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的风雅生活_卢建荣著_9787505755703

本书谈唐宋搢绅人士在园林、饭馆以及牡丹花会的文化, 研究这一群文化／政治菁英在文化品味上属于大传统, 他们以追求住有园林豪宅, 吃有饭馆珍馐美食, 以及自家园中拥有一株极品牡丹花, 好在花季时骄其友朋等, 为其人生目标。以白居易纪实诗、唐宋人士的亭／园记文本, 重构唐宋园林主生活的日常轨迹, 重现唐宋三百年洛阳牡丹花文化热的盛况, 从唐宋大文学名家的送别序文, 破解饭馆文化的踪迹, 以及文士使用雕版印刷术, 改写了中国印刷史。饭馆文化则是作者重读唐宋八大家文集中有关「送别序」各文, 发现有饭馆的踪迹, 破解了中国美食诞生地的饭馆所在。

自序

车过长安明德门

明德门和圜丘

今年（2016年）秋天，在天津南开侯杰教授引介之下，由陕西师大郭海文教授出面，邀我去西安做两场演讲。我终于来到大唐帝国首都长安城，魂牵梦系的万邦来朝的大城，终于在我眼底耀目生辉。

我从一九八一年投入唐史研究，于今届满三十五年，发表唐史论文数十篇，专书的“唐代五部曲”于二○○九年之前全数刊出，了却了我多年的愿望。唯一遗憾的，是从未身履唐代的历史现场。尽管我有两部书分别写到两位书中人物，一位从徐州出发、长途奔跑至长安明德门求救，另一位从长安明德门出行、欲远赴沧景节度区就帅职，但我只能就文献资料去描写明德门之宏伟景致。此番在西安度过两夜三天中，我特别要求陪我行遍西安古迹的李炖小姐（陕西师大硕士毕业，现任职该校出版部），让我到明德门遗址看一眼。事先已知明德门早就不存在，但遗址仍得看一眼，我心里这样想着此事。在唐代长安城中轴线，由北至南从宫城、皇城，以迄明德门这一直线，是由朱雀大街这一交通动脉贯串而成。明德门比起其他各门都来得巨大。以设计学角度看，这样的门面才配得上大唐帝国！当天午后我来到明德门遗址，只见车水马龙、高楼矗立，已看不到当日帝国门面的丰采。我从出租车内往外看，一千年前瞻仰帝国神采丰姿的人们驻足赞叹的地方，已换成另一副面容，在向我招手。由于行程安排紧凑，我不便要求让我下车看一眼。明德门遗址我只匆匆一瞥，就迅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三十五年来，我几乎天天与唐帝国打交道，一直想象有一天，我来到长安，我应仪式性地从明德门进入，才是正办。但到了西安，从机场（位在咸阳）乘车进城的落脚点，却是陕西师大旧校区，坐落在原长安南郊圜丘附近。整个校区由二层楼高的围墙所包围，其中包括圜丘在内。建于一千四百二十六年前历任唐帝亲临主持大典的圜丘，竟然原封不动地蹲踞着，只是老旧而已。帝国宫殿、城墙都已灰飞烟灭，唯独圜丘——祈祷帝国永存的祭坛——巍然独存，像在讽刺所有想长生永存的不可能梦想似的。陕西师大新校区则坐落在原上林苑，千年前校场上兵士的雄姿英发，只能在脑海中想象了。

我在陕西师大的一场演讲，是讲唐宋的牡丹花文化。在前赴演讲厅之前，郭海文教授特领我去旧校区牡丹园一游，季节不对，当然难觅牡丹芳踪。长安兴善寺原栽有牡丹奇株一棵的，兴善寺完整保留至今，李炖小姐领我去参观。我走遍寺院各处，连牡丹园在内，都未见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所说的那株珍奇牡丹。料想唐末五代战乱，人命轻贱如蝼蚁，奇花异卉又值几何？牡丹奇株早就随帝国俱亡了。这么一想，我心释然了。

中国美食餐馆比西方的早出现八百年

讲到本书的研究，因缘辐凑之下才有本书。高中时，我读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其中诸多名篇题目都叫“送别序”。序是书籍的有机构成部分，然则送别序只见送远行者的主题，却不见任何书踪。我请教几位语文老师，他们都不知所以。我就将此疑问搁在心中，即令后来读历史系／所，之后又投身历史行道多年，我仍不见有人发文解我这一疑惑。二○○六年，我突然对饮食史产生兴趣，又勾起中学时代这一疑惑。趁着那年夏天暑假，我重读唐宋八大家文集中有关送别序各文，发现其中有饭馆的踪迹。在这之前，因教西洋文化史的关系，我从英国历史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著作，知西方餐馆美食的出现，乃十六、十七世纪的事。唐代士族家庭餐食是走向精致美食这条路，这与城中邸店专门贩卖旅人的粗食，是有区别的。邸店食物对士族而言，不具有吸引力必矣。但有特别原因促成城中美食餐馆的出现，在地士族因而趋之若鹜。城中外食餐馆以迎合士族享用美食的口味，因而拥有固定客群。这使得美食餐馆在若干消费城市可以存活下去。我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美食餐馆出现于八、九世纪之交，先在长安、洛阳，以及汴州等三座城市试验成功。这比西方美食餐馆的出现要早约八百年！

这个发现让我对饮食文化史产生兴趣，但我仍有既定计划要完成，只得暂时遏抑写饮食史的冲动。唐代士族生活上的享受，不只饮馔一项而已，他们对宅第高规格的需求，更是所费不赀，但疯狂追求不已，才有园林豪宅居住文化的产生，它还附带有牡丹花文化。关于牡丹花文化，我在大学上李树桐老师的唐史课时，即已知悉，时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李老师对他发表的《唐人喜爱牡丹考》一文津津乐道，并说此文被日本人译成日文，且经改写而被编入日本中学教科书中。

园林与牡丹花文化研究的由来

二○○二年，熊秉真教授开办一个历史工作坊会议，只邀二十位学者闭门开会讨论，主题是各色物质文化。她问我能贡献何种题目，我答以“唐宋园林”。她感到满意，便邀我参加。这次会议，我使用“亭／园记”文类作为分析文本，探讨每亭／园竣工辄请名家写记以志其盛，这一文化行动背后的意义。会中有专人评论，之后更开放与会人士讨论。这我要特别感谢衣若芬教授和巫仁恕教授。熊秉真主持完此会，意犹未尽，她向“中央研究院”提出一个有关物质文化的大型集体研究计划。她再向我邀约，我不便拒绝，便提一有关“唐宋花文化”的中型计划，加入她所主持的大计划中。为了写计划，我阅读了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这两牡丹花谱／记文本，发现此中有学术新大陆存焉，不胜欣喜。可惜该计划受阻于院本部，尽管如此，我已将“唐宋花文化”此一议题，列为我下一阶段学术狩猎目标。这点我在台湾师大历史系教“魏晋南北史”课上，有所宣布。班上有一座下客，叫陈建守（时名陈威廷），私下还多所向我探询花文化议题之种种。二○○九年，陈以明清花文化个案，写成一文，投我主编的《社会／文化史》创刊号。

二○一五年，侯杰教授听说我去福州开会，便力邀我顺便参加南开大学召开的社会史研讨会，该次会议主题也是物质文化。我从筴中抽出“亭／园记”分析一文，再事修补后，携往天津公开发表。会后，我又大事修补一番，才算完成定稿，此文自是构成本书的首章。回想此文先是应承熊教授邀约，继而侯杰教授巧妙安排，得以与会南开社会史研讨会，这才完全成熟。这一路走来，竟然花费十三年时间。特别是与会的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于赞助我思考周延上，使我得益甚多。上海澎湃新闻网历史新闻主编饶佳荣先生，质疑拙文，令我印象深刻，这促使我对唐宋型园林和明清型园林，两者之差异，要多所着墨。

我此番去陕西师大的第一场演讲，就是才完成于夏天的热乎乎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演讲的主持人是拜根兴教授，乃唐时期中韩关系史名家。我大概只讲一小时，后一小时则开放讨论，没想到座中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踊跃发言，会后仍有听众发问。感谢拜教授宽容，允许我少讲，而多与听众互动。返家后演讲这部分，即书中一章，我又加以增补内容。这一切拜陕西师大这场演讲之赐。

武则天女权事功遗留人间

在西安第三天上午，原订计划是要在十点前抵达飞机场。在此之前，我趁机跑去看武则天母杨氏陵寝，叫“顺陵”，杨氏生前并未称帝，原没资格将杨氏坟场称陵的，但这是中国史上唯一例外。武则天这位杨氏的女儿，为提高女权，将母坟称陵，这一打破文化惯习的气魄，古今中外罕有其匹。西安三日，在离去前得去顺陵凭吊武则天“逆天”事功，算是为此行画下完美句号。这之前，参观碑林、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兴善寺，早已收获满满。如今得游顺陵，益发满足。

结合文献与历史现场的研究

本书乃我第十九部作品，是我研究唐宋文化的第八本，竟然可在写作期间，至历史现场的西安，去发思古幽情一番。促成其事的有功人士，计有侯杰、郭海文、拜根兴等教授，以及李炖小姐，我将永志不忘。当然，慕名已久的胡戟教授，蒙郭海文教授安排下，谬承家宴款待，更是此行绝大的意外收获。倘若我以后再写唐史，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历史现场走一趟。很羡慕胡先生生活于唐京写唐史。

此书的完成，有太多社会助缘因素可资感谢的。陕西师大那场晚上演讲，有十几二十位学生发问，可惜没能记其名姓，这些都化作将来回顾此出版大事的雪泥鸿爪。

是为序。

卢建荣写于台北市东门双玺大厦

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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