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丑闻:她们和拜伦的故事_[英]亚历山大·拉曼/著陈道竞/译_9787553524818

本作既是与拜伦有紧密联系的九位女性的小传合集，也是一部别样的"拜伦传"，通过探索这些女性的人生故事，照亮她们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生命，并且以一种全新、客观的方式，审视已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也描绘了拜伦所处时代的英国乃至欧洲的社会氛围。九位女性中有诗人拜伦的母亲、妻子、情人、友人和女儿，她们的人生与拜伦发生交集，有的被彻底改变。本书鲜明地展现了她们的顽强、刚毅、独立、智慧、叛逆，也使诗人拜伦更棱角分明。

序言

1824年5月17日，来意明确的一群人聚集在伦敦梅菲尔区阿尔伯马尔街50号（50 Albemarle Street，Mayfair）。出版商约翰·默里雅致的住所见证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尤其是11年前卡罗琳·兰姆夫人的来访。她当时凭一封伪造的信件带走了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所绘的珍贵的拜伦像。默里是成功而谨慎的商人，拜伦给他起的绰号是“最胆小的上帝的书商"，他的声誉和金钱都来自创造，而不是破坏。然而，这一天聚集于此的人即将面临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自从这年4月份拜伦去世，那些希望捍卫他名誉的人，都担心其回忆录将会不可避免地被众多反对者所利用，成为抨击他的武器。拜伦于1818年在意大利开始写回忆录，他写信给默里说："我在考虑（为你准备中的全集）写一些我的生活回忆……无意对活着的人作任何揭露或评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我想回忆录是可以写的，而且能写好。不过，此事还有待考虑。”如果写得委婉得体是他的初衷，那么这样的考量并没有延续下去。到了8月，拜伦表示自己的回忆“充满激情和偏见，我无法撇清——我没有这样的耐心"。

至于这些“微情和偏见”的本质，是不难想见的，我们明确地知道，拜伦在回忆录中谈论了他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失败婚姻。1820年年末，他写信请前妻校阅回忆录，关于其中不留情面的内容，他毫不避讳地警告：“你不会发现对你的恭维之词，没有任何文字能引发我们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幸福相守的遐思。"拜伦也可能试图在回忆录中回应（或承认）一些针对他的公开指责。他或许谈到了高调的风流韵事，尤其是与卡罗琳·兰姆以及他当时的情人特蕾莎·圭乔利相关的内容。拜伦甚至还可能谈到他与异母姐姐奥古丝达·利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他一直只在写给最亲近朋友的信中才会用代号提及此事。

1820年，拜伦在回忆录中增添了更多内容，并且请朋友托马斯·摩尔在他死后操作出版事宜。摩尔在日记中写道：

拜伦在续篇中说我建议他更全面地谈一谈恋爱细节。但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暗示的只是他在东方冒险的细节，因为叙述这些事情对任何人造成的伤害都是微乎其微的。

摩尔没有说实话。回忆录的内容具有引爆舆论的潜力，他在7月27日记录：“默里愿意为回忆录出价2000几尼，条件是由我担任编辑。”拜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感振奋，在默里耐心劝阻他之前，甚至一度考虑过立刻将其出版。

拜伦的一些朋友在他生前就已读过其回忆录，金奈尔德就热情地称赞道："写得太棒了——第二部分有时会出现你的咒骂和毒誓。"回忆录的抄写工作在巴黎完成，以待出版，但其存在基本处于保密状态，就内容而言，这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拜伦对摩尔说："当一个人的生平传记问世之后，他总是看上去已经死了，我当然也活不过自己的传记。"拜伦允许摩尔自由删减回忆录第二部分的内容，但必须保证第一部分——涉及他与安娜贝拉的婚姻——的完整性。摩尔答应了，他相信这一承诺要几十年后才需兑现。到那时，回忆录中描述的事件都已经是遥远的陈年旧事。

所以，拜伦的早逝对摩尔来说既是文学界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不得不在这位已故诗人的朋友们面前，捍卫其本来意愿。约翰·卡姆·霍布豪斯是拜伦最亲近的好友之一，他的反应具有典型性：

我从最初的悲伤中走出来之后，决定即刻履行职责，保护朋友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他的名声。我想到了被他托付给托马斯·摩尔，后出于某些考虑又存放在默里先生处的回忆录。

霍布豪斯认为任何“有损他名声的谣言”都不能外泄。绝大多数人包括奥古丝达都认同他的观点，一致承诺将慎重处理相关的事物，回忆录则是必须销毁的，连面临潜在巨额损失的默里都表态赞成。霍布豪斯曾写道："我以为默里可能会阻挠销毁回忆录的计划，这样的揣测确实有失公正。"作为一名商人，默里曾计算过，对拜伦声誉造成的损害以及随之而来的销售损失，可能会超过眼前的短期利润。在这件事上，他听取了文学评论家及《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编辑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的意见。吉福德应默里的请求读了回忆录，严肃地告诉后者，此稿“只适合在妓院里流传，一旦出版，必定会让B勋爵永远蒙羞”。

众人的意见几乎一致，除了摩尔，他希望摘录回忆录的部分内容，用到他酝酿中的拜伦传记中。霍布豪斯还记录了摩尔（或许不太诚实）的见解：“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除了一则轶事外，没有任何令人反感的内容……各式各样的情色冒险都在第二部分。"大家建议摩尔把手稿交给奥古丝达，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摩尔继续争辩道：“这是在给回忆录冠上污名，这不是它应得的待遇。”要是摩尔有机会跟奥古丝达谈一谈，或许能争取到暂缓销毁回忆录部分内容的机会，以此达成他的目的。不幸的是，霍布豪斯抢先一步，成功说服奥古丝达销毁回忆录，而且越快越好。

5月17日清晨，摩尔和霍布豪斯在拜伦曾居住过的奥尔巴尼公寓（The Albany）见面.霍布豪斯以"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和拜伦勋爵的朋友，只有一条路可选”为由，威逼摩尔同意销毁回忆录的决定。目的达到之后，霍布豪斯把摩尔、默里以及他的朋友享利·勒特雷尔约到家中，在那里摩尔和默里发生了争执。前者仍想出版回忆录的节选，而后者因为担心引发丑闻，“声色俱厉地反对，称应当立即烧毁手稿”，就像未来的传记作家摩尔早先同意的那样。摩尔无可奈何地说，拜伦把回忆录托付给了他，所以应该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然而，默里给了他最后一击，断言“你的表现绝不像一个正人君子”。

此话有摩尔对金钱的兴趣大于保护朋友名誉的意思，是强有力的也是严重的控诉，摩尔找不到合适的反驳之词。他是唯一一个试图保留哪怕一部分回忆录并使之传世的人，但这不能成为他的优势。当天在场的人，加上奥古丝达的代表威尔莫特·霍顿和安娜贝拉的代表道尔上校，再次聚集到默里的办公室。摩尔最后一次试图动之以情，提议将手稿封存，留待未来某日再做决断。只有摩尔反对销毁回忆录，他向霍布豪斯抗辩道"我告诉过你我不同意烧书”，但在人数和票数上都占劣势。铁了心的霍布豪斯回答："不，你只说不会出现在烧书现场。"随后，摩尔无助地看着一群人将回忆录撕成纸片丢进壁炉，付之一炬。除了摩尔，在场的人都是带着成就感离开的，他和霍布豪斯的友谊自此破裂。

尽管仍存在一些引人联想的线索，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无法一睹回忆录的内容。也许拜伦或者摩尔曾在巴黎或者别的地方秘密地留下了复本，它或许仍藏在某大型图书馆或落满灰尘的档案馆中，不为世人所知。至于里面究竟写了哪些毁人名誉的丑闻，我们只能作出一些猜测。

写这本书，目的并不是重现回忆录的内容。我希望通过重新审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件和日记，另辟蹊径，揭示拜伦的朋友和遗稿保管人急于销毁其回忆录的原因——那部作品本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一个神秘人物的理解，并认识在其生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女性。阿尔伯马尔街的一把火烧毁了拜伦的手稿，却毁不了他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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