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2年7月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分配来清华大学工作。近30年来，
一直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历史系任教。所在的历史学专门史学科点，其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门先4个学分、后3个学分的基础理论课。这门课最
早由钱逊、羊涤生、刘鄂培、胡伟希教授担任。钱逊教授退休后，先由我
和董士伟教授担任，最后则由我一人独任。可以说，在我们学科，我是担
任这门课时间最久的老师。但不管与人合开，还是一人独任，我讲的中国
思想史研究，都是先秦部分，都是先秦经典和先秦诸子，从没讲过先秦以
下部分。我是先秦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的是先秦文献与先秦学术，所以不
敢开秦汉以下的课，只敢讲先秦思想史，也就是早期思想史。从这一点而
言，应该是委屈了听我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学生。
讲中国思想史研究，到底是讲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还是讲自己对
中国思想史的特殊研究，这在我们同行中是有过争论的。我认为，如果给
本科生开中国思想史课，应该多讲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或者说，以讲
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为主，以讲自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辅。而给硕士
生、博士生开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则应以讲自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
不应只讲一般知识，而没有自己的独创工作。老实地说，没有充满自己个
性的工作，没有对中国思想史重要典籍、中国思想家系统而独特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完全没有必要开。现在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
国学术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以我们博士生、硕士生的阅读水平，完全能够
通过自学，掌握中国思想史的一般知识，用不着老师来饶舌。因此，所谓
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课以讲一般知识为主的提法，实质是将研究生课的质量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II
下降到本科生课的水平。
研究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以中国思想史的通史写作、教科书撰写为主，
还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具体问题为主，这些年来也存在激烈的争论。这
一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并不存在。比如物理学的研究，大家都聚焦在前沿
问题上，没有谁特别关注物理学史的写法问题。不会因为谁的物理学史写
得好，就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谁。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如此。而我
们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学界，却非常奇怪。所谓的大师，往往以撰
写通史、教科书出名。甚至一介新丁，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
史之后，就一夜成名，成为大师。风气所及，人们对中国思想史的具体问题，
既缺乏探索的兴趣，也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却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
撰写通史、编写教科书。在他们的通史、教科书里，谈孔子，说孔子鼓吹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搞愚民政策的一套。也不想想，孔子如果鼓吹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怎么会有教无类，教出来弟子三千、贤人
七十？说荀子称人性全恶，那么人的善从何而来？圣人从何而来？岂不是
自相矛盾？只知沿袭王国维之问，全不顾及《荀子·解蔽》篇有凡以知，
人之性也说。以道为老子的最高范畴，不惜拾人牙慧，篡改《老子》
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义，说道法自然
即道就是自然。诸如此类的一般知识，在通史、教科书著作里比比皆是。
笔者认为，没对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各家做过精心的研
究，对《周易》《尚书》《礼记》等典籍有一定发明，是不能讲先秦思想史
的。对先秦思想史、宋明理学、明清学术没有独到的认识，短时间赶出来
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著作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学术界，对通
史、教科书的热，实在应该降降温，实在应该多研究点具体问题，少
谈点宏观叙事。
我有如此感慨，并不是为自己在二十多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课的教学
中没写教材辩护。我上课基本上是讲自己的研究工作，每次上课都有不同，
都有新的论作要谈。所以，教材一直定不下来。现在，退休了，再也不要
上课了，讲授的内容就可以定下来了。归纳起来，大致在七个方面，以下
III
前言
列三十二篇论文做代表。
第一编：有关孔子与《论语》方面的（六篇）
一是《仁字探原》，原刊《中国学术》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
年）。该文认为仁的本字当从人从心，作。后来人与身
通用，就写作了；身形讹为千，就写作了忎。亦作伈，
或者从人未变，而心却简省为＝，则变成了从人从＝。许慎《说文》
将简省符号＝误释成二，于是从人从＝就变成了从人从二，（伈）
就变成了仁。从人从心，当是会心中有人之意。此人当是指
一般性的人，特别是指他人。心中有人，也就是爱人，这就是（仁）
之本义。
二是《六经次序探源》，原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该文对
以《诗》为首和用《易》居前的两种六经次序这一古老的经
学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于今
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自古文家，但也渊源
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
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
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
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文献尚难以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
线索看，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
之后；晚年以后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于《诗》
《书》《礼》《乐》之前。
三是《〈论语〉民可使由之章的再研究以郭店楚简〈尊德义〉
为参照》，原刊《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该文本
于郭店楚简《尊德义》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
可强也说，认为《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由当读为
迪，迪，导也。而知当读为折，义为阻止、挫败、折服。孔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子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折服、压服。这是正视民众
力量而得出的民本学说，根本就不是愚民思想。
四是《〈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2期，后被译成英文，刊于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pring 2015。该文认为文献中习见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
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櫽。《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当读为父为子櫽，子为父櫽，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
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血缘至上主义
者，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主张的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
从父。因此，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
五是《〈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章新证兼释〈学而〉〈为政〉
及帛书〈五行〉篇的易色色难色然》，原刊《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后增补了《论语》易色色难两节，
刊于《儒藏论坛》第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又被译成英文，
刊于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20, Vol.70, No.4（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该文认为《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之色当读为疑。
帛书《五行》篇的六个色字当读为譺，训为敬。《论语·乡党》
篇色难之色也当读为譺，训为敬。《学而》篇的贤贤易色，
易当读为惕，训为爱悦；色也当读为譺，训为敬。《乡
党》篇翔而后集之翔当读为祥，是色（疑）的反义词。子
路共之之共当作拲，也就是执。三嗅而作的主语并非孔
子，而是山梁雌雉。所谓三者，形容山梁雌雉之嗅是多次、
不断地进行。
六是《〈论语·宪问〉篇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说辨证兼论君子
道者三章我无能焉的释读》，原刊《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该
文认为《论语·宪问》篇使者所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既非谦辞，
说蘧伯玉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也非其对蘧伯玉的非议，言其过
多而无能。而是说蘧伯玉喜欢舍弃他的过错，在喜欢改过、勇于改过上，
前言
无人能及，没有谁赶得上。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亦非谦辞，孔子是
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件事我无能焉，没有人比
得上我。
关于《论语》的论文我还有一些，大体见于《孔子真精神〈论语〉
疑难问题解读》（孔学堂书局，2014年）一书，限于篇幅，就以这六篇作
为代表。
第二编：有关《周易》方面的（四篇）
一是《〈周易〉真精神的探求》，原为拙作《〈周易〉真精神六十四
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一书《前言》的一
部分，又刊于《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该文认为《周易》源
于卜筮，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是借用筮书的外壳来表达的。后人只见
其筮书的外壳，便以其为卜筮之书。读《周易》容易歧途亡羊，主要就是
迷于其卜筮语言。《周易》旧瓶装新酒，在古老的卜筮语言里，注入了
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而其德义的说解，传世文献不是缺乏，
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有了帛书易传的出土，我们才得窥孔子易学的真容，
才有机会超越王弼、孔颖达、程颐等前贤。而传统的易学方法，无论是象
数说，还是爻位说，对于读懂《周易》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研究《周
易》的卦爻辞，正确的方法就是利用帛书易传等新材料激活传统文献，从
《周易》卦爻辞语言的特点入手来把握其内在的哲学，也就是透过旧瓶
发掘出其新酒，寻求蕴含其中的文王、周公之道。
二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卦义新论》，原刊台湾《哲
学与文化》月刊第31卷第4期（2004年）。该文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不
但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而且是二二相耦、相反为义。《周易》
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其全部三十二个卦
组间两卦的意义是相反的。《周易》六十四卦不但卦形是以对的形式
出现的，其卦义也是以对的形式呈现的。对是《周易》的基本特点。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
二二相耦、相反为义这一意义结构规律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了
解《周易》六十四卦的本义，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杂卦传》和《序卦传》，
有助于易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是《〈周易·乾〉卦新释》，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该文认为《乾》《坤》两卦卦名的本字当为健顺，正揭示了《周易》
作为阴阳哲学的本质；贞当训为定，利贞即利于贞静而不争；夕
惕之惕，和《讼》卦有孚窒惕、《小畜》卦血去惕出之惕，
都当训为止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卦辞意义是一致的。《乾》
卦有鲜明的主旨，就是主张刚健而不争，刚健而和谐。
四是《从帛书〈二三子〉论〈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的本义》，原刊《文
献》2018年第3期。该文认为帛书《二三子》篇所载孔子对《蹇》卦六二
爻辞的论述，戒今可读为戒申，即申戒，叮咛告诫意也。非言
独今也当读作非言渎信也，是说爻辞的非信之故之非信，
意思是渎信。古以状也当读作故以状也，即故以蹇蹇状之也。
而帛书《衷》篇子曰：《蹇》之王臣，反故也之反故，即反对欺
诈之意。《蹇》卦六二爻辞，无论是今本的躬，还是帛书《二三子》篇
和楚竹书的今皆非本字，本字当作信。蹇蹇当为本字，义为艰
难。故义为缘故，王引之训为事不可取。《蹇》卦六二爻辞的逻辑
性、思想性很强，整个爻辞强调的是诚信对于政治的重要。由此可知，《周
易》卦爻辞富于哲理，不能简单地以卜筮之书视之。
研究《周易》经传的专著除《〈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
新释》外，我还有《周易研究史》（与康学伟、梁韦弦合作，湖南出版社，1991年）、《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帛书〈周易〉
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
2001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中
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等，论文有近百篇。以上四篇论文算是新作的代表。
前言
第三编：有关《尚书》方面的（四篇）
一是《〈尚书〉名义与清华简〈书〉类文献》，原刊台湾《哲学与文化》
第562期（2021年3月号）。该文认为先秦所谓《书》，不但包括今文《尚
书》二十九篇，也当包括属于所谓《书》百篇的逸《书》，还当包括
今本《逸周书》。《书》无定本，亦无定形，不在记言，也不在记事，唯在
于价值。只要是被公认为有资于治的文献，皆可谓之《书》。而《尚书》
之尚，并非上古之义，而是价值上等，最为重要的意思。《尚书》
当是孔子从百篇《书》前代重要政治文献中选出来用于教学的政
治教材，其价值最高，故谓之《尚书》。由此看，清华简真正属于今文《尚书》
的，只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篇。属于《书》类文献的，
有今本《逸周书》范围内的《皇门》《程寤》《祭公之顾命》和《命训》四
篇。属于逸《书》的，有《傅说之命》《尹诰》《厚父》《摄父》。至于《尹至》
《封许之命》《四告》诸篇，尽管整理者认为它们是《书》类文献，但它
们既不在《逸周书》的篇目中，又不见于逸《书》，更不属于今文《尚书》，
只能称为类《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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