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指南_(丹)Bent Flyvbjerg编著_9787576508666

本书基于高质量数据和深厚理论基础为该学科提供了逻辑严谨、研究导向、与时俱进的学术观点。直到现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相关文献还散见于大量的出版物和学科之中，因此难以从中凝练出重大项目管理的历史渊源、关键问题和核心内容。

2016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71390523）所获资助的支持下，我们引进并翻译了牛津大学傅以斌教授等人的经典著作《巨型项目：雄心与风险》（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作为重大项目的系列成果于2018年6月出版。该书的主要价值是：阐明“如何避免巨型项目失败及反过来如何确保巨型项目按期按预算完成并实现既定承诺的效益，并且采用安全和环境方面可靠的方式实施，以提升而不是破坏参与者的声誉”。该书原著是目前重大项目管理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出版物，截至2022年12月，Google Scholar引用次数超过4380次。
　　过去五年，全球范围重大项目管理理论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成果。但是，正如傅以斌教授在本书第1章中所言，重大项目管理是一门非常年轻且相对松散的学科，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发展这一领域。根据库恩（Kuhn）观点，经典文本对于发展和壮大一个学术领域至关重要。因此，傅以斌教授曾试图寻找这一领域的经典文本。2017年他在国际项目管理杂志UPM上发起专栏“Do classics exist in megaproject management（重大项目管理领域存在经典吗？）”，以推动该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重大项目管理当前研究的跨学科和碎片化现状，致使人们最终无法就经典文本达成共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傅以斌教授决定编写《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手册》（Ox ford Handbook of Megaproject Management），以使之成为这一新兴领域中前沿学术知识的基础性来源，并希望该书中的某篇或多篇文章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经典理论。
　　和之前《巨型项目：雄心与风险》不同的是，《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指南》并非个人著作，而是手册或指南，并且是牛津手册系列中的一本。傅以斌教授本人是这本指南的主编，各个章节的具体撰写工作由重大项目领域全球著名学者完成。牛津手册是牛津学术出版中最具威望和最成功的系列之一，指南中收录了相关领域顶尖学者的有深度、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因此，这本书为重大项目管理研究提供了逻辑严谨、导向明确、与时俱进的学术观点。
　　和《巨型项目：雄心与风险》中文版一样，原作者在《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指南》中文版中也增加了新的章节。一章是“制度情境的适应性：中国重大项目治理经验”（第26章），由李永奎、胡毅和韩一龙所写，该章通过大范围、长周期和多案例的系统研究，对中国重大项目制度情境70余年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总结了中国重大项目治理模式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制度情境影响机理以及“政府一市场”二元作用下中国重大项目的多层治理框架，然后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了中国重大项目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各治理要素的适应性演化应对机制，最后剖析了中国重大项目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另一章是“参考组别预测法在香港重大道路工程中的应用”（第27章），本章由傅以斌、韩志强（Chi-keung Hon）和霍颖壎（Wing Huen Fok）所写，该章介绍了参考组别预测法的应用，将香港25个重大道路项目的预测成本和工期与它们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建立并验证了项目开发各阶段预测准确性的统计分布，并用863个类似项目样本进行了基准评估；研究有助于理解如何通过减少早期估算偏差、准确考量决策者风险偏好来改进预测，并通过平衡和控制项目预算超支和使用不足，来监管公共资金分配。
　　从翻译角度看，和《巨型项目：雄心与风险》相比，《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指南》挑战更大。一是工作量上，前者原书正文只有120页左右，而后者近600页，因此可谓“大部头”，给翻译和校对工作都带来了极大挑战，每一轮校对都要花很长时间，对耐心考验很大；二是准确理解上，指南的每一章都是当前重大项目管理领域最著名学者的核心成果精华，理论性强，新概念多，准确理解要求高，翻译难度大；三是学术定位上，我们希望中文版能为中国重大项目管理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提供一本经典的学术指引。因此，翻译团队希望《牛津重大项目管理指南》中文版能真正实现“信、达、雅”的翻译要求。
　　例如，我们对书名中“megaproj ect”如何翻译进行了推敲。在《巨型项目：雄心与风险》中，我们将其译为“巨型项目”，主要是体现原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并与“雄心”与“风险”进行对应。但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其译为“重大项目”，因为这本指南覆盖的项目类型更广，探讨的领域更广泛，因此“重大项目”更能体现原著思想，也和中文语境下的常用概念更一致。另外，本译著中所发表的观点均来自作者们相应的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丰富这一新兴学科进行的学术探讨，难免有局限性，希望给阅读本书的读者带来启发或思考。
　　美国教育家Gilbert Highet认为，“书写得不好只是犯错，而好书译得糟糕则是一种犯罪（A badly written book is only a blunder. A bad translation of a good book is a crlme）”。为了做好这件事，我们决定把翻译工作变成重大项目领域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遴选了来自国内外10余个高校的一批有兴趣、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专注于重大项目管理研究的学者或者实践专家，有的和原作者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曾经是原作者的学生，对相应章节原文中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思想具有准确的把握。
　　本指南的翻译工作可谓是一个“重大项目”，从2019年年底开始启动，经过几轮翻译校、研讨，到2022年8月份才最终完成并移交给出版社，整个工作历时近3年，其间也经历了2020年初和2022年初、年末的三次疫情爆发。“工期”拖延的关键与其说是量上的“厚度”，不如说是我们对学术质量的自我“品质”要求。虽然在大多数高校，译著并不会被认定为重要“学术成果”，但所有译者还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完善。在此，十分感谢参与翻译的各位同事。正是这样的工作态度，使我们有信心让每位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读到原著的思想精髓，并和阅读原著具有同样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十分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和傅以斌教授在原书版权引进和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本书由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李永奎、欧阳鹭霞和韩一龙等组织翻译，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建设研究重大专项（19VDLO01）和重大项目（18ZDA043）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 71157，72162026，72161021，71971161，71901113，72061025，72101175，72001067，72071133），以及同济大学文科重大培育项目（22120220296）的支持。
　　各章节具体分工为：第1章，崇丹（上海大学）；第2章，曾大林、张学文（山东建筑大学）；第3章，李永奎、欧阳鹭霞（同济大学）；第4章，曾大林、李圣飞（山东建筑大学）；第5章，马亮、朱榴莹、孙梅梅（上海大学）；第6章，刘琰（南京大学）；第7章，胡毅（南京大学）、王沁岳（同济大学）；第8章，谢洪涛、郑俊巍、张云华（昆明理工大学）；第9章，台双良（哈尔滨工业大学）；第10章，何清华、李洋（同济大学）；第11章，罗岚（南昌大学）；第12章，傅永程（天津大学）、张丽晗（河北工业大学）；第13章，马亮、朱榴莹、胡阳阳（上海大学）；第14章，何清华、李洋（同济大学）；第15章，翟曌（长沙理工大学）；第16章，台双良（哈尔滨工业大学）；第17章，牛衍亮、王珊（石家庄铁道大学）；第18章，王东奇（哥伦比亚大学）；第19章，张艳、潘曦宇、李永奎（同济大学）；第20章，郑俊巍（昆明理工大学）；第21章，刘琰（南京大学）；第22章，方建（同济大学浙江学院）；第23章，张樵民（郑州大学）；第24章，陈少春（AEC（）M）、翟曌（长沙理工大学）；第25章，牛衍亮、李慧敏（石家庄铁道大学）；第26章，李永奎（同济大学）、胡毅（南京大学）、韩一龙（同济大学）；第27章，贺帅帅（牛津大学）。特别感谢以上翻译人员。全书校对由同济大学李永奎总负责，同济大学韩一龙、欧阳鹭霞、王梦琪、王沁岳、阮丹宁、潘曦宇、曹玲燕等在校对和翻译组织工作中，也承担了大量工作，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的乐云教授、何清华教授以及南京大学胡毅副教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最后，对同济大学出版社领导、编辑及其他给予各方面帮助与支持的同志，致以诚挚谓谢意。
　　书中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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