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型脑和盾型脑_(美)康奈尔·考恩(Connell Cowan)，(美)戴维·基珀(David Kipper)著_9787521757835

本书作者将提供简单检测帮助你认识你的大脑类型(剑型还是盾型)，发现多巴胺与血清素对你的行为、情绪和决策的影响，从而帮你从容应对亲子关系、财务决策和职场环境中的困境与难题。

序言
舒适感——过犹不及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做某件事不好，却还是停不下来？答案：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舒适感上了瘾
“为什么我总是做一些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对我来说更有帮助和更有建设性的事情？”绝大多数人都在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不断陷入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团糟，健康饮食计划也半途而废？”“为什么我原本计划去健身房，却发现自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耐心的教育会更有效，却还是忍不住对孩子大发雷霆？”“为什么我已经下决心要果敢一些，却依然缩手缩脚？”“我明明每个月都只负担得起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度，为什么还忍不住网购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我总是在需要学习的时候沉迷社交媒体不能自拔？”“为什么身边的人似乎都不像我这样，经常担忧自己的健康？”“为什么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忍不住喝上一两杯酒，不然就浑身难受？”“为什么我总是担心这操心那？”“为什么在面对生活中的同一件事时，我会倾向于看到好的一面，而我丈夫的看法总是比我悲观？”“为什么我总在逃避那些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而沉湎于那些我不希望自己做的事？”
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一个我们已经求证多年的新理论可以给出明确且实用的答案。用最简单直白的话来说，这个理论假定人类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发展出了两种应对事物的模式，基因和遗传是它们的本源，大脑的化学特性是它们的基础，而压力则是触发它们的条件。这两种模式既为我们平添了某些宝贵的特质，又给我们带来了可以预见的挑战。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拥有先见之明，以及用复杂的方式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们用这种能力指导自己的决策。想象一下，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舞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快速地排演各种各样的情景。研究显示，在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到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凡事都可以有迥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结局，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互动，积极地影响结果的走向。实际上，每个人都是预言家，也是偶然性的制造者。如果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事情就真有可能变成这样或那样。我们在脑海中设想不同的情景是为了模拟可能的结果，这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我们会在脑海中给设想的情景添加不同的“滤镜”，每一种都会产生对应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积累造就了我们的行为。这些滤镜包括：过往的经历留下的记忆，耳濡目染的文化，家庭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和态度，对身边人的感情，想象的能力，需求和欲望，在特定情况下受到的物理限制，以及独特的脑化学反应。其中，最后一种滤镜隐藏得很深，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想弄明白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它是我们理论的核心，也是本书的主题。
回到合著的缘起
我们两个是在几十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我们很快便开始热火朝天地探讨双方交叉领域的问题，着实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戴维是一名临床医生，他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医治患者的任务中，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患者的身体出了“什么”异样的问题上；康奈尔是一位心理学家，更关心事物“为什么以及怎么”发生。戴维当然知道，在他接诊的患者中，很多症状都源于患者的心理，而康奈尔也目睹过前来求助的患者——不论他们在生活中有过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因为难以自持的悲伤忧虑，而产生堪比切肤刻骨般痛苦的生理反应。我们的看法时而有分歧，时而又一致，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每次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一直认为，对一种疾病来说，“什么”和“为什么”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两个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压力。无论是积极的压力，还是消极的压力，都是坏压力。它就像阴险小人，时不时冒出来搞破坏。结识之后，我们曾经为压力是不是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诱因而争论不休。有一次，戴维说：“你的理论没有依据，听得我都快得胃溃疡了。”当然，他最后被证明是对的：1982年，科学家证实消化道溃疡主要是由幽门螺杆菌（H.pylori）引起的。
由于对不同的写作题材感兴趣，我们曾各自埋头于自己的创作。戴维喜欢探讨成瘾的机制和大脑的生化反应，而康奈尔则写了几本有关感情问题的书。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讨论压力与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今回首，40年的对话与合作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同舟共济，目睹过对方的痛苦与低潮，也见证过对方的喜悦与风光——庆生会、父母过世、在炎热的夏夜一起看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更不必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喝几杯啤酒了。我们的脾性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对工作充满热情，对生活充满热爱；我们都对事物背后的机制和原理抱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非常关心自己的朋友、家人和患者。虽然我们的相似之处有很多，但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戴维是个合群又外向的人，相比之下，康奈尔要安静和深沉得多。如果说戴维是个凡事都习惯看到光明一面的人，康奈尔就是一个对事物的阴暗面极富洞察力的人。我们两个分则缺点明显，合则优势互补。
我们在经年累月的职业生涯中亲自见证了美国社会越发激烈的竞争、日益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爆发式增长的压力。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情绪问题加剧了患者的生理不适，反之亦然。通过分享和谈论各自遇到的病例，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情绪与生理之间的关联。渐渐地，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压力——以及患者应对压力的方式——是影响个人总体的满足感（或者说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的最重要的因素。有的患者摸索出了一套辨别和化解压力的方法，而有的患者始终不明白兹事体大，固执地对压力视而不见。接诊患者的同时，我们也在剖析自己，并关注压力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压力其实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压力源（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强加给我们的不适感“做出的反应”。后者才是认识压力的关键所在，它是我们的认知上普遍缺失的那块拼图。
随着我们（以及我们的患者）逐渐变老，我们对新兴的生物老年学越发感兴趣。确切地说，吸引我们的是导致人体衰老的核心原因，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竟然可以加速或延缓衰老的过程。日常生活中的应激和压力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五脏六腑的功能、微生物组的构成、患病的风险、睡眠模式、锻炼的意愿、饮食习惯，以及情绪状态。压力和寿命显然是一对相关因素，而我们正在尝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
我们为衡量人体衰老的速度提出了一种量化方法。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份详尽的问卷，由此收集的信息可以计算出寿命商数（longevity quotient），简称寿商（LQ，它与衰老的速度呈负相关关系，LQ越高，代表衰老的速度就越慢）。这份问卷的分值与智商测试相似，LQ的平均值被设定为100。我们给这份量表取名为“寿命量表”。遗憾的是，这种测量方法有其内在的缺陷。问卷里有近400个项目需要患者向他们的医生求助，以获取相应的信息，该测试的烦琐可见一斑。尽管如此，但它让我们有了按年龄和性别比较患者情况的宝贵机会。数据是有了，可如何释义这些数据又成了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患者得分更高，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帮助得分较低的患者稳定地提升分数，无非就是基因好坏那一套。我们有一系列明确且有用的信息可以与患者分享。让患者明白有哪些举措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但绝大多数人都对我们提供的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想让他们付诸行动简直难如登天。

第1章
难以抗拒又不可阻挡的唤起
大脑的激活，也就是唤起，在无意中决定了你的关注点是向内还是向外。
2014年，理查德·德莱福斯（Richard Dreyfuss）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德莱福斯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奥斯卡金像奖，当被问到是否有出版自传的打算时，他的回答给了我们一窥他脑内化学反应的绝佳机会：“我不知道，但如果写的话，我觉得书名应该叫‘追寻’，因为只有不断地追寻才能让我觉得舒服一些。”1982年，一起轰动的突发事件暴露了德莱福斯的大脑类型，他驾驶着一辆奔驰汽车在洛杉矶的本尼迪特峡谷发生了事故，车子一头撞上了盘山公路旁的棕榈树。警察从车上搜出了违禁药品，德莱福斯因为非法持有可卡因而被捕。你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根据以上这些线索，判断一下这位演员究竟是剑型人格还是盾型人格。
如果你认为“追寻”以及鲁莽的驾驶习惯比奖项（金像奖）更能说明问题，那么你离正确答案只差最后一个线索了。没错，就是可卡因。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多巴胺系统的失衡。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理查德·德莱福斯属于剑型人格。如果是盾型人格，他的自传更有可能叫“与怯场的斗争史”，尽管他依然有可能在车祸现场被捕，但那极有可能是因为警察闻到了他满身的酒气。
尽管盾型人格和剑型人格的人做出的选择天差地别，但二者的核心驱动力完全一样：都是为了缓和情绪上的不适感。只不过，让这两类人感到不适的原因是不同的，他们忍受并处理大脑唤起的方式更是南辕北辙。没错，说来说去，还是和唤起有关。前文中说过，唤起衡量的是神经系统受到的刺激强弱和达到的兴奋水平，它是动机的来源，是我们做出一切行为的背后原因。剑型人格渴望唤起，而盾型人格则想方设法地避免唤起。你是渴望还是厌恶唤起？你可曾想过对唤起的喜恶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影响和摆布你的？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做某些事其实是为了减少或增加唤起？在阅读下面的内容时，你可以试着思考这类问题。
这两种大脑类型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区别，我们最好一开始就直接挑明。鉴于对唤起的感受不同，剑型人格的人体验到的快乐会更多，而盾型人格的人只要没有麻烦就心满意足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播出的一则报道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犹他州奥格登市的出城高速公路上，警车拦停了一辆不停左右变道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上前查看的警察在透过车窗望向驾驶室后惊异地问道：“你几岁了？”“5岁。”坐在方向盘后的小男孩答道。接下来，小男孩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让妈妈给自己买一辆兰博基尼，但她不同意。小男孩恼羞成怒，带上平时攒下的3美元零花钱，又偷偷拿走了家里的车钥匙，独自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寻梦之旅。我们就直说了吧：这个小男孩绝不可能是盾型人格。
盾型人格的人肯定干不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不过，他们的行为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这个小男孩属于盾型人格，那么故事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男孩梦想得到一辆进口跑车。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因为盾型人格的人会把“向妈妈要车”的过程完整地预演一遍，先想象自己提出要求，然后想象妈妈拒绝了他，从起意到破灭，他的梦想波澜不惊。这个小男孩很可能也会觉得生气和憋屈，但他不会表露出来，相比开着车离家出走，最后被警察拦停在高速公路上，他更有可能选择设想各种各样的情景。比如，他会考虑万一迷路了，找不到高速公路怎么办？或者是找到了高速公路，开出去很远之后，被其他地方的警察拦了下来怎么办？没准儿他也会设想一些好事，比如顺利地把车开到加利福尼亚，并用自己手里的钱买到了朝思暮想的跑车。无论是好是坏，这些都只是想象而已，他自始至终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房间半步。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在生活中的控制欲有多强？是不是凡事都按照你的意愿来才会让你感觉最舒服？正是这种控制欲拉动着我们大脑中的杠杆。盾型脑的人行事不张扬，总是想得多做得少；而剑型脑的人则需要在现实世界里用实际行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稍微花点儿时间回想一下，你觉得自己更像上面的哪一个小孩？我不是问你敢不敢在5岁的时候开走家里的车，而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今天的你感到惊讶的冒险举动，或者你一直以来都非常克制和小心？
脑内各种化学物质的微妙失衡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奇妙天赋。倘若这种失衡的情况不存在，大家出生时都长着一样的脑子，那么所有人应对挑战和压力的方式都将大同小异。大自然似乎更偏爱多样性，它希望我们激烈地做出回应，别不把压力当回事。为了提升抗压反应的自由度，大自然设计了两种镜像对称的反应模式，每一种都与生俱来，并且深深刻入了人类的潜意识。我们的祖先在过去几百万年的时光里碰到过许多纷乱复杂且生死攸关的危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见招拆招的决策手段，如果这两种应对威胁的行为模式不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思考的过程十分耗费能量，现代人类都不可能存活至今。
婴儿的剑型和盾型人格：信任感与感官刺激
剑型和盾型人格的差异显现得很早，并且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回顾一下唤起对剑型人格者的意义。由于大脑的兴奋度不足，剑型人格的人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提高唤起水平的方法。所有人都在寻求某种主观的“感觉良好”，而对剑型人格的人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让自己沉浸在刺激丰富的环境中。早在婴儿时期，这类人就对外界的感官刺激有相当大的承受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乐在其中。外界的刺激提高了大脑的唤起水平，而这正是剑型人格的人先天不足的方面。
因为乐于接受外界刺激，剑型婴儿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信任感。在他们眼里，世界无疑是个非常友好和安全的地方。信任感的建立从来都需要奋不顾身，你需要承认嫌隙和差异的存在，无论它们有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总是粉饰太平，那你将很难取得他人的信任。只要开诚布公，并用积极的方式消除芥蒂，就相当于在人与人之间垒起一块信任的基石。喜好刺激和社交等外在事物的剑型孩子很擅长直面嫌隙，对新鲜事物和与人交往的态度更开放。这种单纯的意愿在很多时候都能转化为信任感——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剑型人格的人对刺激的渴望需要落到一个具体的目标上，而新鲜感是安放注意力的绝佳标靶。这种寻求新鲜事物的嗜好可以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在学习如何社交的幼年时期，它的优点是帮助孩子结交朋友，拓展眼界；但是，对新鲜感的偏好也有可能导致轻微乃至中度的注意力涣散。在我们的大脑内，控制专注力和注意力的神经回路与控制冲动的神经回路是相同的。它只能偏向一方，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以对事物的专注力作为代价。
相比之下，唤起对盾型人格者的意义与此大相径庭。可以肯定地说，讨厌唤起是盾型人格的显著特征，这种厌恶的情绪是贯穿和支撑盾型人格的主线。这类人不喜欢唤起并非巧合，如前文所说，他们的神经系统总是躁动不安。在恰当的部位和恰当的时间，神经系统分泌的血清素总是供不应求。从婴儿时期开始，盾型人格的人就隐隐（有时也不是）地感到，来自外界的刺激过强了，而过强的刺激会被视作危险的信号。在被迫离开母亲的身体，不情不愿地在世上睁开眼睛后，盾型婴儿面对的第一个情感障碍就是建立信任。懵懂的宝宝还不具备调整自己情绪和内心世界的能力，因此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母子或母女关系的影响。
有关幼童情绪体验的研究有很多，从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恒河猴实验到让·皮亚杰（Jean Piaget），再到约翰·鲍比（John Bowlby）关于情感依恋的开创性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的内容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盾型人格的幼童特别需要一位平和、专注以及体贴的母亲。由于这类孩子的脑中天生缺乏平复心绪所需的化学物质，照顾他们的人要时刻做好向他们证明这个世界很安全且家人不会抛弃他们的准备。这种不厌其烦的证明需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里种下一粒信任的种子。我们之所以用“证明”这个词，是因为仅有意图和口头说教是不够的。只有在行动中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可靠性，给予他们安全感，假以时日才能让他们觉得你值得信赖。不过，拥有模范父母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盾型人格的孩子总要经历很长一段唤起水平偏高、内心无法完全平静的日子。所以，即使你是盾型孩子的父母，也不要慌张，天不会塌下来。毕竟，就算你能对盾型孩子付出爱，你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血清素。遗传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大脑天生就缺乏某些重要的化学物质，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相反，这是大自然有意为之，它让盾型宝宝拥有了一种安身立命的强大能力。
受强大的内在行为模式支配，盾型宝宝注定要遭受某些人生的苦楚乃至煎熬，但他们同样拥有一些惊人的长处和特质，我们将在后文中慢慢道来。早些年，沃伦·巴菲特曾报名参加戴尔·卡内基的课程，因为他害怕在公开场合讲话。唐纳德·特朗普主导过大大小小的一系列高风险投资项目，其中许多都亏得血本无归，即便如此，他仍靠贩卖梦想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两人之中谁是盾型人格、谁是剑型人格，就交给你来判断吧。
快乐和痛苦
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事的动机，这种认知可以追溯到古代，第一个提出者是伊壁鸠鲁。进入现代，弗洛伊德用唯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来形容无论做什么都希望即时得到满足、把趋乐避苦的天性发挥到极致的幼稚心理。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看法与唯乐原则略有不同：快乐和痛苦分别是两种压力应对模式的动力引擎。在剑型脑和盾型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脑区互不相同，大脑对这些区域的敏感性也不同：盾型脑受威胁回路的影响最大，而剑型脑则是受奖赏回路影响最大。剑型脑默认的激励策略是接受新事物，以谋求快乐的体验（奖励）；而盾型脑的驱动力来自规避痛苦（惩罚）。事实上，盾型脑最本能的动机就是逃避伤害。感觉有事情出了差错，或者哪里隐藏着危险，这些当然都是大脑唤起的表现，是杏仁核散布的信号。它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盾型脑天生适合采取守势，以防御和保护见长。正是如此简单的基本原则，在不知不觉间被贯彻到敏锐的待人接物中，给盾型人格者的一生平添了独特的色彩。
让我们仔细看看盾型人格者的防御措施究竟是什么样子。盾型人格的人寻求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是动辄担忧，他们总是杞人忧天，无论多么无关紧要的理由都会让其夜不能寐。尽管担忧令人痛苦，但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拉长时间的尺度，担忧也能触发奖励的快感。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与表面上不同，担忧并不只是一种因为害怕不良的后果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他们在研究中观察到，对于容易焦虑的人，担忧与现实已经有了某种因果关联，原理如下：首先，容易焦虑的人发现了不好的征兆，认为事情可能要变坏，便开始担心。随后，他们发现厄运并没有降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但事情还没有完，他们不会简单地认为“其实我之前根本没必要这么担忧”。相反，容易焦虑的人会把担忧和事情的结果关联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担忧在前，而坏事没有发生在后，所以是担忧在发挥作用，让他们幸免于难。从中你可以看出，天生容易焦虑的人是如何在经年累月之后，逐渐把这种负面情绪同奖励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汲取的教训并不是“有时候我根本没必要担忧”，而是在无意中形成了“只要我担忧，就能掌控结果”的印象。难怪盾型人格的人会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精神内耗上。
反观剑型人格者，他们对捕风捉影的威胁没有那么在乎，哪里有快乐和奖励才是他们更关心的事。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事，往往也是对生存有利的事：什么食物尝起来更美味，为什么性行为能带来强烈的愉悦感，这些其实都不是巧合。因此，天生就缺乏唤起的剑型人格者才会本能地被各种有可能提高兴致的事物所吸引。剑型人格者不会小心翼翼，规避痛苦不是他们首要的考虑，为了追求快乐，他们行事果敢、目标坚定。这样的人更有侵略性，更积极进取。
剑型人格者通常更阳光外向，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有时十分有趣。如你所知，剑型人格者渴望唤起，因此，他们需要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为了帮你更好地理解这层因果关系，我们穿插介绍一点儿晦涩的内容。人类的多巴胺受体由名为DRD2的基因编码，该基因有一个等位基因——DRD2 A1。这个等位基因在由母亲或父亲遗传给孩子后，会阻碍大脑中与奖励相关的区域表达多巴胺受体，导致多巴胺无法有效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从而钝化愉悦、高兴和精神焕发的感受。如果严重到一定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会被称为“奖励缺陷综合征”。类似的遗传变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剑型人格者总是挖空心思地刺激多巴胺分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大脑的奖励系统恢复正常。让盾型人格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唤起，却是剑型人格者无论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想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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