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纹变迁史：从魔鬼的标记到流行的元素

定　　价：238 元

• 作者：[法]米歇尔·帕斯图罗 著；康利霞 译
• 出版时间：2024/1/10
• ISBN：9787552041149
• 出 版 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J509.1 
• 版次：1
•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本书以“条纹”为主题，讨论了这一图案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意义，从早期的服饰图样，到后来的家具装饰和人行横道斑马线等，条纹图案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其象征意义也从恶魔的象征、下等人民的标志等转变为流行时尚的符号，代表着自由、快乐和活泼。在中世纪，条纹尤其是无序的代名词，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文化背景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条纹变成了有序和有组织的载体。本书作者从条纹这一特定对象出发，引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对特定内容的不同思考，是一段极具社会学意义的历史探究。

编辑推荐

• 一本为“条纹”而作的“传记”！近百幅彩图演绎数千年来的条纹变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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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史教授、西方符号学专家米歇尔·帕斯图罗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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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首次出版于1991年，至今已被翻译为42种语言，于2021年推出全新版本，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和修订，对插图进行重新构思、排布，更换了一部分，并配上新的传奇故事，本次中译本即以2021年新版为底本。

作者介绍

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 1947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历史教授、西方符号学专家。帕斯图罗教授发表了大量著作，包括关于颜色、动物、符号和圆桌骑士的历史著作，他还写了关于徽章和纹章的著作。

文 摘

II条纹织物：魔鬼的织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呢？为什么条纹会这样名声败坏，而穿它的人要被众人所唾弃呢？ 19 世纪的一些学者认为，人们之所以谴责加尔默罗会斗篷，是因为它是来自东方的斗篷、穆斯林的斗篷，是一种条纹的带风帽长袍——就像我们今天在伊斯兰地区看到的。传出这样的丑闻，可能是源于曾有基督教修道士穿着与非基督教徒一样的斗篷。时间再后退几十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不也因为在其巴勒莫宫（palais de Palerme）像“撒拉逊人”一样生活和着装而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吗？而且，从 18 世纪开始，加尔默罗会修道士也曾多次解释道，他们“耻辱”的旧会衣是叙利亚的伊斯兰当局强加给他们的，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基督教修道士穿白色服装（根据《古兰经》的传统，白色服装象征高贵与纯洁）。这是非常历史主义的解释，几乎算得上是实证主义解释，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所有的来龙去脉，因为它仅限于简单的种族或宗教层面，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化现象。

 

确实，加尔默罗会丑闻绝非个例。在东方，有一些其他人群或个体，也同样因其所穿的条纹服装而遭受不公。因此，加尔默罗会斗篷丑闻的根源与缘由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一份完整的历史资料——条纹的离经叛道或名声败坏不仅体现在修道士的服装上，还体现在行吟诗人的长袍上、君王的袜裤上、宫廷小丑的袖子上，甚至体现在教堂的墙壁或动物的皮毛上。

 

我们暂时再回到服装领域。自加洛林王朝末期以来，大量种类繁多的证据都强调了条纹备受歧视的特征。当然，在这方面， 13 世纪下半叶加尔默罗会的相关资料最全面、最详尽，但是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不少规章制度也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在中世纪的西方穿着条纹服装是多么可耻。

 

首先，主教区会议、教省大会与普世公会议的教谕都三令五申地严禁教士穿双色服装，无论是两种颜色各占一半的，还是条纹的，抑或是棋盘格的。直到 1311 年，制定了很多着装规则的维也纳公会议依旧再三强调这些禁忌不可触犯。但这也从侧面说明，尽管惩罚严厉，这种现象仍然在很多教区屡禁不止。于是， 1310 年，在法国鲁昂（Rouen），一个名叫科林 • 达里希耶（Colin d’Aurrichier）的鞋匠（“据传是教士”）被判死刑，因为他结了婚且“被发现穿着条纹衣服”。从那以后，条纹成了所有教会群体抨击的对象，尤其是色彩鲜艳的，比如红色、绿色、黄色，因为这样会给人留下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印象。在制定规则的高级神职人员眼中，没有什么比这更无耻的了。

 

其次，世俗社会中的惯例、法律和规章制度也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类别的被弃绝或排斥的人群可以穿双色服装：两种颜色各占一半或条纹款式。根据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习惯法以及著名的《萨克森明镜》（1220—1235 年间萨克森法律汇编集），这样的服装只适用于私生子、农奴和囚犯。同样，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各大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古罗马）限制奢侈法和着装法中，被允许穿条纹服装的或者是妓女，或者是行吟诗人和宫廷小丑，或者是刽子手：要么穿整体为条纹的服装，要么更常见的是着装中的某一部分为条纹款式：妓女的披肩、连衣裙或细绳饰带，刽子手的袜裤或风帽，行吟诗人和宫廷小丑的（男式）紧身短上衣或帽子。这样的条纹随处可见，主要是通过视觉上的不同来区分职业的高低贵贱。此外，尤其在德国的城市中，类似的规定则主要针对麻风病人、残疾人、“波西米亚人”、背信弃义的小人，有时还针对（但比较少见）犹太人以及所有的非基督徒。

 

这些限制奢侈和着装方面的法律（有些还有待相关的历史学家发掘）显然具有标榜道德规范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但同时还具备意识形态上的和社会上的功能：通过服装进行社会分层，每个人都应该穿着适合自己性别和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服装。在这样的歧视性分层系统下，条纹经常作为出类拔萃的标志出现，以最显眼和最强有力的方式（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强调着其对社会秩序的颠覆。它不是像某些城市或地区要求犹太人必须佩戴的金币形、星形或圆形饰品一样的图形，而是一种结构。如同几乎总是贯穿于中世纪的感官和象征系统中的内容一样，结构优先于形状和颜色。条纹，无论其大小和颜色如何，总是更加醒目——因此比黄色、尖顶帽或圆形构图更加“有效”。

 

最后，第三类证据来自常常对坏人或负面人物的条纹服装或独特标记进行描述的某些文学选段。这种手法在加洛林王朝时代的拉丁文学中已有运用，在12—13世纪的通俗文学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武功歌和宫廷传奇 （romans courtois）中。反叛的骑士、篡位的总管、通奸的女人、篡权的儿子、背信弃义的兄弟、残酷的侏儒、贪婪的仆人，统统都会匹配条纹纹章或服装。他们的条纹装饰会体现在纹章、旗帜、盾徽、马褡子上，或者更简单地体现在礼服、外罩衣、袜裤或头巾上。他们是斜条人，只需有这些“斜条”提示，读者即可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因文字而进入人们视线的这些叛逆型人物从13世纪中叶开始进入图像界，与长久以来出现在插图中的身穿条纹的所有臭名昭著的叛徒和社会弃儿整合在了一起。