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长征，一群年轻人的突围；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湖底；家具；小偷；八十八分；鲁迅的样子；大学时光；蜜蜂；想你；夏天；月光；鸟失踪；十三不靠；吃肉；年轻时的爱和放弃；笔墨童年；比真实还好；穿T恤听古典音乐；水缸里的文学；世上有颗后悔药；江湖的规矩；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呈读书的理由等。
长征，一群年轻人的突围
朱彩云
出发时，没人知道要去哪里、走多远。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德等在内的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都不知道，此行将去往何方。1934年10月，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次远征。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问邓小平，长征时他都干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只回答了3个字：“跟着走。”
长征，是一群年轻人的突围。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是25岁。如果以长征开始时计算开国将帅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主力红军的长征队伍，约54％的战士在24岁以下，甚至还有9岁～12岁的少年。
中央红军这一走就是两万余里，经过11个省（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15个省份），渡过20多条大江大河。
采访过不少红军将士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描述此次旅途：“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既瞒住了蒋介石，也瞒住了自己人”
但在1934年秋天，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在中国赣南的角落，革命根据地越缩越小。1933年，为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自任“剿匪”总司令。国民党部署建造了大量碉堡，包围中央苏区，切断贸易。这个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新战术，让蒋介石得意：“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
1934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个秘密转移计划早在酝酿。那段时间，在红军司令部所在地，人们见面总说“转移的时间要到了”，有时还互相问：“你走吗？
红军出发的队伍庞大而杂乱，“就像大搬家一样”。以中央机关的辎重队伍为例，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印刷机、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装满文件的箱子，还有大量银圆、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电话线等。后来的战役证明，这些沉重的物品使队伍行动缓慢，一些装备、文件、衣服不得不被沿途丢弃。
当时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毛泽东，在中央机关纵队出发几天后才与其他队伍出发。
焦虑的情绪很快在队伍里蔓延开来。开国上将杨成武当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在长征出发两天后就遇到战士的询问：“我们已经走了两天。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他只能回答：“目前朝西北方向行进，将冲破敌人的封锁。”
同样跟着走的还有出发时48岁的董必武，他在红军队伍里岁数较大。“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久等都是军事上的秘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一连问了自己几个假设性的问题，发现假使出发前就知道此后的种种，“是不是同样坚决地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
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将这次撤退与转移定义为“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留守在根据地江西于都城里的人也意识到情况非常，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军人集结又离开。
实际上，除了中央红军中最高级的指挥员，约8万名战士并不知道今后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在长征结束近50年后，74岁的曾宪辉回忆起当时出发时的行装：5磅大米的干粮袋、100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负重共65磅。而当时他和大部分的年轻战士一样，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一无所知”。
但中央苏区发生的事让这个秘密行动似乎有迹可循，一些准备工作已在悄悄进行。
1934年春天，两年前藏于瑞金附近山洞里的大批财物被搬出，其中包括100多万枚银圆。大规模的征兵与征粮运动在那年的春夏之交进行。1934年5月，当时24岁的曾宪辉忙于扩大红军规模的工作，在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也参了军。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车间也开始修理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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