着而灵活的努力，跨越语言的障碍，成功解决 SCC 中汉字的采用及排版问题；第三篇是《SCC 总索引问题初探》，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5 期上，该文具体分析了SCC 总索引问题的成因，以及总索引对 SCC 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三篇论文充分展现了王晓作为一名出版技术史研究者的独特眼光，我们不仅从中了解到 SCC 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与出版技术相关的故事，而且也看到了李约瑟为实现在 SCC 中采用少量汉字所付出的巨大而执着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他作为一名作者的责任。这些精彩的故事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李约瑟和他的 SCC 事业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名为《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的书，虽然仍以 SCC 的出版历程为中心，但其内容之丰富和生动，已远远超出了出版技术史的常规视野。这本书通过呈现和解读大量往返的原始信件，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 SCC 的成功做出了独特贡献，彼得·乔治·伯比奇（Peter George Burbidge，19191985）先生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尽管他很少为人提起，但用王晓的话说，他却是SCC的幕后英雄。早从 1949 年开始，伯比奇就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参与 SCC 第一卷书稿的编辑和排版工作，其后更成为 SCC 出版项目的负责人，从文字编辑变成 SCC的项目编辑。在晋升成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产品经理后，他不仅负责 SCC 的出版工作，而且积极涉入 SCC 项目的组织工作。1968 年，为更好地支持和扩大 SCC项目， 在他的提议和运作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UK）在剑桥宣告成立。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为其后李约瑟研究所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伯比奇是五位创立信托人之一，功莫大焉！ 20 世纪 70 年代，为启动和推进 SCC火药篇的撰著计划，伯比奇出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可以说，他既是 SCC 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其出版事业最忠实的执行者。李约瑟在 1959年出版的SCC第三卷的前言中，在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时，曾突破个人匿名的惯例，专门向伯比奇表示热烈的感谢（warmest appreciation），感谢他如此慷慨地给予友善的帮助与合作（friendly help and cooperation in such generous measure）。而 1964 年伯比奇在写给李约瑟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回应：任何人如果能像我一样被您在第三卷中那样褒奖的话，我想他都会愿意为之奉献终生的。（王晓译文）李约瑟与伯比奇之间的相互赞赏、友情和默契，由此可见一斑。在本书中，王晓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引用了大量从未发表的信函，为我们讲述了伯比奇作为幕后英雄对 SCC 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协调和推进 SCC火药篇撰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涉及王铃、何丙郁和李约瑟等几位性格迥异的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处事方式，读来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引人深思。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竟经历了如此婉转、起伏和漫长的过程，有这么多的幕后英雄为之奉献，且无怨无悔，不由得令人感叹不已！
尤为难得的是，王晓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档案中，还收藏有报纸和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大量有关 SCC 的评论，这些评论因时过境迁，有的早已为人遗忘，现今已很难找到。王晓很清楚这些评论的学术价值，所以他很用心地将其中一些精彩的评论翻译出来，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不仅使它们首次以中文呈现于世，而且使读者能够通过这些评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SCC 前四卷相继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先生在《观察家报》所发表的书评中，就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这是一种西方对中国比外交层面更高层次上的承认行为（It is a Western act of recognition on a higher plane than the diplomatic one）。
这本书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其很强的故事性。前三章讲述了李约瑟的前半生，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中国的经历；接下来的八章则是 SCC 的成长故事，各章的标题依次是种子生根破土分蘖成长分枝开花结果和大树，非常形象而精练；最后题为无尽的梦想的一章，则凝聚了王晓的学术思考，不仅有他从出版史的视角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也包括他从李约瑟和 SCC 故事中所获得的启发。读完最后一章，掩卷而思，你会发现这本书不仅故事性强，而且有浓厚的学术底蕴。难能可贵的是，王晓的学术讨论娓娓道来，不枯燥，不教条，不盲从，也不玄虚，而是力求简明扼要，不仅把学界的思考和观点一一呈现出来，而且也充分展现了他的独到见解。这本书能如此引人入胜，应归功于其故事性和学术性的完美融合！
可能有人会问，李约瑟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谈论李约瑟和他的著作能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落在李约瑟一生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上。正如王晓在尾声中所写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最终都会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李约瑟心目中大同社会的理想…… 李约瑟的百川朝宗于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全 球化浪潮。
李约瑟一生致力于研究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古代世界各种文明交汇的结果，是百川归海的写照，而人类的未来更应继续这种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进程，从而走向中国古代哲人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的社会，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享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共存于一个和平无争的世界。毫无疑问，现实距离大同社会依然遥远，但这不等于说李约瑟天下大同的普世情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恰恰相反，正如英国学者利昂·罗查（Leon A. Rocha）所指出的：李约瑟的普世情怀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而这正是极有价值的，值得我们继承！换言之，李约瑟所总结的百川归海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他所倡导的普世科学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他对人类文明必将融合归一的信念，与当代世界进步力量所主张的文明互鉴、宽容与交融的发展道路完全吻合，其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感召力量是不容低估的。这也正是李约瑟知识遗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的原因之所在！
最后，我想向王晓博士表示敬意，并衷心感谢他默默耕耘数年之久，用心血浇灌出这本厚重的著作！我也很感谢莫弗特先生对这本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熟悉SCC 档案，是这一知识遗产的守护人！我相信，这本书将传递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些有关李约瑟和 SCC 的陈年往事，更是一种精神和信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成就了李约瑟和SCC，也激励了王晓，是他数年来执着耕耘的支撑所在！因为这种力量，这本书会长存下去，会引领和激励更多的后来人，把我们共有的文明传承给未来！
2022 年 1 月 18 日
王晓，1970 年生，河南禹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出版技术史，长期从 事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工作，主持过多项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管理。 邮箱：wanghugh@alumni.sjtu.edu.cn
莫弗特（John Moffett），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 邮箱：John.Moffett@nri.c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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