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商帮：全新修订版_王俞现_9787559669018

一部追溯中国商帮从明朝到现在600年脉络的大著作，是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商人命运史，更是一部鲜活的政商博弈史。在中国商帮、商人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纠缠博弈从未曾停止。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中国商人群体每一次的崛起、没落与再出发都离不开政商博弈，更受制于社会的开放或封闭。什么是600年政商关系中的变与不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能走向何方？政商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商帮史能给当代商人怎样的启示？本书整合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官宦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多种角度，为你一一解开这些问题，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带你从时空看中国商脉走向，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与未来命运。

自序长期以来，中国商人给人一种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政商需要协和，但边界在哪里？时至今日，中国甚少有百年商业家族，是外来侵略打乱了这一进程，还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因使然？一部中国商帮史堪称一部政商关系史，如果不能够从政商关系的角度切入审视中国商帮乃至商人的历史命运，就难免失之偏颇，但历史业已形成的惯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的政商关系演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会走向何方，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中国商帮史能给出怎样的启示？但要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如果仅仅关注政商关系，又难免有没有抓住要害之惑，怎样才更接近政商关系之本质？种种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基于对中国商帮起承转合历史的梳理，我们希冀通过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根源与逻辑的剖析，为当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以及探视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提供一种思考路径、镜鉴抑或诠释的方向。从时空看中国商脉走向通读本书，古今对照，悉心揣摩，时空穿梭，你会对中国600余年的商业脉络及走向有一个整体印象。它赋予你的将是另一双眼睛，让你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徜徉明清以来的中国商业史，而一旦你的时空观被打开，你对当下及未来的商业事件、走势，或许会生发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研判体系。对中国商帮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更替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追寻，构成本书的主要脉络。为什么是明朝而非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区域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是本书首先涉及的命题。普遍的说法，明初的“开中”（一项重要的食盐专营制度）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山西商帮的出现。问题是，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没有催生商帮萌芽，而到了明朝，商帮为何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萌芽了？历史总有其微妙之处，业已沉淀下来的林林总总的史料总是左右着人们的视线。哪些是表象的浮尘？哪些更接近于事实的内核？哪些是无关宏旨的具象？脉络与具象之间的逻辑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其实，中国商帮史的源起也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这一过程折射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共振的全球化图景。白银到底如何改变了明朝历史，中国商帮的诞生与白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本书要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 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同意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明朝。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是徽商取代晋商在盐业领域地位的时间拐点。当我们将一个个孤零零的节点通过商帮这一脉络串起来时，你会突然有一种恍惚感：历史的脉络竟然如此紧密地咬合在一起。到了清朝，由四口通商到广州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什么十三行商人中福建商人*为厉害？为什么D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上上海滩，首先得势的是广东香山商人？为什么李鸿章主持洋务时*早对香山商人十分倚重？香山商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就浙商而言，为什么以甬商为代表的浙商稍后碾压粤商而在上海滩崛起？何以粤商又有卷土重来力压浙商之势？两地商人是如何角力的？同是起义，为何太平天国运动将山西票号推向了巅峰，小刀会起义却风云际会地改变了整个福建人在上海的生存生态和命运？就这一脉络而言，为何近代海外侨商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人居多？洞察了这段历史，你就可以明白为何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时要率先在广东、福建两省创建四个经济特区，尔后又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口号。为什么说山西商帮是中国商帮史上绵延历史*长甚至堪称*伟大的商帮？在张之洞将汉口打造成洋务重镇之前，汉口是晋商的大本营，晋商是在何种情况下弃汉投沪的？这段历史与香山买办有何交集？山西票号凭什么能够无以取代地与浙苏金融势力在上海滩相安无事？在向近代金融业转型中，山西票商占据先机又错失，这与晋商自身的特点有何内在关系？为什么说江苏商人的根在苏州？苏商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做到极致的商人数量之多，何以是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尽管浙商几将中国商帮推向顶峰，为什么却说苏商是中国*接近中正的商人群体？两大商帮各有哪些特点？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疑问，这种追寻延展了本书的视野与容量，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社会经济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交织其中。我所尝试的，就是一一解开这些问题，为你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一部商帮史，半部开封史中国商帮史是多维度的，一部商帮史也几乎是一部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无论是以晋商为代表的陆路外贸商人，还是广州十三行里的闽粤商人，抑或上海开埠后逐鹿上海滩的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海路外贸商人，无不是外向型的商帮群体。尤其山西百年商业家族比比皆是，为数不少者与对外贸易有关联。当对外政策开明时，商帮群起；当对外政策晦暗或封闭时，海盗横行。一开一封之间所致他们命运之悬殊，对比强烈。在明朝，中国海商绝大多数时候以海盗商人的身份活跃在海外贸易中。他们甚至武装走私，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的角力，成为这些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的他们，*后一个个身首异处，书写了魔幻般的悲剧人生。历史上的中国海商似乎走不出某种宿命，这种宿命背后其实站着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其间的较量和碰撞对中国海商命运乃至整个朝代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的逻辑是什么？为何后来戛然而止，甚至连档案都遗失了？随后，在事关开放的问题上，为什么身处北方的山西盐商家族内处于朝堂的官员在面对弹劾时能够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而远在东南的以福建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在主战主和问题上能够逼死一个主战的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甚至连四任首辅老臣的主战派人物也*终掉了脑袋？这是开与封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是中国海商走不出宿命的根源所在。整个国家的格局与命运也与此共振。及至西方殖民者用枪炮逐步洞开中国门户，朝贡与私商走私体系崩溃，西方殖民体系取而代之，并伴随租界从沿海沿江向内地辐射、海关管理权被英国所攫取，中国主权尽损，关税权尽失。开放，意味着对内改革，通过改革，不断加快开放的步伐。1571年，山西官员王崇古在张家口广招四方商贩；1617年，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在两淮盐场推出“纲运制”盐业新政；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告示，商人每年缴纳一定银两，可以官商的名义包揽对外贸易，及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但开放并非没有限度，鸦片战争后，茶、丝等曾为中国带来贸易顺差的传统外贸强势产业，逐渐因订单掌握在西人手中而假手买办，操纵于西方国家之手。胡雪岩的传奇是清朝本土商人与西方国家一次彪炳史册的商业对垒，中外勾结加之中法战争的军事干扰令胡雪岩一败涂地，从此中国丝业再无对抗西方渗透的商业势力，中国茶商、茶农损失惨重。伴随汉口的开埠，以及对俄国的大力度开放，晋商在北方陆路丝茶贸易中的地位一朝中断。晋商是中国*具战略眼光的商帮，在撒手外贸时，已经找好票号的备胎。在逃亡国外十余年的维新派梁启超眼中，“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但中国唯一有历史、有基础能“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也只有山西票业。山西票业是中国草根独立成长起来的金融业，在1904年以前几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之下，也是中国本土唯一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产业。在中国门户越加开放、西方银行业长驱直入的情况下，票号分布区域之广、数量之多，仍为国内外银行、各大钱庄所不及，这就是山西票商得以“汇通天下”的秘密。及至辛亥革命，诸多票号因被抢劫导致存贷失衡而逐渐失去往日声势，日本侵华又进一步挤压票号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失去*后一道闸门。至此，中国完全沦为西方商品加资本的跑马圈地之所在。只是香山侨商在上海百货业的强势崛起，中国才借此在零售等产业挽回些许颜面。以此，你可以一目了然中国之所以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历史逻辑。从特区、沿海到内陆、沿边，从自贸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到中欧班列、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从以引资为主的开放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中国昂首开放，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士商勾连是中国的灾难有关中国商人，*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其明证是，在古籍里“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居于*后一位。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这是抑商的体现。在笔者看来，抑商恰恰证明商人势力过于强大。士农工商，不可否认在古代存在这种排序，但远难言是常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农民闹革命，而不是商人或地主，这里面没有宏大的道理。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基本是农民而不尽可能是商人。义与利、士与商，在传统中国向来格格不入、泾渭分明，但到明朝，给商人写墓志铭不再事关体面而成为务实的象征。曾任河南知府的萧元吉、心学大师兼官员的王阳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李维桢，都要么为商人撰写碑记，要么写墓志铭，要么立传。以李维桢为其立传的李汝衡来说，李家世代经商，靠长途贩卖丝绸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几乎垄断了湖北一省的丝绸市场，拥有舟车百余。李汝衡拥资巨万，同时乐善好施，极为慷慨，这一点为李维桢所推崇。如此局面也体现在晋徽商帮的县志中。明朝徽州《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徽州、山西商业发达地区均在史志中出现有关商人在社会排序变化的描述。王阳明靠批驳朱熹之说而自成一统，有半个圣人之说。作为浙江余姚人，他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对后世影响较大。在王阳明眼中，士好利，比商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异其名而已。[原文见《节庵方公墓表》：“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 在明朝，宦官专权及低薪制度让整个文官集团也有代言商人的倾向，而明末从精神上承袭了王阳明一脉的东林党，表面看是一个士绅集团，实际却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商人利益的传声筒。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商人甚至充当起连接清政府与外国贸易商人的中介角色。作为政府授权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总商就有代表清政府行使集大清国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于一身的权利，这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到洋务运动时期，在各方掣肘下，与洋人打交道熟稔的商人被各方推到了上海知县的位子上，以中兴大臣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大臣倾力招徕民间买办及其他来自船、丝、茶等行业的商人入股办理近代工业事宜，这些风云际会之下的事实几前无古人。状元张謇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看中而奏派去做实业，也成为时代的*强音和风向标。清末民初，士商边界模糊，在代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逐渐瓦解之时，从士绅中孕育出了绅商。1904年，在旷世官商盛宣怀授意下，近代意义上D一家打破区域之限的商人组织—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商人D一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出现。随后，各种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并在辛亥革命中事实上扮演了清朝掘墓人的角色。士商结合在特殊、少见的历史节点具有积极意义，但当士商合流掌权，将农工置于一边，特权横行，就意味着社会灾难。如果未能有效、及时地阻止，他们往往脱胎而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团。山西八大商人，因在明末战争中暗中接济清军而在清初成为皇商。盐业是明清时的主要税源，到清朝中期，两淮盐场越发成为特权者的游戏场所，腐败滋生，盐价高企，百姓怨声载道，恶化为社会毒瘤，以致执掌此地的官僚及代表性商人被肃整。主导此地盐业的徽商兴于盐，也败于盐，而八大商人中被“赐产张家口为世业”的范氏家族，因亏欠户部银两，*终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清朝洋务运动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打着自强的旗号，但综观洋务派，自身却蜕变为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与其商业代言人及幕后西方殖民者上下其手，成为大清国的蛀虫。这一现象*明显地体现在李鸿章和盛宣怀两人身上，两人与殖民者及其代言人眉来眼去，甚至与虎谋皮，策划并导演了后来让清廷颜面扫地的“东南互保”。这两人，一个被人讥讽为“宰相合肥天下瘦”，另一个被人描述为“一手官印，一手算盘”，身后留下的财富之多，都到了需要用三四年时间统计的程度。盛宣怀隐忍持重，能屈能伸，游刃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以及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以实干家的角色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但在商业伦理上，他又极尽能事，成为政商边界不清的*大受益者。他亦官亦商，官商不分，以公营私，化公为私，亦公亦私，与胡雪岩一样大发国难财，酝酿而出的是整个商业体系乃至社会规则的大溃退，由此结出的恶之花将整个社会带向崩溃的边缘。户部尚书阎敬铭称，胡雪岩“*善交结官场，一身兼官商之名”，晚境凄凉，盛宣怀则背负着“误国首恶”的骂名留在《清史稿》中。洋务派本代表着冲破传统的新兴势力，他们有志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他们一边打破，又一边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公的角度说，授予洋务企业以专利权，使其开始即为仅惠及少数人的“私家花园”，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为之阻塞，洋务在短时间内难以普及，进而错失近代工业发展的机遇期。从私的角度说，洋务派将政策*大限度地利己化，披着官督商办的外衣，将洋务事业固化为效忠一个人、一个集团而非一个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洋务派无力挽救清朝于水火的根本原因。作为这种惯性的延续，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问题表面出在军阀割据上，深层次则是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大混乱，一家或几家之私俨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国民政府没有能力遏制这种局面的发酵，四大家族顺水推舟，俨然明朝晋商政商家族、晚清席氏及盛氏等政商家族的放大版，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失衡，*终由共产党出手团结工农、以公抑私而终结。士商势力过大，唯有工农结合，方可以与士商形成新的平衡。在中国，公与私是平衡社会的两大经纬，谁能够把握这种平衡，谁将执掌江山。民国时，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但投鼠忌器，*终因不敢拿自己人动手而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商业抑制过甚，及至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社会再度陷入失衡。公私合营是对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积聚历史的反正，用力可能过猛，但与此前的积重难返或是对应的。或者说，公私合营及消灭私有制缓冲了公私不分在中国的弥漫。如今，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各地商人大会方兴未艾。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是中国当下对待企业家的基本格调。激发、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强化对企业家的爱护和尊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中国远不满足于此，正在以“亲”“清”为核心，致力于把权力关进铁笼子，简政放权，重塑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边界，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政监察队伍与体系，以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为双方往来建立防火墙，这注定是开创性的。无论中国社会阶层如何演化，士商或官商勾连历来都是中国潜在的*大社会风险。农民起义是显性的，官商勾连是隐性的，隐性的社会影响与恶果往往比显性的更甚。对个体商人的命运而言，士商勾连是中国商人的牢笼，历朝历代与权势走得过近的人，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就是关系人命或声誉的大事。所以为商要远视，要以走远路的心态，不谋一时之利，自动远离权钱交易，不偷税漏税，行正路，方能长久。大商要有“中”字思维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和“度”的社会，凡事谋求平衡、和谐。尽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讲，地主被消灭，农民也富不起来，有其道理，但地主富起来，如何为富也仁，同样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一个能培植中气的社会，才能周身协和而接近理想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京东创始人刘强东2017年有关中国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这是整个中国人特别是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的一番话，虽然听起来刺耳，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当然，2021年2月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社会本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的一分子，如果贫富分化问题过于严重，一旦有所变故，损及的是整个系统，富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大限度地让更多人走出贫困线，就是对改革开放成果及富人的*好保全。中国面临种种的共同问题，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但重中之重还是贫富不均及社会失衡问题。有人指望于中国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来，思路没错，但贫富分化并不会借此自然解决。解决贫富问题不应只是政府的工作，有大历史观的商人要有力所能及的担当。李嘉诚讲，他追求的境界是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冯仑对此的理解是，在发展事业时要让自己强大，在做人时要让自己矮下来，矮到无我，让周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压力。在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商人不能将自我矮化到人群中，要站起来有所担当，才能融入社会，真正消除贫者与富者之间彼此的压力感。马云也有所进化，在恒大、碧桂园、万达等企业俯下身子参与到中国消灭贫困的社会战役之后，2017年12月，他宣布成立脱贫基金，准备用5年投入100亿元，组建一套组织保障体系，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全面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去，并将此确定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和战略性目标。他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但我们应该先富帮后富，我们的员工可能是中国*有钱的员工，所以我们不能为富不仁。” 马云的这番话是妥帖的，堪称表率，这是匹配他在中国商界地位的历史担当的。但凡大商都要有站在政治的立场考量商业的敏感和情怀。中国共产党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一是反腐，二是扶贫，都很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决定为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贡献力量。前几年李嘉诚跑路传闻甚嚣尘上之时，社会上盛传他的一种观念，商人不要觊觎政治，“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种说法又未免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撇得太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李嘉诚曾稳居华人首富的宝座，这本身也是他审时度势、顺应国势的产物。如果没有对国势的顺应，没有政治加持，何来其在大陆囤地、坐收时代发展之红利的好事？商业是有其政治道义的，不可能需要时为自己搽脂抹粉，不需要时就变脸。政治也是有其时代性和人性的，如果无从把握政治的时代性和人性，也就不可能精准把握蕴含其间的商业时代性和人性。政治的时代性不能过于突兀，不然可能会造成商势的顿挫与政商关系的紧张。无论政治还是商业的道义，都以顺应时代为要，都讲究艺术效果。 “中”字思维不仅体现在维系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平衡之中，也深刻烙印着把握公与私平衡的命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取舍有着与时俱进的审视维度。从全面脱贫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里程碑。资本横冲直撞与无序扩张，与这个时代的鲜明属性格格不入。要瞒天过海掀起资本的盛宴与狂欢，会显得格外唐突。蚂蚁金服、联想、滴滴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做企业，要有关切国家经济、科技、数据等各个层面利害的自觉，不能有携大自重、携洋自重的侥幸。尾大不掉，于社会终是毒瘤，于人于企注定是一出悲剧。把握行业之势是顺势而为，但*大的顺势是顺国之势，顺国势就要有国家和人民立场。没有国家和人民立场，将一部分人的利益凌驾其上，就难免摔跟斗，遭遇滑铁卢，轻则口碑尽失，遭遇顿挫，重则破产重组，物是人非。这是一个资本与政治需要重新耦合、找准彼此尺度与火候的时代。真正的大商不可能伟大于一个孤掌难鸣的时代，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商业代言人，更要是一个时代人性与风向的洞察大师。但凡大商，唯具有纵深的商业史观，才更容易知深浅、晓分寸地把自我安放在时空的某个坐标中，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前承何事，后启何向，进而才可能试着在商业史上为自我留下一席之地，对后世有一个交代。使命与担当之考问在新型政商关系之下，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容纳就业、依法纳税，历史将铭记那些在大的历史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产业奠基人、开拓人，如果他们再有商业思想、家国情怀，那更是难能可贵。广东十三行里的伍家，尽管富贵，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把持力，从事鸦片贸易，于民于国，终不光彩。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举办诸多实业及慈善，但他以官商身份游刃于公私之间，影响殊恶，尤其是在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渗透个人利益，将国家利益捆绑到个人利益的战车上，怎么批判都不为过。解放战争，让中国重新走上独立、自主之路。改革开放，让中国迈向复兴之路。这是中国走出鸦片战争以来被欺凌历史和洋务运动失败渊薮的奋斗结果。如今，中国国有经济在卫星导航、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高铁、核工业等高精尖技术领域，民营经济在5G、新材料，以及移动互联网、AI+电商、支付、物流、共享单车、无人驾驶、无人机、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从一路跟随到逐渐领跑的历史演进，令全球为之瞩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高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善如流，不断将有关新经济及各隅发展的建议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D一次真正与全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有领跑之势。中国崛起的速度，史无前例。美国露出狰狞面目，不惜鼓动西方盟友围堵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更反衬出中国进步之神速。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中国人屏气凝神，团结一心，同甘共苦，而不是做带路党。在明清商帮史上，开放和局部战争的大和平环境孕育了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诸多百年商业家族，只是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打乱了这一进程。是时，中国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重启升势，正有望迈上凌霄。从商帮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或处于600多年来堪称发展局面*为平顺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反省，不能允许屈辱的战争再次打乱中国的发展进程。惩治贪腐、捋清政商关系、消灭贫困等，都是深谋远虑的长治久安之举，这是与晚清、民国截然不同的气象。未来，百年商业家族在中国群起，只是时间问题。当这一天来临时，或许以下四个问题仍将拷问着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你们会有摒弃无原则趋近权势、利害而走远路的自省、执着吗？你们会有为富也仁、以其无私成其私的大历史观和大担当吗？你们会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商业利润与国家利益双轮驱动吗？如果向你们提出上述三个问题，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厢情愿、一派胡言吗？每个有抱负的中国商业领袖都要有身后意识，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传承或开创的商业商脉，对于定格自我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的潜在意义。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中国商帮史上留名的工商业英雄，每一次温故和分享他们在不同节点的起承转合，就像与他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也将此书献给那些推动中国工商业文明进程的现代商人，他们正在创造当下，并将凝固成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空背景下中国商业史的华章。王俞现 2018年3月19日初稿 2019年7月11日再稿 2023年2月15日修改

D一部分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年（上）中国区域商人被称之为“帮”始于明朝，得益于明朝开国之初的盐业及屯田政策。中国北方安全问题比古长城的历史更为久远，这两个政策是明初北方屯军百万的结果，也承袭了面对同样语境的宋朝经验。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始于1370年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是年，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开始实行。 *早成“帮”的区域商人当数晋陕商人，但当盐政由开中制走向折色制时，酝酿了中国商帮史上D一次区域商人势力的更迭，徽州盐商后来居上。明朝是白银超越纸币、铜钱演化为本位货币的朝代。盐政推助了这一进程，又反过来被倒逼转向。徽州盐商崛起的背后，既是白银货币化驱动的结果，也存在地缘人情运作的痕迹。盐业的利害，充斥着政商博弈。山西盐商家族对明朝内政、外交政策及人事布局影响之深，在商帮史初期就达到一大高峰。官商勾连所形成的权贵当道，孕育着破旧立新的气象。1617年，盐业新政“纲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山西盐商家族势力，徽商*终实现了在盐业领域对晋商影响的覆盖。 D一章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流淌着杀伐和霸气血液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元朝打下了基础，他的后裔却将江山葬送在中国历史上出身*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手中。如何建设一个新政权，承袭前制成为朱元璋的现实选项，尤其是在如何协调处理北部边区的盐业政策和屯田政策上。由此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催生了近水楼台的晋陕商人的崛起。屯军百万：一个古老的趋势 1368年，欧洲大陆和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中。英法两个冤家断续116年（1337—1453年）的战争，尚未进入中场，而在中国，农民揭竿而起，颠覆旧朝代，拥立朱元璋为新主人。朱元璋眼看元朝残部盘踞在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无一日不思而剿之。扩廓帖木儿的大本营尚设在太原，对明政权构成近在咫尺的威胁。1369年，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折损其兵力4万，令其仓皇从太原逃向甘肃。再一年，甘肃与陕西一并被明朝收复。尽管明朝对北元军队采取强击之势且有所胜利，但北部边区仍存在20万北元骑兵，时刻威胁着明朝安全。1372年的一场大战，明军大败，由此拉开明朝以修整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明朝百废待兴，持续用兵，财政力有不逮。朱元璋自圆其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朱元璋：《皇明祖训》，见[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卷之八》，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 他告诫后世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同上。]，并特别嘱咐，要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安南国（今越南）、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从更长时空来看，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比长城的历史更为久远。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筑起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从汉武帝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到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不约而同修筑长城，如影随形的都是同样的命题。但长城千年的修筑、修缮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华夏民族来自北边的安全问题。《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中国北部“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连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各处”。这一东西走向的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同上。]，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是在山西起家的。] 北宋初年，宋朝曾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到长城以北，结局是全然失败。1004年，在交战获胜的情况下，北宋拱手而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 1044年，再签城下之盟。对此，黄仁宇评论道：“它（赵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他的结论是，“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尽管告诫后世要与四邻择善从之，但朱元璋也不无警示地说，“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危险的心腹之患”。[[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昇看来，“明王朝是东亚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并向它纳贡。当时俄罗斯帝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或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耿昇：《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载《中华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长城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却并不具有连贯性，明王朝只在事实上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尽管奴儿干（今东北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归化（今呼和浩特）、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期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张书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相继在北边建起九边镇（九个关口），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宣府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治所在今山西宁武），承东启西，位于中枢地段，隶属山西行省管辖。当时山西行省远较现在山西省广阔，包括今河北张家口、承德，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居于明朝北部边界线的位置。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说：明朝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危险地段的局面。 *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肆赴边而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为防御，朱元璋曾在北边布置100万军人，这几乎是明初军队的总和。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86万士兵，配备34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如此规模的军人驻扎在北边，如何提供后勤保障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及其拱卫北京的战略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倾斜有加。太原人杨宪，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投奔他并做了他的幕府，随后被委派回乡当了行省参政。1370年6月，他向朱元璋提出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这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从陵县（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运送到太和岭（在今山西省朔州市），路途遥远，费用不菲。杨宪认为，与其这样，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百余斤）米，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1斗约合15斤，约200斤）米，政府给予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盐引（200斤），同意其在划定区域内贩卖。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商人和农民各得其所的建议，直面各方痛点。如果所有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招募人力，但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朝来说，并不现实。如果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在征民运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为透彻。建国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为业，徭役和赋税免征三年，并下谕中书省大臣：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一石三鸟，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军饷供应、边区政策或国家征税有关，也因此奠定了山西、陕西、徽州等与盐业关系密切的区域商帮的萌芽与兴起。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之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予他们生财之道。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以盐税做抵押，换取民间对防御和战争的投资。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作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逻辑可以形成闭环。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清《嘉庆两淮盐法志》。]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方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向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区域销售权。换句话说，官方通过盐业运输、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由盐做介质的空间转移。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尔后又在更大区域的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大同，俨然具有先行先试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未曾中断。1371—1412年，宣府五个卫所因为没有设立边仓，官军每年的俸粮靠大同供给。到1413年，宣府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方授命到顺天府中纳盐粮，这也是晋商*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同上。]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侵扰，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内蒙古境内）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方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屯军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明政府一度将各种生产资料、货币工具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种局面的实现，除与盐政有关外，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的屯田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屯田制分为军屯[军屯就是明朝卫所制度的自给自足。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兵制，大的兵区叫“卫”，小大约以5600人为一卫，1128人为一所，112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即“总兵官”，予以统率。战事结束，总兵官交出兵权，军队回归卫所，这一制度类同于唐代的府兵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民屯和商屯。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吸纳屯种的官兵人数*多，垦殖范围*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甘肃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万名军人，屯田253万亩。时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此相仿。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万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垦耕自给。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初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明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军政建制的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会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扎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押解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宿小妹、李三谋：《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从商之路。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得以实现（桂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上。]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其中，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朱棣时达到一个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柳思维编著：《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生于1516年，曾“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商淮浙间”，成为巨商。冯天禄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以儒学为业，发展成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翁的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侯文正：《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载《文史月刊》2006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出任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不失敏感的商人也加入这一队伍。他们自筹资金，在长期固定开中的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田冰：《明成化至正德时期北方边粮供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市）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中形成。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境内）、雁门关（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开中纳粮扩展到宁夏。为路途遥远而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须纳米麦四斗，当地人则须五斗五升。秦晋之好，早在春秋时就已传为佳话。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共同到达的地域，建起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地缘好合的两省商人抱团打天下的意识。以盐做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仅在于生存或者销盐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多、视野广、信息灵，便于在长途贩运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的种种商业机会。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今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何以是明朝中国早期商帮史的发展，*为明显地体现在山西盐商的崛起上。诸多专家学者将开中制、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这自有其道理，但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明初的盐业及屯田政策并非明朝的原创，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折中制的沿袭。如果盐政、屯田制能让山西商帮萌芽，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存在这样的语境，为何商帮未萌芽于彼时？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那就是有一种超越宋元之外的牵引之力或者说变量，*终促使商帮兴起于明朝。明朝在经济领域有四大突出特点，一是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在明朝业已形成；二是中国手工业私有化完成于明朝；三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四是以白银为纽带，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和晚明的一口通商对贸易及经济发展的推动。明初，朱元璋命全国府、州、县修桥治路，京师到各行省建立陆路交通干道。水运较之前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朱棣在位时浚通临清至济宁北段的会通河，嘉靖时又修复通惠河，大运河由此从杭州至北京全线贯通，成为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交通要道。明朝初年，盐业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动了国内长途贩运贸易，这与宋元盐、粮一直是长途贸易的主角没有太大差别。到明朝中后期，长途贸易的内容变成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江南、华南、华中、华北和西北五大经贸区域在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形成，它们之间的频繁贸易意味着中国国内大市场的*终形成。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时期，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朝。明朝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至明朝后期，除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摆脱官方控制而成为民间手工业。明朝的私营工商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工业产品产量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官方用令周边国家朝贡的方式垄断对外贸易，但所需的手工业品多来自民间手工业作坊。与此形成映衬的是官营工业不断萎缩。官方冶铁业在正德年间以后迅速衰落，万历时*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虽说民间禁止开采金银矿，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在景德镇的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明后期，京郊门头沟的煤窑很多，官窑只有一两座，其余都是民窑。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成为本位货币，这也是观察商帮兴起于明朝的一个核心判断。白银在推动中国商帮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初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之中，尔后体现于以漳州商人为主体的闽商崛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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